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陈云（左）与李富春在延安。
延安的中组部部长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陈晓萍
1978年11月10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提出了六个问题，多是涉及干部冤假错案的重大历史遗留问题。
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应为薄一波等61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平反；陶铸、王鹤寿不是叛徒，应予平反；应根据1937年和1941年中组部关于“自首分子”的两个决定、关于“两面政权”（即一些党员在敌伪政权中任职）的规定，为被定为叛徒的其他相关党员平反；彭德怀对党贡献很大，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康生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给予应有的批评。
关键时刻，陈云一语惊天下。他的发言，改变了中央工作会议原定主要讨论经济工作的进程，拉开了全面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序幕。
陈云能发挥这样的独特作用，跟他文革前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当时仍然威信很高有关，此外，一个重要条件是，他在延安时期曾当过多年的中央组织部部长，了解干部，熟悉组织工作。
上任
1937年11月29日，一架载着从苏联回国干部的苏制军用运输机降落在简易的延安东关机场。在机场迎接的***致欢迎词称：“今天，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
10天之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陈云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还决定，陈云接替博古，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
中组部的办公地点，在延安城内西山下的一座小四合院里。院里的小山坡上有七八个土窑洞，第一间窑洞就是陈云的办公室兼住所。房间非常简朴，只有一张办公桌、一把木椅子、一个旧的帆布躺椅、一个旧的木头书架和一个冬天烤木炭的火盆。
东西虽少，但井井有条。办公桌上的文件，哪些放在桌面上，哪些放在抽屉里，都有一定之规。放在桌子上的文件，也是一叠叠分类的——哪些是急办的，哪些是提交部务会议讨论的，都有各自的位置。如果秘书放错了，陈云会马上纠正过来。每次搬家的时候，他都要吩咐秘书，室内的家具照旧摆放，书和文件的位置千万不要搞乱了秩序。
他的严谨，既与性格有关，也与商务印书馆7年的学徒、店员经历有关。
1919年，14岁的陈云小学毕业，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他曾回忆道：“我自信也是很用功的一个人，练字，上夜校（商务办的），读英文。当时商务发行所的主任和高级职员认为我是克勤克俭（只穿布鞋布袜）而求上进的一人，在他们心目中我将来在商务很可能被他们看中的一个。”没想到，罢工一起，这个“克勤克俭”的有为青年居然成为罢工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但理性、平和、务实的风格，一生未变。
刚一上任的陈云，就因疲劳过度，流鼻血的旧病复发，病倒了。组织上从陕北公学选调了女学员于若木来护理他，两人产生感情，次年3月结婚，从此相携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生旅程。
陈云的政治生活和个人生活，都翻开了新的一页。
扩容
陈云到任时，中组部人手不多，约十一二名干部。副部长是李富春。
中组部下设三个科：干部科、地方工作科和秘书处。干部科负责干部的了解审查、使用配备、培养训练、干部统计和档案管理等工作，是中组部第一大科。科长是王鹤寿。地方工作科相当于现在的中组部组织局，负责了解指导全国各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和贯彻执行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情况，负责全国党组织和党员的统计工作。科长先后由刘锡五、王德担任。
中组部实行集体领导制度。每周六上午召开部务会议，讨论部里的重要工作。会议由陈云和李富春主持，参加的人员有秘书长和各科正副科长。各科都被要求严格按分管的范围，照章办事。
一年后，中组部逐渐扩容，增设了审计科、交通科等，达到13个部门，人员最多的时候有五六十人。
中组部的办公地点，也几次搬迁。
1938年，敌机三次轰炸延安。其中一次，几颗炸弹落在了中组部的后山上，把中组部的窑洞埋了半截。陈云的窑洞也被土封住了门窗，他被封在了里面。幸好抢险及时，没有人员伤亡。中组部连夜搬家，转移到延安北门外原中央党校后山的两排窑洞办公。
1941年秋天，中共中央提出精兵简政的指示。中组部率先实行大精简，五六十人的机构减少到只留下13名干部，仅剩干部科和代管的中央党务委员会。地方干部科被撤销，工作并入中央党务研究室。部机关的行政事务先后就近与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党校合并。
精简后的中组部机关再度搬家，搬到了杨家岭，和中央办公厅、中宣部一起办公。1943年，中组部又搬回中央党校后山。
作家刘白羽曾回忆杨家岭时期的陈云。组织部在高山悬崖上，前面是延河一望无际的旷野，陈云常常在窑洞前一条平坦的山石路上轻轻缓缓地散步。去汇报工作时碰到他，“他脸上总是那么和气，那么微笑，每次见面也说上两三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