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事先没约定时间，罗烽、舒群都不在家，艾青也是过了半个多小时才回来。一听说***来了，他特意跑回自己的窑洞，换上一身西装，打上一条红领带，这才郑重地到萧军的窑洞里见***。三个人从傍晚一直聊到点起马灯。
艾青也是***格外看重的诗人，两人很快熟识亲热起来。
1942年初，***在和艾青的一次谈话中，忽然提到：“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
这时，延安文艺界的问题已经尖锐起来，一些文章和词句深深刺痛了从血雨腥风中走过来的革命家们。贺龙、王震都明确表示过不满，连一向宽厚的朱德总司令也对某些词句颇有微词。
“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艾青建议。
“我说话有人听吗？”
“至少我是爱听的。”艾青肯定地回答。
怎么开这个会，制定一个什么样的文艺纲领，却让文采斐然的***分外为难。他在谈话中对很多人讲过：“这个文章不好作！”
在延安，***手里有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著集《海上述林》，书的作者是瞿秋白。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慷慨就义。闻知噩耗，与瞿秋白互为知己的鲁迅抱病收集瞿秋白遗作，收入了瞿秋白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拉法格等人的文学论文，以及高尔基的创作和论文，合成《海上述林》。国内的环境容不得这本书出版，鲁迅就把书稿送到日本。书印好后，他精心设计了皮书脊、蓝绒面，挑选出装帧精美的两本，托冯雪峰转送给了***和周恩来。
睹物思人，***哀痛地怀念着志同道合的战友和知己：“怎么没有一个人，又懂政治，又懂文艺，要是秋白还在就好了。”
这句话，他对诗人萧三说过，对留法归来的作家李又然也说过。李又然还记下了这样一个让人动容的细节：“主席脸上立即显出愁容很深很深的愁容！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忧愁的脸！隔了很久，我又说：‘毛主席，什么时候文艺界开个大会，毛主席亲自主持！’主席始终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头深深地埋着。我怕他这么下去要累的。就说：‘毛主席，我走了！’主席这次没有送我。”
为做好这篇文章，***秉行了他一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做法。从1941年年末到1942年3月，他频繁地约请延安文艺界各方面人士谈话，调查情况，收集意见。
每次谈话，***几乎都要请人吃饭，先后有三四十位延安文艺界知名人士成为***窑洞的座上宾。
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草明、欧阳山3月底去***的窑洞时，正赶上食堂杀了一头猪，餐桌上有三个荤菜：炒猪肝、炒猪肚、炒肉片，都是在延安并不多得的美味。欧阳山时隔几十年后仍对那顿饭念念不忘。
在这次会谈中，***经过了近半年的调查研究，态度已经明朗，开门见山地讲要准备开一个会，与文艺界的同志们共同研究一下文艺工作的问题。接着，他针对性很强地对文学创作的立场、对象和作家深入生活、思想改造等问题，征询了欧阳山和草明的看法。
党的文艺政策已经浮现出了轮廓。
鲁总司令的队伍
一张薄薄的粉红色油光纸，上面印着几行字，算是当年延安的“豪华型”请帖了：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的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凯丰
这张请帖发到延安80多位文艺界人士手中。从1942年5月2日起所召开的座谈会，后来闻名于世，即“延安文艺座谈会”。
5月的延安，青山叠嶂，绿树环抱，风光明丽。
2日中午，延安文艺明星周扬、丁玲、艾青、陈荒煤、何其芳、刘白羽、周立波、华君武、萧军……汇聚在杨家岭“飞机楼”。
“飞机楼”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办公楼，当中三层，两侧一层，从山上往下看，如同一架张开双翅的“飞机”。人们依形而命名，都称它“飞机楼”。
***所住的窑洞，就在中央办公厅旁的山坡上，不到百米。按照***的生活习惯，他总是熬夜到凌晨，然后休息，中午正是他“早饭”之后。
中午1时左右，***从窑洞连接“飞机楼”的天桥上走过来，两条肥大的裤腿上打着显眼的补丁，上身穿着件薄棉袄，肘弯处还露着棉絮。
会场设在“飞机楼”底层南厅，是中共中央会议室兼饭堂，面积不过20多平方米。这时，摆了二十多条长板凳，80多人挤了个满满当当。
会场中央靠墙一侧摆着一张办公桌，铺块白布，权且作为主席台。
会议开始，***语出幽默：“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
“朱总司令”，人人皆知是朱德总司令，而“鲁总司令”倒是头一回听说。经***解释，方知是指鲁迅。***的意思是说，一支是武装的军队，一支是文化的军队，共产党要有文武两支军队。他用这样的话，论述文艺工作的重要性。
接着，***针对延安文艺界存在的这些思想混乱情况，提出了关于文艺工作的五个问题，即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熟悉生活问题和学习问题，交给与会者自由讨论。
开始时，众人比较拘谨，有了一两分钟的冷场。
丁玲捅捅旁边的萧军说：“你是学炮兵的（萧曾当过炮兵），你就第一个开炮吧！”萧军就站起来，挽了挽袖子，口气极大地开了头炮：“这样一个会，我看了情况就可以写10万字。我是相信罗曼·罗兰提倡的新英雄主义的，我不单要做中国第一的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的作家……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
萧军一如既往地桀骜不驯，狂放不羁。许多人对他的发言大发嘘声，表示不满。***却示意要大家安静，耐心听下去，并不时在纸上记下一些东西。
等到萧军长篇大论地讲完，就坐在他旁边的胡乔木“嚯”地站起来：“我要发言！”
胡乔木对萧军的发言进行了激烈的批驳。特别是针对萧军“文艺不受党的领导”的论调，胡乔木语气激动地说：“文艺需要党的组织，共产党不像一把椅子，可以自由搬动，它是有坚实理论基础的。”
萧军毫不示弱，马上回击。一下午的讨论，几乎就在这两人的争论中过去了。
5月16日，会议继续。
萧军前次的“炮”似乎还没放完，而且由于受到胡乔木的当场批驳，心中憋着火。会议一开始，萧军抢先发言，两个人又吵开了。
一直到吃完午饭，才到了其余的艺术家们充分表达观点的时间。
民众剧团团长、诗人柯仲平操着云南话，用他惯用的大嗓门说：我们民众剧团常年在边区农村演出，我们的团旗上就写着“大众艺术野战兵团”“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都很喜欢。你们要找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
柯仲平的话引得全场大笑。***也笑了，笑过又对柯仲平说：“你们如果老是演《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
从晋西北前线归来的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还穿着一身戎装，说话也像个将军一样铿锵：“这么多文学艺术家集中在延安干什么？应该上前线去，那里有写不完的人物和故事，那里正需要你们。来吧！谁到我们战斗剧社来，我举双手欢迎！”
“结论”
经过热烈的讨论，以至激烈的争论，延安文艺座谈会在1942年5月23日下午闭幕。那天，出席的人最多，“飞机楼”的会议室坐不下了，干脆改在门前的广场上举行。
到***作会议总结讲话时，已是晚饭过后，天色暗了下来。工作人员用三根木杆架挂上汽灯，人们围坐成一个椭圆形的大圈。
当时年轻的画家罗工柳就在主席台旁席地而坐。他记得，***拿着几页纸走上台时，嘴里还低声咕哝了一句：“文章难做啊。”但是一登台，***就展现出挥洒自如、自信从容的气度。
***做了个幽默的开场：“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
随后，***拿着提纲，洋洋洒洒地讲了三个多小时。他以“为群众、如何为群众”为题，针对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和争论的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说：“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具体讲，就是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由此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的革命文艺路线、方针、政策，解决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源与流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以及文艺批评的标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两次讲话，都只有一个提纲。文稿是由胡乔木根据自己的笔记，与速记员的速记稿比照整理而成。5月2日的讲话，作为《引言》，5月23日的讲话，则是《结论》，两部分合成了现在能够读到的《讲话》文本。
胡乔木的整理稿交给***之后，***又反复斟酌推敲，仔细修改。***对这篇他深感“难作”的文章极为慎重，很长时间都没有公开发表。他还托人把文稿带给在重庆的郭沫若和茅盾，征询意见。
郭沫若后来让人带回了四个字的评价“有经有权”。“经”指的是普遍规律，“权”是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据胡乔木回忆，***对这个评价很是欣赏，认为得到了一个知音。
直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的1年多，1943年10月19日，为了纪念鲁迅去世七周年，经***仔细改定，《讲话》才全文发表于《解放日报》。
而按照《讲话》精神指引，延安文艺界的创作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时期。
一大批作家、艺术家背起背包，奔赴前线，与人民和战士同呼吸，共命运，他们的创作激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战斗中得到释放。《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种谷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一部部为人熟知的经典之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百花争妍。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至今已近70年，成为了党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时至今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仍散发着灼灼光华,“为人民大众”的文艺方向和“深入生活”的创作道路，构建了新时期文艺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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