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战争中，中共中央机关从延安到西柏坡再到北京接连不断地进行了三次“大搬家”。这三次“大搬家”都是由杨尚昆亲自组织和实施的。因此杨尚昆也曾谈到:他在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就是组织指挥中共中央机关的三次“大搬家”。
中共中央的三次“大搬家”的背景虽然各不相同,却一次比一次繁杂，组织工作更是千头万绪。杨尚昆在这三次“大搬家”中表现出了非凡的组织才能和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他为党和人民所做出的巨大历史贡献。
第一次“大搬家”——撤离延安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内战全面爆发。蒋介石派军大举进攻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各解放区，8月2日，派飞机轰炸延安。11月以后，延安的临战气氛已经越来越浓。据《杨尚昆回忆录》记载，1946年11月11日，刘少奇在党校召开的一次干部大会上公开进行动员，宣布杨尚昆为中央直属纵队司令，邓洁为副司令，李涛为参谋长，一共3个人，负责疏散工作。
“红都”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和中心。自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在这里已“经营”了十余年时间,其疏散和搬迁的繁琐程度可想而知。面对艰巨的任务，负责指挥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向后疏散的任务的杨尚昆不敢有丝毫马虎。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1.***指示——片纸只字也不要落入敌人之手
单说大量涉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核心机密的文件和档案如何处理的问题，解决起来就颇费周折。从1946年底到1947年初，中央机关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下，开始了文件转移的准备工作。
文件的清理是从1946年11月开始的，中央秘书处收到各方面交来的文件1.6万多件。经过整理后，对没有留存价值的文件，进行了销毁。1946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与保存密件的指示》下达：重要而机密的文件“指定专人妥善携带”，不必留的事务性文件“应即销毁”。根据这一指示，经过分类，仅中央秘书处就烧毁文件十几箱，机要处烧毁的电报达13355件。
然而，有些部门行事比较仓促，结果将一些不应销毁的文件也销毁了。另外有一个单位一次就烧毁10余箱次要档案。这些情况报到***那里，引起了一贯重视档案保护、留藏的***的注意。***立刻发出指示:“疏散档案，不要惊慌失措。确实不需要的文电可以销毁，重要文电一定要保护好，片纸只字也不要落入敌人之手。但该保存的要好好保存，不能任意滥烧。”***指派安子文到中央组织部等单位检查疏散转移档案的情况，并向各机关传达他的指示，要求各机关准备撤离事宜要有条不紊地进行。这以后，中央各部门向延安以外陆续疏散档案。中央秘书处先期将16箱档案疏散到保安县（今志丹县）的安(筱)岭农场，另外13箱送到清涧县十家塬子。
1947年3月11日，中央机关特地组成材料保管委员会，将秘书处、机要处、中组部和军委总政等单位的材料集中转移到瓦窑堡、晋绥兴县等地，由曾三押送。
2.饶漱石的求情给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除了大宗的文件材料和物资需要转移，不能受一点损失外，人员的转移也是相当繁杂而沉重的任务。延安有许多文职机关、后勤行政部门都要撤离。这支队伍十分庞大，行动起来不免拖沓，因为其中包括许多老人、妇女、年龄不等的孩子，以及大量的辎重。
有鉴于此，在杨尚昆担起撤离延安的组织领导工作后，于1947年初就立即行动起来。疏散的第一步，就是将一批老人、领导人的夫人、孩子3000多人和一批笨重的物资器材，陆续护送出延安，集结到了瓦窑堡。如果敌人进一步逼向延安就东渡黄河向晋西北转移。当时，杨尚昆命令集中各机关所有骡马，并向群众征调了一批骡马，分配给各机关。由于敌人的进攻行动还未开始，所以转移工作虽然紧张但还比较有秩序。在瓦窑堡集结是以防紧急中与机关和部队同时行动可能出现的混乱。
然而，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由于临近春节了，胡宗南的部队仍未发起对陕北的军事进攻，中央领导机关依然留在延安，于是先行到瓦窑堡的家属们便有点想家了。有人便提出：“敌人又没有打延安，让我们回延安过年多好。”面对家属要回延安过年的请求，杨尚昆考虑到将这些人转移到瓦窑堡不容易，为此动用了很多骡马以及沿途照应的人力，所以没有轻易应允。但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却几次出面，并亲自跑到王家坪，请杨尚昆同意让家属们回延安过春节。面对饶漱石的一再请求，杨尚昆无奈，只得同意有限制地回，放了1000多人回延安过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