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兄弟搬家公司，路遥：《平凡的世界》才是唯一答案 路遥《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电影《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
到王天笑的证实：“路遥的稿费是千字三十块钱，这在当时应该是全国最高的。”王天笑认为，路遥当时之所以在经济上拮据，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几年时间都离家在外面跑，花销大。申晓则形容路遥“不惜财聚财”。他们都提到路遥的两个特点：爱抽好烟，爱喝咖啡。“路遥对别的很随便，吃饭一个馍一块饼就能打发，换衣十块钱一件也没所谓，但烟一定要是好烟。而且他抽烟只认准一个牌子，一连几年，别的牌子绝对不抽。”王天笑说：“我就记得他连抽过几年的‘恭贺新禧’，一天总要两三包。只要在写作，他总习惯燃着一根烟，有时候整根烟都燃完了，他都忘了抽，于是就再点一根。”路遥也在文章里写道：“我可以用一百元钱买一条高级香烟供‘关键’的几天抽，也可以用五十元钱买一件仿羊皮夹克穿几个冬天。”对高级香烟的执着成为路遥经济的一项主要负担。同时他的另一个爱好―――喝咖啡，也同样花钱。大罐的雀巢咖啡，路遥常常一买就是好几罐，每天写作中，他经常一杯接一杯地喝。
路茗茗也谈到了父亲的这些生活细节，她忍不住笑起来：“其实我爸爸是一个对生活品质没有追求的人。比如吃饭，是吃馒头大葱，还是吃西餐，对他来说其实没有区别。所以抽烟、喝咖啡这些我们今天觉得‘小资’的事情，对他来说不过是为了写作提神，算不上享受，只是一种工具。”
她也不觉得她童年过得特别贫困：“像很多80年代的家庭一样，我们家不算好也不算坏。父亲虽然是作家，但在那个年代，作家和别的职业的收入区别并不大，并不像今天名作家那么收入优厚，只是有时候爸爸的朋友知道他爱抽烟，会送他一些好烟，仅此而已。我们家过的就是普通的生活。小时候我生日的时候，父母会带我到稍为正式的饭馆吃饭，作为庆祝。平时的日子过得很普通，没有什么特别。”
不过，路遥的不少朋友都见过他经济窘迫的样子。作家张晓光记得，路遥曾经请他帮忙介绍企业家，打算写报告文学赚钱，当时路遥是陕西省作协副主席。他清楚记得路遥说过这样的话：“你知道，《平凡的世界》那点儿稿费，还不够我这几年抽烟的钱。茅盾文学奖的奖金，除了应酬文学界的朋友，就是还债。我不怕你笑话，给女儿买钢琴，我还是借的钱。”这让张晓光很心酸。后来他帮路遥联系了505神功元气袋的发明人来辉武，路遥为他写了一篇报告文学。但换来的5000元稿费，却是在路遥病倒昏迷后才拿到的。“靠写小说挣稿费赚钱，就和卖血一样。”这是路遥留给张晓光最深刻的印象。
作家李天芳则回忆另外一件往事：“为了赚钱，路遥想了很多办法，1992年夏天，西安刮起股票热，路遥也拿了家里仅有的现款去排队买股票，路遥在住院的时候还对朋友说：我现在是有股票的人啦，我买了某某公司的股票……”实际上，他只不过买了总值2500元的股票。
路遥逝世后，留下了一张一万元的存折。“那是茅盾文学奖的奖金。”王天笑说。除此之外是近万元的债务。王天笑向记者证实，路遥在文学上的成就，确实没有给他带来多少财富：“《平凡的世界》一百万字，稿费就是3万元，这3万元其实在路遥作品出版前就已经预支得差不多了。家里的开支和供养养父母、亲父母，加上他又要抽烟，实际上并没有赚到什么钱。”正因为此，很多人一直以来都认为，路遥英年早逝的原因，一是因为累，二是因为穷。贾平凹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驳斥这种说法，认为路遥的早亡主要是因为家族遗传病。不过王天笑并不完全认同贾平凹这个说法：“我觉得是各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家族是有这样的病，从小家里穷营养不好，同时也因为路遥太累，长期生活条件差，饮食不规律，休息也不好，各方面原因造成的。否则如果生活条件好，保养得好，活到六七十，也不是没有可能。”
创作：他已拟好了四部长篇的大纲
尽管《平凡的世界》获得全国级别最高的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但路遥对这部自己作品并没有很高的评价。“可以说，他对《平凡的世界》根本不满意，认为这只是第一次探索长篇小说的尝试。”王天笑回忆道：“他说过，在四十岁之前要创作一部大的作品，因为这时候的体力是最好的。《平凡的世界》就是按他计划完成的。他认为之后写的长篇，字数肯定没有这么多，因为体力可能跟不上，最多四十至五十万字，但在艺术成就上肯定能够更成熟，质量也更好。”在1992年秋天住院之前，路遥去了一趟延安，打算在那里体验生活，创作一部新作，但一下火车身体就顶不住，住进了医院，后来又转院回西安治疗，再也没有从医院里出来。“住院时，他告诉我，他已经写好了四个长篇的提纲，准备身体好起来就开始创作。”王天笑黯然道：“我最记得，里面有一篇叫《生命树》，主角的原型是我的一位姐姐，也就是路遥的妹妹。她28岁得病去世了，去世的时候只有一个小名叫‘荷’，连正式的名字都没有。路遥非常怀念她，很想以她为原型写一部长篇。”
以亲人的形象入书，是路遥喜欢的创作方式。“《人生》里面高加林的爸爸，《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的爸爸，都是按照我们的父亲创作的。孙少平身上则有很多王天乐的影子。”王天笑说。路遥对他还未创作的这几部作品寄予了厚望。“有人说，路遥说过想得诺贝尔奖之类的话，这我没有听他说过。但是他很自信能够超越之前的作品。”王天笑很能理解路遥对写作这种永无止境的追求：“我们家五个兄弟，都是很有抱负的。虽然我们的父母大字不识一个，对我们也从来没有什么期望，没说过什么豪言壮语，但我们几兄弟都非常渴望出人头地，非常努力地想通过努力，摆脱一辈子在黄土地里劳作的命运。”大哥路遥在他看来，是进取心最为强烈的一个：“从社会底层靠自己拼搏出来的穷孩子，一辈子都有不断鞭策自己前进的动力。”
像路遥这样通过努力摆脱农村走进城市的作家，在达成愿望之后又自觉不自觉地返回了农村，并打算一辈子写农村。“在农村的时候，总有一种本能要摆脱，等到出去了，又觉得离不开这里，又会回来。这是很多从农村走去出的人共同的心情。”王天笑说。
路遥在医院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最多不过一百天的时间。”王天笑说：“他一直认为自己没事，可以好起来。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这点。所以他一直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去世前三天，还笑着和我合影。他去得很突然，最后几小时是昏迷的，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路遥过世后，他妻子林达和女儿路茗茗成为法定的版权继承人。母女俩在使用版权的时候，却又生波折。2004年，路茗茗在北京将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广州出版社和北京某书店告上法庭，索赔经济损失近20万元。人们骇然发现，被告名单里还有林达的名字。这使不少人猜测路茗茗与母亲关系不佳，存在家庭矛盾。这个官司最终以路茗茗的败诉告终。对此，路茗茗向记者作了解释：“父亲过世之后，我年纪很小，母亲不了解出版界的情况，和这两家出版社签订的出版合同，都是按千字三十元或者四十元的稿费计算，合同期长达十年，这对我们来说是很不合理的，因为现在的出版合同都是按版税计算的。我打官司的目的是取消合同的合法性，依据法律程序，不得已需要将母亲也作为被告人。这只是一种法律程序，并不是人们猜测的那样。”尽管官司打输了，不过这些不合理的合同也将在最近自动到期，路茗茗表示，接下来会联系人民文学出版社，由他们出版路遥的作品。
读者：他是“我们的路遥”
在路遥逝世之后，《平凡的世界》在一段时间内，依然是国内最畅销的小说之一。有人做过粗略统计，《平凡的世界》面世至今，国内正式出版的数量已经超过百万册。“据说是历届茅盾文学奖得奖小说里印数最大的一部。”王天笑说：“这说明《平凡的世界》拥有多么大的读者群。”
的确，路遥在逝世多年后，仍然得到很多读者的热烈拥戴，也受到很多作家同行的肯定，从路遥文学馆的筹建过程就可以略见一斑。梁向阳是延安大学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也是路遥文学馆的筹建人。文学馆筹建速度之快、过程之顺利让他意外：“项目动工是今年的7月份，到9月份就建成了。全部的资料和展品就是我、副手和三个研究生在两个月时间筹备的。从征集、收录再到整理、布展，就两个月时间。过程顺利极了，我的征集文章一发出去，就有很多好心的朋友来帮助，很多的事情都让我感动。”
梁向阳征集来的东西各式各样，都是关于路遥的珍贵物品：“陕西作家协会有个美编叫郑文华，路遥的许多重要照片全部都是他拍的，他无偿地提供给我们。他是个非常有心的人，收藏了当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候用的桌椅、台灯和电扇，都给了我们。还有一件西服，90年代有路遥有张挺著名的照片，早春时节，在陕西作协大院的腊梅树下照的，穿的正是这件衣服，现在也在我们这里。”这样的细节让梁向阳很感动。
捐献者中还有一位日本学者，名叫安本实，是大学教授。“他喜爱路遥到了一个什么地步？他已经前后9次来到中国的延安，搜集路遥的资料。现在已经是研究路遥的专家了。他的工作做得非常扎实。我们国内现在已经找不到最早发表路遥文章的《延安山花》，他也割爱无偿提供给我们了。还有发表路遥《人生》的1982年的《收获》杂志，这些材料全部都是从日本邮寄过来的。这些国内都找不到了。”这位日本老者上周还特意来到中国，参加在延安举行的全国路遥研究学术研讨会。
梁向阳注意到，路遥作品的魅力影响到文学圈以外的人群：“可以说路遥在我们这就是‘通行证’。搬运路遥的桌椅什物的时候，搬运工们听说是‘给路遥做事’，说他们‘两眼放光’一点不夸张，都很激动，互相的就叫喊‘路遥啊，这是路遥用的啊’。”梁向阳认为，路遥的文学“不是高高在上的那一种”：“他的读者里，有下岗职工，有农民。他们把路遥当作自家兄弟那样，有种天生的亲热劲。王安忆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陕北人民称呼路遥都是‘我们的路遥’，这是很传神的。他的作品传达的是一种温暖的声音，一种自强不息的声音。这种把苦难转化为力量的能量，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的。”
怀念：是怀旧还是新的造神运动？
路遥文学馆建成至今两个月，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参观。梁向阳观察到，参观者以中年人居多。“特别是40到45岁之间的中年人，受到影响最大。我们的文学馆就建在路遥墓园的附近，有些人来文学馆看了以后还会去旁边的路遥墓拜祭一下。”毫无疑问路遥的小说给这批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小说描述的是近20年前的中国社会，讲述的是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的故事。这些作品对当年的年轻人，特别是有底层奋斗经历的人来说，倍感亲切，真实而难忘。
“留意一下你会发现，现在纪念路遥的人里面，大多数是中年人，是同个年龄段的人。”王晓渔说：“对他们来说，怀念路遥是一种怀旧，是重新寻找那一代人对青春的回忆。路遥的人生，和他作品里描述的故事，在那个年代很具有代表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路遥的怀念，与回忆一首老歌，是相似的，都代表了一种怀旧的心理。有的作家，人们怀念他是通过看他的作品。但路遥，人们怀念他，更多地从他的人生、经历、精神出发，因为这代表了那个年代的生存状况。”
不过，对于新一代的年轻读者来说，“路遥”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遥远的名字，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大学时候，我看过路遥的小说，但现在连人物名字都想不起来。”王晓渔说：“只记得书里的人物，有的像劳动模范一样任劳任怨，有的则是相当完美。”王晓渔的说法接近于目前三十多岁的读者的看法。这批人出生于70年代中后期，经历过一段路遥书中所描述的社会状况。很多人当初看《平凡的世界》，感动得流泪，但今天回过头来已经记不清书中的情节。而对于更多的80后、90后的读者，路遥的作品则离他们的生活更加遥远，没有读过甚至没有听说过路遥的也大有人在。
“我们今天来看路遥的作品，看到的是一种历史的烙印。路遥所描绘的是那个相对静止的、苦难的乡土世界。这个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了。”评论家张柠解释这种状况：“现在来写农村，已经是国际化背景下的一个中国农村了，现在村村通路，家家有电，人跟人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路遥笔下是以道德为主体来维系的、相对闭塞的农村，所以才会呈现出来特殊的悲剧性。”
朱大可认为，路遥作品的意义主要在于其“记录性”：“路遥是一个‘知青文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