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间为：2018-11-08
这样的婚姻制度和婚姻环境，这样的胎儿保护政策和儿童保育政策，给革命队伍里的女青年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
对生理现象的无知，与几乎没有什么避孕措施，很多离开父母、逆家庭的革命女青年都是稀里糊涂地怀了孕。她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是在出现了强烈的妊娠反应后，才去医院检查，知道自己已经是准妈妈了。这是她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因为革命还远远没有成功呀！
面对突如其来的孩子，她们一筹莫展，怀孕后的妊娠反应接踵而至：
本来延安的小米饭、南瓜汤、盐水煮土豆，吃得香喷喷的。可是妊娠以后却难以下咽。……有的孕妇反应严重，吃进多少吐出多少，吐完了食物吐胃液，吐完了胃液吐胆汁，好像五脏六腑都在腹腔里翻滚。本来延安的饭菜营养已经够单薄的了，加上不能进食，经过几个月的折腾，即使是矫健的年轻女战士，也会变成病号。胎儿的营养全靠母亲自身储备，十月怀胎，待婴儿呱呱坠地，做母亲的臼牙开始摇动脱落，脸上出现皱纹，脑筋反应迟钝，达不到一个战士的素质要求了。
对此体会最深的应当是贺子珍。自从1928年5月与结婚以来，井冈山上，长征途中，陕北延安，她“生孩子实在生怕了，十年生了九胎，现在肚子里又怀孕了”。她的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以至于在抗大学习期间竟然晕倒在厕所里。而她执意离开***，离开延安去苏联治病时，年方28岁。
十月胎成，接下来的生育，对这些战争环境中的知识女青年来说，有时甚至是生死考验。
1945年9月，正是重庆谈判的时候，王丹一在清凉山窑洞宿舍里生产了。
艾思奇在另外一间窑洞里写文章，我在窑洞宿舍里，没有灯光，感觉得痛疼难忍，就哼叫了。隔壁××夫人听到了，叫来艾思奇。艾思奇束手无策。这位夫人让勤务员赶快叫来中央印刷厂卫生员，问我是哪一天？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预产期。这样，就在窑洞宿舍里生了。
……只有一个勤务员，年纪太小，什么也不懂，第一天帮我们洗了一下，以后就不干了，脏衣服放在窑洞里8天没人碰。
1941年3月，曾志住进当时延安医疗条件最好的中央医院妇产科准备生产。最关键的时候，接生的医生们都去吃饭去了，产房里只有一个护士。孩子顺产出来时，护士没有接住，“咚”的一声，竟然掉进了产床下面的铁盆里。这个孩子就是陶斯亮。孩子生下来了，但吃饭的医生还没有回来，她就只能在产床上躺了有一个小时，才被抬进病房里。“病房也在窑洞里，这个窑洞还住了一个女同志，刚分娩两天。我被抬进病房后就再没有人来管我了，而我却开始大出血。想请医生来，又不好意思让刚分娩的病友去，这个时候我真希望医生能碰巧来一下，哪怕进来一个护士也好呀，可始终等不到。直到我感觉快虚脱了，才告诉对面床上的同志，她立刻起来，看我脸色苍白，马上去叫来了医生，此时我已失去知觉了。”她是的夫人，尚且如此，其他人住院生产的护理情况也可想见了。
“当时延安条件困难，不是生下小孩就有托儿所。……许多母亲为了给孩子一点营养，十分辛苦，要自己养羊、放羊才能挤出羊奶给孩子吃。为了给孩子做饭，要到大伙房后边拣煤核，才能烧起小炉灶。”当初奔向延安的知识女青年们，都是怀抱着一腔救亡报国，改造社会的崇高理想和革命热忱，可以说，她们谁也不会想到自己叛逆了旧家庭和旧社会，来到革命队伍里还要回到窑洞，回到家庭，去带孩子。
她们有了孩子，她们便被一根无形的绳索捆缚在一个狭小的笼子中了！她们迈动不开脚步，向学习，向工作，去进取她们自己的希望。为了抚育着革命的新的一代，她们是愿意付出最大的牺牲与忍耐的。因此，烦恼与劳累，不能使她们发出一句怨言。只是她们不愿意放弃为革命所应尽的母性外的人性的职责。她们在矛盾中挣扎！
革命女青年们作为妻子和母亲，在生育中所经受的流血、疼痛与伤心，直接剥落着她们的飒爽英姿；而回到窑洞抚养孩子，日常生活的平庸与琐碎，则间接侵蚀着她们的壮志豪情。
而最让她们心痛的，则是母性与事业的两难。革命对于革命者来说，总是第一位的。于是，就出现了将孩子送给老乡临时抚养或永久抚养的事情。可惜，陕北老乡们家里的条件之简陋，又往往是出乎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