来源时间为：1943-10-19
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延安文艺座谈会与会者合影（局部）
抗战时期的延安，不仅是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也是无数知识分子、热血青年心中的圣地。
无数怀着进步思想的作家、诗人、画家、戏剧家、音乐家……冲破国民党顽固派设置的重重阻挠，向这黄土高原上的偏僻小城汇聚。到1940年代初期，延安已形成了约4万人规模的知识分子群体，成为抗战文艺事实上的中心。
1942年5月，中共中央邀集文艺工作者80余人，在杨家岭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两次发表讲话。这篇著名的讲话，后来成为党指导文艺工作的方针。它首次明确而深刻地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对于今天的文艺创作仍不乏深刻的启示意义。
红色驿站
1936年的九、十月间，古城西安七贤庄一个牙科诊所，著名左翼女作家丁玲在这里秘密栖身。
丁玲平日里帮着诊所做些杂务，不敢随便走出院子，百无聊赖时，就找些吃的逗弄诊所里的狗,那只狗叫“希特勒”。
牙科诊所的主人是德国医学博士海伯特，中文名冯海伯。因为早年在上海时，他曾给张学良治疗过牙病，就以张学良保健牙医的身份跟着到了西安，开了这间牙科诊所。
当然，这是公开的身份，海伯特其实是德国共产党员，1931年的时候被纳粹驱除出境，来到了中国。所以，他给自己养的狗取了那个邪恶的名字。
这间牙科诊所，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安的地下交通站。诊所里设备先进，海伯特医术高明，当真是门庭若市，也提供了绝好的掩护。
诊所所在的七贤庄是一座四合院式的平房建筑群，共有整齐划一的10个院落，对外出租。蒋介石在1927年背叛革命后，时逢乱世，社会动荡，人心惶恐，在此租住的文人雅士取魏晋名士“竹林七贤”之名，给这里命名“七贤庄”，寓意不言自明。
没人想得到，这个“避世”的地方，却是中国共产党“入世救世”的一个重要所在。除了转运医疗器械和大量物资，七贤庄还是大批仁人志士和爱国青年奔赴陕北苏区的“红色驿站”。
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残酷高压的专制暴政，腐败黑暗的社会现实，消极抗日造成的国土沦丧，让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和爱国青年认清了现实，他们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赶来，汇集到西安，再从这里奔向心目中那个革命的圣地延安。
延安却在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封锁之中。丁玲在七贤庄已经盘桓了一个多月，仍没有找到机会和路径，愈发落寞。
直到有一天，海伯特忽然嘱咐丁玲，多杀几只仔鸡，晚餐时多准备一点汤、点心和咖啡。到晚上，两位外国记者的到来令丁玲大喜过望，他们一个是丁玲的故交史沫特莱，另一个则是刚刚从陕北采访归来的埃德加·斯诺。
斯诺在陕北苏区呆了四个多月，采访笔记记了满满14个笔记本，以此成就了名著《红星照耀中国》。
见到丁玲时，《红星照耀中国》尚未动笔，丁玲和史沫特莱成了斯诺最好的听众。
斯诺用难以遏制的激情，语速极快地向她们勾勒着英雄史诗般的长征，描述着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坚韧不拔、英勇卓绝的伟大斗争，以及他们的领袖人物的伟大而平凡的精神风貌。
丁玲虽然早在1930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对这个政党和陕北苏区的了解，却远不及斯诺的亲见亲闻。她彻底被斯诺的激情感染了。
在与斯诺和史沫特莱分手后几天，中共西安地下党组织安排丁玲前往陕北，她满怀着投身革命的热情，终于在11月中旬找到了党中央。
丁玲是第一个从国统区前往陕北苏区的知名作家，受到了热烈而隆重的欢迎。
当时的中共中央还未到延安，而是在保安暂居。丁玲到达的当晚，中共中央宣传部就找了一间最大的窑洞，为她召开了欢迎晚会。***等中央领导尽皆出席，窑洞里的椅子不够坐，周恩来干脆坐在了窑洞的门槛上。
这样的礼遇让丁玲受宠若惊，她曾专门撰文回忆：
我是那么无所顾虑、欢乐满怀地第一次在那么多的领导同志们面前讲话。就像从远方回到家里的一个孩子，在向父亲母亲那么亲昵地喋喋不休地饶舌。
随后，党中央领导人又轮番请丁玲到家中做客。在***的窑洞里，***操着湖南话问这位同乡：“丁玲，你打算做什么呀？”
“当红军！”丁玲说。
***说：“好呀！还赶得上，可能还有最后的一仗，跟杨尚昆他们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上前方去吧！”
于是，丁玲换上戎装，跃马扬鞭，随红军来到陇东前线。不久，她收到了***通过军用电报发来的《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圣地洪流
就在丁玲到达陕北后不久，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了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中共从民族大义出发，居中调和，事件得以和平解决。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这也为更多的仁人志士和革命青年奔赴陕北打开了一道大门。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到了延安。自此，延安成为一个寄托着信仰、理想和自由的象征。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
背着行李，
燃烧着希望，
走进这城门。
学习、歌唱，
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
诗人何其芳用热情洋溢的笔墨描绘那时的延安。诗歌所表达的浪漫情怀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很多人在到达延安之前，对延安并无特别形象具体的了解，光是“自由”“民主”“抗日”这3个词语，就足以让他们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各地青年和进步人士激情满怀，或孤胆上路或拖家带口，形成了奔赴延安的滚滚热潮。
七贤庄此时已经成为公开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这里成为众多爱国青年投身革命的起点。据统计，仅1937年至1938年，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向延安输送的青年就有2万人。
当时西安到延安不通火车，有的人能幸运地搭上汽车，大部分人则是步行。油画家王式廓从武汉到西安后，被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编入一个十几人的队伍，步行奔赴延安。刚开始每天走几十里路就能找到旅馆，后来要走100多里路才能找到住所。就这样，在黄土高原纵横的沟壑中走了12天，一行人才到达延安。
文艺评论家陈荒煤是1938年9月到达西安的，他运气不错，搭上了一辆前往延安送棉花包的卡车。卡车卷着黄土走走停停，不断有前往同一目的地的人爬上车来。大家挤在一起，摇摇晃晃地颠簸着，但情绪却随着目的地的临近而愈加兴奋，最后索性扯开嗓子唱起歌来。
然而通畅仅仅维持了一年多的时间，国民党政府意识到了这股洪流的汹涌之势。为了阻止革命青年前往延安，国民党在西安至延安的途中先后设置了咸阳、草滩、三原、耀县、铜川、中部(今黄陵)、洛川等九处关卡，八百里秦川变成了封锁线。1941年以后，更有胡宗南40万大军把延安重重包围。
但这能阻挡得住奔赴圣地的人心吗？到1943年底，中共中央书记处统计，“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其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约7600人。”
一切艰险和阻挠反而增加了热血青年们对革命圣地的神往和虔诚，阻力都转为他们投身革命的决心，化成他们对理想追求的热情。
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国内政治形势更加紧张。著名诗人艾青就在此时踏上了奔赴延安的旅程。
艾青因参加左翼文学活动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1935年底出狱后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1941年，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对艾青说：“像艾青先生这样的人，到我们延安可以安心写作，不愁生活问题。”
一句话感召了诗人。
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帮助下，艾青和画家张仃、作家罗烽这三个国民党江苏反省院的狱友一同启程。临行，周恩来还送来了1000元盘缠，对一路行程千叮万嘱。
这三个人搞到了一张绥蒙公署高级参谋的通行证。张仃施展丹青妙笔，把通行证上的“一”字上下各添一笔，改成了“三”字。身材较高、气质儒雅的艾青扮作参谋，张仃充任秘书，罗烽则扮演勤务兵。每到歇息处，罗烽还假戏真做地忙前忙后，搬行李，打洗脸水，有模有样。
三个人混上国民党政府盐务局的汽车，由重庆到了宝鸡。在那里又碰上了正为如何去延安发愁的作家严辰、逯斐夫妇。画家张仃再次施展笔法，在“三”字上又添两笔，改成了“五”。一个人的通行证，成了五个人的护身符。
饶是这样，他们一路上还是经历了74次盘查，风险迭出。到了洛川、富县之间一片国共交界的开阔地带，人迹罕至。地平线上的一座碉堡是最后一个国民党的关卡。五个人按捺着激动的心情，屏息凝神地交验了证件。又往前走了许久，终于看到了手执红缨枪的边区儿童团，他们悬了一路的心终于放下来了。张仃一下子扑在黄土地上，放声大笑。
“同志们”
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延安张开怀抱，紧紧拥抱了这些满腔热情的理想追求者。呈现在这些旧社会的叛逆者眼前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
陕甘宁边区成立了边区政府交际处，专门负责接待这些初到延安的人。他们先被安排到西北旅社（中共中央招待所）或陕甘宁边区招待所，免费食宿。然后根据个人情况，或分配单位工作，或进学校学习。
延安在当时有30多个学校，包括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文艺工作者也组成了20多个艺术团体。古老的延安城充满了生机，版画、街头诗、墙报随处可见，抗日歌声回响在每一个山沟里，回荡在整个延安城中。
很多人在延安第一次被人称呼为“同志”，有的人觉得有些陌生、新奇，更多的人则为这个新称呼激动不已从此别人就这样称呼自己了，自己也可以这样称呼别人了。
刚到延安的陈荒煤被安排在鲁迅艺术学院。他曾回忆：“我刚到鲁艺的第三天，正是旧历年的晚上，我第一次看见了红五角星的灯，光辉地照耀着一群欢笑的脸……毛主席站起来，那样欢喜地亲切地向我们说‘同志们，今天我们很快乐’的时候，我止不住流泪了。”
在延安，衣、食、住都是供给制，虽说条件艰苦，却也衣食无忧。在所能获得的物质资料极为有限的环境下，来到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们一样享受着供给制的待遇，而那些已有成就和名望的文化名人，生活方面特别优待，还有数额不等的津贴。
1938年3月到达延安的作家徐懋庸当上了抗大的教员，每个月有10元的津贴，同时又在鲁艺兼课，另有5元补助。
须知那时，八路军内部师级以上干部，包括***在内，每个月的津贴一律才5元。而延安的物价也确实便宜，两角钱可以买一斤猪肉，一角钱可以买十个鸡蛋。所以徐懋庸说：“我是很富的，生活过得很舒服。”
关于文化人在延安的吃穿用度，最著名的当属冼星海吃鸡的传闻。
据说，在为《黄河大合唱》谱曲时，冼星海要求“每天吃一只鸡，不然一行也写不出来”。延安大学中文系教授朱鸿召认为，此说只有孤证，不足为凭，更像是冼星海的一句笑谈。即便这个笑谈是真的，冼星海谱曲《黄河大合唱》其实只用了6天时间，八个乐章一蹴而就。这部辉煌乐章若真是吃6只鸡就能创作出来，也算得上趣事一件。
不过，因为有了这个传说，冼星海还是被列为“延安四大怪人”之一。
在文艺工作上有天分和成就的人，往往个性鲜明，流露在言行举止上，就常有率性而为、乖张出位之举。“延安四大怪人”可以说是其中表现最鲜明的代表。即便是“四大怪人”都包括谁，也有多个不同版本，亦可见当时延安众多文艺名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