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对外传播长期运用政府主导的外宣模式，难以适应当今世界的变化发展。应当转变固有思维，努力改变国内的“舆论高度一致”现象，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拓展传播平台，重视立场中立的海外媒体、智库和民间机构，借助民间力量开展对外传播。
“联接中外，沟通世界”，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新闻媒体提出的“48字”职责和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优化战略布局，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讲话为我们打破“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指明了方向。
回顾历史，我党在陕北延安时就十分重视讲好“自己的故事”“解放区的故事”。我党注重用国际声音讲好“自己的故事”，借助国内外媒体平台和各方人士力量，宣扬我党主张，提升我党对外传播力和影响力，不仅让世界人民了解我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为我党赢得了广泛的国内外舆论支持，特别是为世界各国同情中国革命、了解中国共产党，打下了坚实的舆论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这对今天我们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话语权有着现实启示。
1主动设置议题，用真挚的情感和真诚的态度向世界讲好自己的故事
做好对外传播，必须坚持主动出击、主动发声、主动设置议题，进而引导舆论走向。议题设置的合理、准确与否，直接决定对外传播的成败。好的故事不在于完美而在于真实。讲好故事要用真诚的态度和真挚的情感才能打动人。
1935年下半年，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十几年来，国民党一直把共产党、工农红军宣传成“青面獠牙”的“共匪”“土匪”，不仅国外各界，连国内群众对我党我军也不甚了解。
当时的红军刚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内外环境差，条件极为艰苦，但我党仍把对外传播自己的思想主张、让外界了解我党的抗日大业摆在重要位置。一年后，党中央在保安(今志丹县)首次接待了访问苏区的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
通过他的口笔，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和西北苏区的真实形象得以向全世界传播。斯诺的采访披露了红军长征的传奇故事，宣扬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当得知红军到达陕北后，埃德加·斯诺便萌生了进入苏区采访中共领导人的想法。1936年上半年，他通过宋庆龄向中共中央提出采访申请，并附上一份提问单，共提了10个问题。
党中央十分重视斯诺和马海德医生的来访申请，很快予以批准，认真研究他提出的问题，并形成了原则性的答复意见。5月15日，中共中央在大相寺召开专门会议作进一步讨论。据档案记载，会议议题是“对外邦如何态度——外国新闻记者之答复”。
斯诺到达保安后，第三天就受到***的接见。7月15～16日，17～18日，23日以及9月23日，他们进行了多次谈话。谈话经常在晚上和深夜进行。
斯诺在陕甘苏区的采访不受任何限制。7月底到9月下旬，他和马海德医生在前线目睹了彭德怀率领红军主力部队浴血奋战的场景。在苏区和前线，从领袖、红军将领，到广大干部、群众和士兵，斯诺广泛接触各类人员。
经过3个多月的采访，斯诺经西安回到北平后，立即向中外媒体发表苏区见闻，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传播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工农红军的形象，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党和红军的污蔑。
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畅销各国。1938年2月，中译本《西行漫记》在中国出版。
1936年，(左起)赵尔陆、张爱萍、彭雪枫、陈士榘、肖文玖在红军大学的网球场上。
党中央对斯诺来访的接待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与苏共、苏联、共产国际之外的国际社会交往的大门。斯诺只是西方的一名普通记者，并不具备官方背景。党中央把他的来访当作中国革命与西方沟通了解的重要渠道。可以看出，我党一直以坦诚的态度，主动出击，主动设置议题，通过记者主动向世界发声。
主动出击，掌握传播的主动权。共产党以主动、开放的姿态欢迎斯诺采访，在苏区，记者可以到任何地方，采访任何人。
上到***等中央领导人，不论工作多忙，哪怕通宵达旦也一定会满足记者的采访要求;再到苏区的广大干部群众和红军士兵，斯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图文资料，如当年斯诺拍摄的司号手、陕北老农，***与两个小八路的照片等。
主动发声，将自己的故事与受众的故事、话语相联接，让外界读懂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等中央领导特别重视讲“中国与世界的故事”“中国与世界一起发展的故事”“中国与世界共同利益结合的故事”。
1938年5月，瑞士新闻摄影记者沃尔特·博斯哈德探访延安。图为博斯哈德拍摄八路军女战士。
在斯诺采访***时，***向他“无误地描画了未来的一般轮廓”：他预测中国内战将会停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共产党和红军的力量只会增强，不会被削弱;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集团将分化，一部分将投降日本;中国抗战将是持久的;等等。斯诺当时不能相信，但***的预测后来被一一证实。
1939年9月，***与斯诺再度会见正值欧洲战争爆发、远东慕尼黑阴谋失败之际，***预料日本不会加入欧战，但将压迫西方帮它解决中国问题;只要英、美向日本妥协到一定程度，日本就会侵略越南等国;欧洲战争不会影响英国的远东政策，英美会再来一次远东慕尼黑，接着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可能将签订，但日、苏条约将不会影响苏联援华……事实充分证明了***判断的科学性。
以外界熟悉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当年《西行漫记》中还刊登了这样一幅照片：张爱萍、彭雪峰等人打完网球后的合影。这让世界人民看到，山沟里的共产党人并不是“文盲”“土匪”，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同样有着高雅的生活、时尚的运动。这些相同的生活方式让其他国家人民能更好地了解、理解中国共产党。而这小小的延安城，陆续有了抗大、鲁艺、陕北公学等29所高校，更让世人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人拥有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2用足用活对外传播资源，改进传播理念和技巧
对外传播需要敞开大门，在如今舆论场“西强我弱”的语境下，需要我们增强对外传播的“自塑能力”，借助一切对外的传播资源融通中外，让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受众爱听、想听，听有所思、听有所得。
要想在当下的国际传播格局中抢占先机、占据主导地位，就必须不断创新，让传播理念与时代全面接轨，让传播技巧更接“地气”。
我党在延安13年时间，面对国民党全面的封锁绞杀，仅靠自己的舆论平台传播思想主张是极为困难的，但我党运用创新思维，改进传播理念，用足用活资源，向全国、全世界人民传递我党的声音。
从1939年起，国民党对我党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军事、经济封锁，以及高度的政治隔离和严格的新闻封锁：不许我党发表战报，不许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报刊对外销行，不许中外记者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采访，不许陕甘宁边区内外人民自由往来。
同时，国民党政府对外给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扣上了“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违反政令军令”“游而不击”等罪名。
1939年7月，生于德国杜塞尔多夫的汉斯·米勒到中国延安参加抗日战争医疗工作。1950年加入中国国籍。图为1943年，汉斯·米勒在延安国际和平医院任内科主任时的照片。
我党同国民党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第18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不断发动宣传攻势，揭露国民党掩盖敌后真相的阴谋，多次表示热诚欢迎外国记者参观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
外国记者在重庆一次次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提出前往中共区域访问的申请，但也一次次地被国民党方面“婉言”拒绝。最后外国记者联合给蒋介石写请求书，要求组成外国记者参观团前往延安地区。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终于答应了这一要求。
为了减轻外国记者的影响，由国民党中宣部指派中央社和《中央日报》《大公报》《扫荡报》及一些民间报纸的记者参加记者团，组成“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前往根据地采访。
借助外力，用足资源，传播自己的理念。中共中央认为记者团的来访是扩大国际宣传、揭露国民党反共和对边区实行封锁政策的好机会。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亲自负责接待记者团的有关工作。
周恩来要求驻延安各单位必须由主要负责人亲自安排有关事宜，既要准备好全面介绍本部门、本系统情况的材料，又要准备解答中外记者提出的问题;属于本部门本单位业务范围内的问题，必须明确负责地解答，不要回避敷衍;属于别的业务机关的问题，可请他们向别的直接负责单位提出问题，要求答复;中国记者中的个别顽固分子可能会提出一些故意刁难或挑衅性的问题，大家可以自己预先设想一下，做好解答或回击的准备。
周恩来指出：要让他们看到我们的工作成绩，也要让他们看到我们尚有不足之处，说明或解答我们前进中的困难和错误。
周恩来还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是“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就是要把共产党的各项抗日方针政策和解放区抗日军民的抗日业绩宣传出去，除有计划地组织他们参观访问外，还要准备对记者团在参观访问过程中反映出来的各种思想，多做解答解释工作，揭穿国民党的造谣污蔑，提高他们对我们的认识，加深他们对我们的了解。
要以诚恳、坦白的精神同他们交朋友，以利于进一步展开国内外统一战线。宣传工作要实事求是，既介绍我们的成绩，也要说明我们工作中有错误、有缺点，说明我们有克服错误、缺点的办法，切不可搞浮夸，更不可弄虚做假。
1944年5月31日，记者团到达延安，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身份为中外记者参观团举行欢迎晚宴和音乐会。
来访记者是：美联社、《曼切斯特导报》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根室·斯坦因，合众社、《泰晤士报》记者哈里逊·福尔曼，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及《同盟劳工新闻》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路透社、《多伦多明星周刊》及《巴尔的魔太阳报》记者莫里斯·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和《中国通讯》记者夏南汉神甫，塔斯社记者普金科。
另外还有9名中国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