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等九十元，乙等六十元，丙等四十元；齐唱与独唱：甲等七十元，乙等五十元，丙等三十元(得奖作品之歌词另致稿酬)。
5、稿酬的不同形式
1941年前钱物稿酬并存，之后多为现金稿费。但“物酬”并未绝迹。在物资极端匮乏的延安，“物”为生活所必须，同样珍贵。“物酬”包括毛巾、肥皂、笔记本、纸张、铅笔等。这些物品当时奇缺，公家所发根本不够用。文化人每月按规定、分级别供给几张纸，领取时严格登记。一张纸当做两张用(两面写字)。能用上新毛巾和肥皂，属于“上档次”了。所以，写稿得到“物酬”，很自豪、很骄傲的大事。还有的物酬为赠送书刊，以刊为酬。
延安早期油印刊物基本无稿费，以赠送一份当期刊物为酬，后来的铅印报刊才支付稿酬。1941年物价飞涨前，稿酬标准大体为1元/千字。也有铅印刊物不给稿酬的，如《文艺突击》。1939年初，***委派边区教育厅长周扬参与《陕甘宁边区实录》编纂：“备有稿酬(每千字一元五角)”。
还有一种特殊稿酬，1943年鲁艺秧歌剧《兄妹开荒》红透延安，中央党校炊事员给演员送来两双袜子、两条毛巾、两块洗衣皂：
“这些东西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这是由于炊事员工作的特殊需要专门发给他们的，他们舍不得用，送给我们，面对这些东西，我们感动得都哭了，就是在演出中，也常有老乡端出米酒送给我们，这一切给了我们极大鼓舞。
6、稿酬怎么花？
延安作家卞之琳(1910~2000)回忆：
“谁要是从邮局接到重庆、香港以至上海孤岛汇来的一笔稿费，就招呼朋友，三三五五，一分而光。”
《一个中国革命者的私人纪录》详细记述萧三夫妇、萧军夫妇，用稿费在餐馆消费的生动场面。它说：
萧军那时有点钱，点菜花样多，酱牛肉、卤鸡、卤肝、叉烧肉样样都点一些，喝了白酒，剩下的菜，统统打包带走”；“萧三一家刚来胜利食堂，多吃西餐……慢慢地他们一家改吃中餐，点一份炒肉丝，简简单单，吃饱为止，萧夫人(俄罗斯人)很会点菜：糖醋里脊、青椒肉丝如此等等。”
周立波、陈学昭、曾克、张季纯、钟敬文、马可等都谈到过当年延安“一人得稿费，大家去消费”的愉快经历。
1941年，鲁艺文学系学员穆青(1921~2003)，几篇通讯发表于延安、重庆——这在同学中引起了反响，一来那时很少有人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二来能收到10元、20元的稿费，这对每月仅发二元津贴费，只能吃到南瓜、土豆的同学们来说无疑是个福音。因此，不管每次是谁收到稿费，大家便欢呼雀跃，到桥儿沟街上买些热烧饼和一碗碗羊杂碎，饱餐一顿。
穆青有了文名，学校动员他上《解放日报》，鲁艺各级领导动员谈心。“当时我们都不愿当记者，一心想努力成为一名作家。最后，由副院长周扬约至延河边，从组织纪律性说到爱伦堡——当记者并不妨碍当作家，沿着河岸走了几十个来回，终于被说服了。”
1942年8月30日，穆青与同学张铁夫一起来到《解放日报》，“从此，我便结束了令人留恋的鲁艺文学系的学习，走上了新闻工作岗位，直到今天，整整四十五年。”
1945年8月田家英收到一点稿费，邀请陆石上延安北门外小饭馆，要了一盆回锅肉、一个“三不粘”、两碟小菜、两碗陕北黄米酒。39年后陆石(1920~1998，中国文联秘书长)仍感慨：“这在当时，已是很丰盛的午餐了。”
***和其他领导人得到稿费，大都把“外快”用于赞助公益或个人应酬。1940年“延安各界纪念五四青年节筹委会”发起有奖征文，历时一年多，征得作品一百五十篇。第二年6月9日评选结束，***捐赠三百元为奖金，周恩来、王稼祥各捐两百元，吴玉章捐一百元，董必武捐五十元。
***用《论持久战》的稿费请许多人“大吃一顿”并组织延安哲学研究会。
1939年初，延安民众剧团经济拮据，***、李富春各捐一百元，贺龙送来二十元，柯仲平一宣消息，全团欢腾，买了一头驮驴、一盏汽灯、一些化妆颜料，服装则向群众临时借用，老百姓大多把演出当真人真事。
延安首长的钱主要来自稿费，1940年，***再送给剧团三百元(据说是《论持久战》稿费)，周恩来、董必武、博古也各给剧团送了五十元，陈云捐了一台照相机，剧团大大“阔”了一把。博古也经常捐稿费给新华社、《解放日报》俱乐部做文娱经费，俱乐部每周六组织舞会、娱乐晚会，多少要用点钱。当时延安只有一辆自行车主人是罗瑞卿，据说罗用《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稿费所购。
1939年6月下旬，延安举行欢迎周恩来、博古从重庆归来的晚会，一把“大提琴”是一把胡琴固定在一只空“美孚”汽油筒上。1946年，美国作家贝尔登慕名访问赵树理(1906~1970)，在晋冀鲁豫中央局见到这位农民作家。此时，赵树理作品营销中外名扬欧亚。
贝尔登问：“你的书销行这样广，得到的稿费和版税一定非常多吧？”赵树理回答：“不，我并不计报酬，我们实行的是供给制。”贝尔登大大激动起来：“嘿，他们剥削了你！如果在我们美国，你早就成了富翁！”赵树理笑了：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要求作家的标准便不同。写作，这就是我为党的事业工作、为工农群众服务的战斗岗位！”
美国作家的眼睛瞪得更大了。
虽然延安文化阵地局促单一，稿费总量低薄，物质刺激力量不强。但正面效应则是万目争睹，一文既出，声名鹊起，社会关注度极高。1944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延安翻版四万册，一星期销光。
（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