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些个性张扬的文艺名人，在延安得到了他们最为渴望的平等和自由。延安用宽容开明的胸怀接纳了他们。
在流传最广的“四大怪人”版本中，另外三个是，艺术家塞克长发披肩，言辞尖刻；作家萧军狂放不羁，性情暴烈；木刻家马达沉默寡言，嘴里总叼着个硕大烟斗。
比如塞克，不但留着一头在延安革命女性那里都看不到的长发，而且性格倔强孤僻，常有怪诞之语。
1938年秋，塞克来到了延安。***与这位被人们誉为“抗战吼狮”的剧作家多有交往，相谈甚欢。不料，有一次***派人请塞克去自己的窑洞聊天，塞克却当场拒绝，理由竟然是“进不得衙门，受不了在哨兵眼皮下走动”。***闻讯，当即命令警卫员都撤掉，又派人去请，自己则在窑洞前的山坡上遥遥相候。塞克这才赴约。
另一个“怪人”萧军头戴狗皮帽，肩背褡裢，拄着木棍，于1938年3月孤身一人到达延安。他是想到五台山去打游击，此行只是路过。***很想见见这位闻名遐迩的鲁迅弟子，特派办公厅秘书和培元前去问候。
和培元热情地提出，为萧军安排时间见见毛主席。哪承想萧军一点不领情：“不见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两个星期就走。”
***对此毫不见怪，反倒是亲身来到了招待所，上门拜访。礼贤下士的态度让萧军大为感动。此后他读到了***的《论鲁迅》，更觉心有戚戚焉。
更令萧军意外的是，他应邀参加一次会餐，几张大桌子摆在陕北公学的操场上。***、陈云、李富春、成仿吾等人拉着他坐一桌。没有凳子，几个人就站在桌子周围，一个大陶碗盛着酒，一口一口轮着喝。忽然狂风大作，尘土飞扬，几个人以黄土下酒，倒也喝得痛快。素有豪侠之气的萧军在延安终于找到了英雄豪情。
纷繁文事
澎湃的激情在延安涌动，让这座黄土高原上的小城充满了革命的青春和浪漫。
《解放日报》于1941年6月10日发表了社论《欢迎科学技术人才》，其中写道：随着抗战以来文化中心城市的相继失去，以及国内政治倒退逆流的高涨，大后方的文化阵地已显得一片荒凉。只有延安不但在政治而且在文化上作中流砥柱，成为全国文化的活跃的心脏。
然而，与这种繁荣景象不相匹配的是，在1942年之前，整个延安文艺界的创作虽然百花齐放，数量众多，却似乎只有《黄河大合唱》称得起“不朽的伟大作品”，真正的传世佳作乏善可陈。
探究其中原因，1938年的一场诗歌朗诵会颇为耐人寻味。
那一年的1月26日，延安最早成立的诗歌组织战歌社举行了一场新诗朗诵会。晚会共发出了三百张入场券，***亲临观赏。
大煞风景的是，朗诵会开始不久，人群陆续散去，到结束时，场内只剩下稀稀落落的不足百人。事后，战歌社的发起者、著名诗人柯仲平几近羞愧地承认：“这是近几个月来延安最惨的一次晚会。”
但是，朗诵会最重要的观众***没有走，他“静听未动，一直坐到散会才走。”以***在文学方面的造诣，很难说他是因为欣赏才留下来。他的留下，更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鼓励和关怀。
柯仲平很快对这场惨淡收场的朗诵会做了反思：“我们朗诵的诗歌，在‘大众化’这一点上，还是很不够的。我们朗诵的技术很幼稚。”
透过柯仲平留下的那份类似检讨的总结，大致可以想见朗诵会上的尴尬场景：诗人们在台上以夸张的、慷慨激昂的腔调和表情，咏唱着时髦的自由体，台下坐着的，却多半是满身尘土、面色黝黑、习惯了山歌野调的将士、农夫。
很多诗人此后转变了他们的语言，改写极为浅显通俗的新大众诗歌。柯仲平、萧三、艾青、公木等著名诗人都是积极的倡导者和参与者，发起了风靡陕北的街头诗运动。
“提起朱德八路军，日本鬼子就头晕。八路军的威风真正大，日本鬼子听了就害怕。”很难说这样的诗歌有多大的艺术成就，但这些街头诗是地地道道的民歌式，通俗易懂，影响大，传播广，掀起了延安文艺的高潮。
只是，这样的反思并不是每个文艺工作者都能认识到的。曲高和寡的尴尬也在戏剧界上演着。
仅在1940年至1942年上半年的两年多时间里，鲁艺就上演了三十部大型话剧。其中不乏在延安诞生的作品，如《农村曲》《塞北黄昏》等，但更多的是从大城市搬来的大戏、洋戏，中国戏如《日出》《雷雨》《蜕变》《太平天国》等；外国戏有《钦差大臣》《伪君子》《悭吝人》《求婚》等。延安作家自己写的东西太少，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就更少。
作家是奔向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中人数最多的群体，发展出的文学团体也最多，参与者众。他们活动频繁，思想活跃，情调浪漫，成了延安的一道独特风景。
1940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30多位作家汇集在蓝家坪的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简称“文抗”）延安分会。他们除了看书，学习马列书籍和时事外，其余时间就是专心写作。当时的“文抗”一员、作家方纪回忆：每逢开饭时间，“小鬼”（勤务员）用两个半截煤油桶做挑担，把饭挑上山来，一边是香喷喷的小米干饭，一边是清水煮白菜，一吹哨子，大家各自从自己的窑洞中出来打饭。
但是这种“清客式”的生活并没有让他们的创作受益。很长时间里，他们并没有拿出与人数和名望相称的作品。反而是在为数众多的文人、作家之中，早有渊源的派系争论也带到了延安。原本创作观念上的分歧，却引发出纷乱的宗派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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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争
时任鲁艺院长的周扬在1978年时曾回忆：“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点闹宗派主义。”
周扬的话，却有些“冤枉”丁玲了。
丁玲在1936年到达保安时，就发起成立了陕甘宁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文抗”正是在此基础上衍生而来，不过在与“鲁艺”纷争乍起之时，丁玲在《解放日报》主编文艺副刊，已不在“文抗”。为此，丁玲后来还多次著文反驳周扬。
不过，丁玲与周扬意见不合却几乎是尽人皆知的。矛盾的种子也确如周扬所说，在上海时就埋下了。
一切源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爆发于左翼作家联盟中的“两个口号之争”。
当时在上海左联的周扬，依据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的精神，提出文化工作要与抗战结合的“国防文学”口号。而一直被视作左联旗帜的鲁迅，认为“国防文学”内涵不清，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
这两个口号的争论演变成了一场论战，结果成了左联解散的导火索。
丁玲等一大批青年作家视鲁迅为精神领袖，对周扬的态度可想而知。当时左联的党团书记是与丁玲“曾有过热烈的爱情”的冯雪峰，一个参加完长征、由中央派到上海主持文化工作的共产党人，他也是鲁迅的坚定支持者。论战中也是周扬的对立面。
丁玲对周扬心存芥蒂是不难理解的。不过，他们先后到达延安后，丁玲和周扬之间却没有产生过直接的磕碰。跳出来与之对战的是另一个著名的鲁迅弟子，萧军。
萧军对鲁迅的尊敬和崇拜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萧军为先生守灵三天三夜。鲁迅下葬，萧军是十六个抬棺人之一。他到鲁迅墓前祭奠，把自己刚出版的作品焚烧为祭。此举遭到了狄克（张春桥）、马吉峰的讥笑。恼怒的萧军找了见证人，约这二人决斗。
在上海徐家汇的一片草地上，萧军三拳两脚把对手打倒在地，还冲着地上的两人宣告：“你们有小报文章骂我，我没别的，只有这拳头，揍你们！”
萧军就是这么一个性情暴烈的文人，到延安后也没有丝毫收敛。因为关于他个人感情生活的流言蜚语，他曾闯进文化俱乐部的一次会议，狠狠地把短刀插在桌上。在萧军日记中甚至有这样的句子：“我是决心，如果真的冲突了，我决定用刀子对付他们。”
照此相比，萧军对周扬还真算是文明、客气的。
事件起因是1941年6月，《解放日报》连载周扬的文章《文学与生活漫谈》。文中诸多观点引起了艾青、舒群、萧军等一批文化人的不满。后来萧军执笔，写成《〈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
周扬在文中说，“然而太阳也有黑点”，意在要求文艺家们不要对生活求全责备。这个观点的确是对现实有所指的。
延安的文艺家们，大多是从光鲜亮丽的大城市，投奔到这个西北贫瘠之地。虽然他们满怀着投身革命的热情，但现实中的反差还是让一些人感觉失落。而很多文化人对“泥腿子”为主体的边区干部群众，颇有轻慢态度，嘲笑、讽刺他们言行粗俗、仪容鄙陋的话语时常见诸文字。丁玲的文章中就这样写过一些工农干部对文化人的训词：“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
萧军在文中对周扬反唇相讥：“凡是到延安来的连一个小鬼也在内他们绝不是想到这里来吃肉或者是补充维他命C的，这也正如周扬同志参加革命，不仅仅是为了做院长，吃小厨房以至于出门有马骑。”
可是萧军的文章寄到《解放日报》，却被退了回来。他大感不公平，拿着刊载周扬文章的报纸和自己的文章，直接去找***。
萧军是延安时期与***过从最密的文化人之一。***一直对这个特立独行的狷介狂士青眼有加，很喜欢找他聊天。而***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让萧军尊敬并亲近的人，只是仍比不上鲁迅在他心目中的地位。酒酣耳热之时，萧军曾对人公开宣称：“鲁迅是我的父辈，***只能算是我大哥。”
***并没有用自己的身份帮萧军说话。他对萧军说：“《解放日报》不给登，你不是自己办了一份《文艺月报》吗？你可以登在《文艺月报》上啊！”
萧军的文章发表后，周扬没有回应。但纷争并未完结，相反地，越来越多的作家卷入争论，笔斗不休。
争论的问题也超过了艺术与生活，而是上升到立场、原则、阶级的政治范畴。
首先是“歌颂光明”与“揭露黑暗”被人为地对立起来，互不相容。不少作家认为边区也存在几千年流传下来的陈腐思想和行为，他们拿起了杂文这个“匕首和投枪”，想“用它划破黑暗”。歌颂光明的文章被讽刺为“歌德派”。
中央青委创办的壁报《轻骑队》，就因为专挑边区的毛病批评而轰动一时。《轻骑队》创刊于1941年4月，其形式颇像大字报，用毛笔书写了稿件贴在墙上，经常引起围观。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都是这一时期引起巨大争议的文章。
在这股潮流中，中央研究院墙报《矢与的》的创刊号，更是提出了“彻底民主”“绝对民主”的主张，提出要“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
一时间，热烈喧闹的延安文艺界嘈杂起来，大有乱象纷呈之势。
“这个文章不好作”
很可能是萧军因为与周扬的争论而找到***评理时，让***注意到了延安文艺界的纷乱现象。也是在此时，萧军最先向***提出了“党应该有个文艺政策”。
那时的萧军正处在争论的漩涡核心，心情恼怒，准备离开延安去重庆。1941年7月，他到了***的住处辞行。经***极力挽留才留了下来。
那次谈话中，萧军问***：“党有没有文艺政策啊？”
“哪有什么文艺政策，现在忙着打仗，种小米，哪还顾上！”***答道。
“应当有个政策，否则争论不休，没有标准，难明是非。”
***闻言，当即表示：“你这个建议好！”并委托萧军帮忙收集文艺界的各方面意见。
此后，***和萧军的书信往来有十余次，多是谈论文艺问题，而***也善意、坦诚地提醒萧军的毛病：“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
经萧军介绍，1941年8月的一天下午，***来到蓝家坪“文抗”作家的住所，专程看望这一年来到延安的艾青、罗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