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右一)与***(左一)、朱德(右二)在延安。资料图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延安发起了周末舞会。资料图
黄正林
史沫特莱教中共领导人跳舞
1937年1月底，美国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访问延安，***、朱德等中共和红军领导会见了他，她和彭德怀、贺龙、左权等红军高级将领。她决心写一本关于朱德的书，为此她在延安采访朱德和搜集素材，直到9月初离开。
史沫特莱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非常喜欢跳舞。在延安采访期间，看到中共领导人单调的生活，就有了教他们学习跳舞的想法，她认为舞蹈可以使紧张的神经放松。她说：“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她因陋就简，把自己喜欢听的唱片拿出来放留声机伴舞。
埃德加·斯诺回忆说：“因为她从小生活在美国西部牛仔之中，史沫特莱喜欢像《在老护林熊头上》、《红河谷》、《她从山那边来》这类民歌。她常用这类民歌的唱片教跳舞”。史沫特莱最初是拿这些唱片教大家跳弗吉尼亚土风舞，后来在朱德的要求下让她教交际舞。她这样写道：“在这欢乐友好的悠闲时刻里，我经常邀请大家排成一队，教他们跳弗吉尼亚土风舞。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朱将军参加，他和舞伴们旋舞起来，而且按着一、二、三的拍子，好像刚参加阅兵式的新兵一样，踢得尘土飞扬。我把自己所知道的土风舞倾囊相授后，他要求我教西方式的交际舞，我也教了。”交际舞比弗吉尼亚风土舞更难教，“跳了交谊舞后，她觉得她的脚好像被整整一个师的人踩过似的”。中共高层领导人对交际舞很有兴趣，“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
在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将领中，除了***、彭德怀、贺龙没有出过国，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在欧洲留过学，对西方交际舞并不陌生。红军总司令朱德有很高的热情，“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除彭德怀外，其他高级领导人跳舞的热情很高，贺龙舞姿似乎是与生俱来的。
中共领导人的舞姿各有特点，史沫特莱评价***的“舞姿就像散步一样”，毛对跳舞有独到的理解：“跳舞就是照着音乐走路。他常常一边跳舞，一边和陪他跳舞的女教师或是女学生聊天，还喜欢开玩笑。”她说朱德跳舞很认真，“他跳舞和他工作一样，孜孜不倦，似乎觉得这也是打破旧中国封建传统的方法之一。虽然很喜欢跳，可是他无论如何也不像他的属下贺龙将军那样，没有那种与生俱来的跳舞家的才华”。周恩来的“舞姿格外潇洒、优雅、娴熟，堪称‘舞会王子’，鲁艺的师生们都对之倾慕。他和请他跳舞的女学生缓步进入舞场时，总是风度翩翩，面带微笑。在鲁艺的师生中，舞姿能与周恩来想比美的，只有周扬一个人。”
关于延安高层领导人的跳舞，***曾回忆说：“在延安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那时候，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呀，连朱老总也去下几盘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样)。”自从交际舞在延安兴起后，周末舞会就成为中共领袖经常性的娱乐生活。
舞会与周末生活
随着交际舞会在延安的兴起，部分中共中央的高级领导人和八路军将领十分热衷于跳交际舞，一些年轻的女同志则被邀请作为舞伴，交际舞会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活动就变得另有所图了。“舞会在当时之所以特别盛行，除了跳舞可以娱乐身心，有利健康的原因外，还因为参加跳舞的舞伴都是妙龄女郎。***和中共中央为补偿大多数高级将领由于军务倥偬而耽误了青春，鼓励和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这样，延安交际舞会的意义就不同凡响，“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的军官中80以上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延安对他们是一种温馨、甜蜜的回忆。”这一结局也实现了创办者的最初意图。
当然，为大龄将军和革命者寻找伴侣只是延安交际舞会的一个插曲，这个插曲有了完美的结局后，交际舞会依然是周末比较高雅的娱乐生活，而且逐渐超出了“上流”社会的圈子，普及到了延安的各个角落。如齐肃说：“近来延安每逢星期六晚上，常常有跳舞晚会。”说明整风运动前，周末舞会在延安比较普遍，是延安周末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
新华社每逢周六都组织舞会，社长博古常来参加。跳舞时没有乐队伴奏，就借用博古同志的唱片。一次，不小心把整套柴可夫斯基交响乐中的一张唱片弄坏了，博古笑眯眯地说：“这算什么呢！碰坏了就算了嘛！”
鲁艺女学生比较多，是延安舞会最盛行的地方。王培元的《延安鲁艺风云录》这样写道：“鲁艺是文学艺术家和文艺青年最集中的单位，自然而然地成为延安最有名的舞场之一。每周六鲁艺都有舞会，有时还举办化装舞会。艺术家们把作为舞场的教室的环境布置得很优雅，为舞会伴奏的以音乐系为主力乐队，在延安也是一流的。据统计，当时延安干部、学生的男女比例是十八比一，女性为数很少，所以在舞会上，鲁艺的女学生是最受欢迎的女舞伴。因而，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央领导人和到延安的一些国际友人，也时常来鲁艺跳舞。”
马列学院在蓝家坪，那里的“周末舞会是别具特色的，校园里沙平草软，成了最好的露天舞场。同学们在这里跳交际舞、集体舞、秧歌舞。有音乐小组用提琴、二胡等中西乐器伴奏。更别致的是跳舞的同志大多穿着草鞋，打着绑腿，有些同志的草鞋上还缀着两个鲜红耀眼的绒球。”在紧张的革命工作之余，周末舞会成为人们放松的主要生活方式。
周末舞会风波
流行在延安各种场合的舞会也给延安的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活带来了不愉快。在一些共产党人的眼里，交际舞是表现现代小资产阶级生活情调的东西，因此，交际舞在延安刚兴起就遭到了抵制，中共高层领导人夫人对交际舞有着强烈的不满，在她们看来，“这种一男一女搂抱着缓慢移动的舞蹈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反映”。
随着抗日战争艰苦环境的到来，对延安交际舞会的不满从夫人们延伸到知识分子。性格开朗的女作家丁玲由于看不惯当时有的女同志热衷于周末舞会的行为，也看不惯年龄大的领导干部找女学生结婚。1942年3月9日，丁玲在她主持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三八节有感》。她写道：“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次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地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的眼睛都会望着她。”丁玲批评的是那些在延安的“舞星”，她后来回忆说：“那时文抗的俱乐部，每逢星期日就是几个打扮得怪里怪气的女同志来参加跳舞。‘每星期跳一次舞是卫生的’，说这话的就是江青。我不反对跳舞，但看这些人不顺眼，就顺便捎了她们几句。”
如果说丁玲只是委婉地“捎带”地批评了热衷于舞会的几个“舞星”，那么王实味批评的不仅仅是几个“舞星”，而针对的是整个延安的周末舞会，他的批评十分激烈。他严厉批评延安舞会是一种歌舞升平，与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是不和谐的，“在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野百合花》)
在整风运动期间，王实味的观点很快成为众矢之的，有人说“想来想去，倒觉得今天延安的玉堂春与草鞋舞，并不是纸醉金迷，更不是人肉买卖，只要今天并不是直接的身处于战场之上，则即使是前方的同志们，也得有工作之余的娱乐的。因此谈不上是什么歌舞升平。”后来，随着对王实味斗争的升级和对其问题性质的定性，他对交际舞会和延安其他问题的批评便上升到了政治高度，范文澜、李伯钊等对王实味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的话语进行了彻底的和无限上纲的批判。尽管王实味遭到了上纲上线的批判，但至少说明有一部分人是反对举办周末舞会这样的娱乐活动的，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基层社会的交际舞会则比较少了。
舞会回归上层
经历了“王实味风波”后，加之1943年延安兴起了“新秧歌运动”，普通干部娱乐就被秧歌舞围住了。周末交际舞会仍然回到了“上层”社会，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杨家岭、枣园、王家坪成为整风运动后交际舞会的主要场所，舞者主要是中共高级领导干部。共产国际驻中共联络员彼得·巴·弗拉基米洛夫在1944年6月14日的日记里写道：“每逢星期六，王家坪照例要举行舞会，江青和愉快的叶剑英是舞会的中心人物。朱德是个跳舞能手。”1945年2月18日，作家萧军去枣园参加舞会，***、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都来参加了。
一位在延安从事机要工作的人员回忆说：“不论在杨家岭，还是枣园，中央书记处和机关举行周末舞会的时候，都是我们机要科的同志担任乐队伴奏，所以能比较多地见到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些青年女学生仍然是最主要的舞伴，一位西北党校学习的学员回忆说：“每周六我们都要到西北局礼堂参加友谊舞会。有件事使我终身难忘。有一次，我们去参加周末舞会，看到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首长也都参加了，少奇同志和周副主席踏着节拍，跳得很娴熟，而毛主席则迈着稳健缓慢的舞步，他每迈一步伴舞的女同志就得跳两三步。”这些都说明，在延安的上层社会中，交际舞会还是有着相当的魅力，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周末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
黄正林，学者，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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