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兄弟搬家公司，俞颂华：采访延安的《申报》记者（2） 延安2人台、《四大名捕2》记者会、梦鸽接受记者采访视频、女记者采访内衣图。
丁言模
欣闻长征胜利决定采访延安
这时，著名的《申报·自由谈》已成为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甚至提出要派人接办。1935年11月1日，申报馆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态度，宣布“自由谈”暂时停刊。为了弥补此空缺，马荫良与俞颂华商量，把《申报月刊》改为周刊，随报附送，成为发行量最大的期刊。俞颂华主编周刊时，还担任《申报》主笔，但是遭到总编辑室某些人的嫉妒、排挤，俞颂华便主动提出辞职，专心致志主编周刊，并物色有才华的年轻人。王纪元（解放后担任全国侨联副主席、中国新闻社副社长等职）回忆说：
我随俞师前往南京、武汉、重庆、成都等地采访。这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已胜利越过松潘草地，成都、重庆一带内紧外松，戒备较严。我随俞师在汉口会见了湖北省主席张群，在重庆会见了杨永泰的秘书陈方，在成都会见了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俞师对我说过，我们是代表《申报》前来采访的，为了表示《申报》的中立态度，不写国民党要员访问记，不为他们吹捧，态度庄重，立论稳重，我们只是礼节性拜访而已。
我们在重庆，有一回会见了重庆中国银行行长，是由黄炎培先生备函介绍拜访的。他热情接见，坦白交谈，谈了一个多小时。这位老行长对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英勇善战，赞叹不已，说“共产党真了不起！”……俞师听后，哈哈大笑，笑得欢！俞师事后对我说，这虽然不能报道，却是一个大新闻，眼睛擦亮了！
国民党当局对于社会舆论压制得非常严厉，为了保存报社，俞颂华不得不对所刊言论持“稳重”态度。石西民回忆说：
一九三六年一月，我到《申报周刊》就职那天，新的一期刚刚出版，我看见在封里的时事照片页上，赫然刊登着我的一张照片。我站在两个受伤的青年中间，正在振臂高呼抗日口号。我心里想，这下，我的饭碗要“砸”了。三四天后的一个下午，俞颂华先生在编辑部其他同人下班后，把我约到他办公桌前，指着那本周刊上的这张照片说：“石先生，这是不是你？我要早知道，真不敢请你来工作了。”他还说了《申报》《申报周刊》影响很大，在这里工作，特别要谨慎等语。我以为我要被辞退了，结果并没有。并自这次谈话后，俞先生一直没有再提这事。对我的工作却是信任有加，并曾约我去广西等处采访。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等人果断采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策略，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久，马荫良、俞颂华等人作出一个重要决定，赴延安采访。
1937年4月9日清晨，马荫良坐自备汽车，先去接了《申报》记者孙恩霖，再到俞颂华家里，俞颂华的女儿也随车到龙华机场送行。俞颂华的家人只知道他们前去西安采访，并不知道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延安。俞颂华依然穿着青灰色长褂，说话温声细语，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笑容。孙恩霖血气方刚，穿着西装，他俩各提着一只皮箱。马荫良亲自送行，也是为了防止国民党当局找麻烦，直到飞机起飞后才离去。
早晨6时30分，欧亚航空公司的客机在跑道滑行后，终于升空，地面上的上海城区逐渐甩在后面。俞颂华见多识广，但也是第一次坐飞机，起初心里不免有点紧张。飞机途经南京、郑州两地降落加油，载客后继续飞行，下午1时20分顺利抵达西安。下飞机时，恰巧遇到上任不久的西北行营主任顾祝同（被任命为与中共谈判的国民党代表）等人为重庆行营官员送行，其中有俞颂华的两位老友，双方不期而遇。老友问起俞颂华此行有何贵干，俞颂华说是去参观西安泾渭渠工程，双方心照不宣，闭口不谈去延安一事，便把话题扯开了。俞颂华、孙恩霖搭乘老友车子，前往西京招待所。
孙恩霖兼编《旅行杂志》，离沪前由熟人开出中国旅行社的介绍信，介绍给由上海银行投资兴建的西京招待所正、副经理詹氏兄弟。因此，俞颂华、孙恩霖受到热情接待，招待所还为他们准备了去延安旅途中所需的物品。
俞颂华、孙恩霖安顿好后，便外出访友参观，游览了终南山、大雁塔、武家坡、碑林等处。次日，尘沙大作，窗子紧闭，尘沙仍然肆意钻进屋内，在地上、桌上、床上积了薄薄一层。据当地人说，这是半个世纪以来未见过的，却被俞颂华、孙恩霖遇上了。
4月12日，俞颂华、孙恩霖前去红军驻西安联络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古城内西五路北新街七贤庄1号。该处名称取自魏晋“竹林七贤”的“七贤”二字，院落坐北朝南，共有10所院落，均为四合院式建筑，其中一号院是主要办公地点。这里是全国15个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中成立最早、坚持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办事机构。
俞颂华、孙恩霖进入办事处一号院大门，在东侧接待室说明来意。办事处负责人叶剑英立刻与延安方面联系，马上得到回复：欢迎前来。叶剑英马上下令联系搭乘去延安的运粮车，还派出阚中一随同前去。阚中一曾随周恩来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工作经验丰富。
当天夜晚下雨，次日还未停，因途中山路雨天难行，俞颂华等人只好耐心等待，晚上雨停，起大风。4月14日上午，俞颂华、孙恩霖随运粮车出发。俞颂华写道：
我们过了渭河泾河先到三原，在三原停下片刻，我们看见市街上有“三原是渭北民运中心”等的旧标语，并且还碰着北平某大学的春假旅行团在那里候车赴陕北，过了三原便有许多山路。经过了很长的山路，才到耀县，我们便在那里的旅馆歇宿。耀县的旅馆，异常简陋，比较西京招待所真有天渊之别。第二天（十五日）黎明，再由耀县出发。汽车爬山过岭，经过同官、宜君、中部直达洛川。车行甚为颠簸，而一路所见的风景也很特殊。往往汽车盘旋地爬上了山顶，山顶上却是一片平地，走了一段路，才看见此山与彼山间有极深的山谷，到了后来，绕了许多弯子，汽车又慢慢地下坡。一路人烟稀少，荒地很多。黄沙随风扑面，好鸟在极稀的树林中叫唤，有时更在一片黄土上看见几株红的桃花，淡绿的梨花，觉得好像它们在那里含笑地伴伴旅客的寂寞。
俞颂华《从上海到西安到陕北》的这段描写运用“春秋之笔”—微言大义，由此躲避国民党当局的严厉审查，字里行间巧妙地透露着西北荒芜之地的“亮点”，暗喻陕北革命根据地充满着无限活力和光明。
1937年4月16日早晨，俞颂华、孙恩霖随同运粮车离开洛川，下午4时抵达延安。俞颂华写道：肤施一名延安，四面环山，形势颇佳。相传宋朝的杨六郎尝屯大军于此，与敌人相抗。所以推想起来，其地在昔必很富庶，否则何能容纳大军呢？不过在现在却不然，在我们江南人的眼光看来，这不过是一个极贫瘠的很小的县城罢了。城门两旁的墙上有“和平统一”和“团结御侮”的很大的标语，城里面相当的热闹，墙壁上有油印的壁报，有许多标语，标语亦无甚特别，如“实行国难教育”等。
《俞颂华：采访延安的《申报》记者（2）》相关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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