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车站，林伯渠在延安的13年:曾为重庆谈判打前站 重庆谈判、重庆谈判照片、重庆谈判电视剧、重庆谈判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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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1886年3月20日生于湖南安福西乡（今临澧县修梅乡）乐二里容止区凉水井村。早年留学日本，加入中国革命者同盟会。1921年1月在上海加入共产主义组织。他在半个多世纪里，参加了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的革命斗争，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是我党少数几个从20世纪初就投身于中国革命的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和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
加强陕甘宁边区的民主建设
1940年11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以中共中央驻陕西代表的身份从西安回到延安。此后，他主要的精力就是领导陕甘宁根据地的建设。他努力贯彻边区施政纲领，把边区的政权建设、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推向前进。
为了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0年，***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中提出了在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代表工人阶级和贫农）、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和中间分子（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在政府中各占三分之一的制度。为了贯彻这个指示，1941年，林伯渠通过边区政府发布了关于彻底实行“三三制”选举运动的指示，详细分析了边区内部的阶级关系，阐述了边区实行“三三制”的必要，规定了选举的重要事项。随后领导边区进行了普选，使县级“三三制”政权普遍地建立起来。第二年，又完成了乡选举。
“三三制”的普选是一次广泛的民主运动。当时，不少人对“三三制”不理解。尤其是党内许多干部对于要把曾经被我们领导群众打倒的、但现在表示愿意抗日的绅士吸收到统一战线中来很不理解，有的甚至有抵触情绪。比如当时边区政府拟遴选绥德县的一个著名绅士、大地主做参议员，党内一些同志就是不同意。林伯渠耐心细致地做干部的思想工作。他曾找绥德的县长说：过去我们搞土地革命，分他们的地，打倒他们，都是对的。而现在我们要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团结抗日，请他们出来当议员，也是对的。因为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况且他们是拥护党的抗日政策的。并说明了他们在地主阶级中影响大，出来工作，能起到我们所不能起到的作用。经过这样循循善诱地说服教育，干部的思想也就通了。许多县、区、乡把开明的绅士吸收到“三三制”政权中来，绥德那个著名绅士也当了边区的参议员。
1941年11月，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通过了著名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选举了边区政府委员和正、副主席，林伯渠连选连任主席，陕北开明绅士李鼎铭当选副主席。开明绅士、民主人士虽然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赞同实行民主政治，但对减租减息、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有时表现抵触情绪。林伯渠耐心地进行解释和帮助，使他们很快转变了看法。林伯渠经常教育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照边区参议会通过的施政纲领和各项政策来确定工作任务和计划预算，并保证执行。他主持的政府委员会，每半月举行一次会议，必要时提前开会，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议，再提交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会批准后执行。他在主持讨论问题时，争论是常有的，但反对搞个人攻击。如在建政、司法和审干问题上，曾有过一些原则性的争论，林伯渠一般是不直接参加争辩的，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谈出各种看法，等到是非将明时，他再以长者的态度表示支持那些正确的意见，否定错误的意见，但允许保留个人的不同看法。对于一些一时难以判别的带理论性的争论，他十分慎重，常直接去请示***，然后作出适当处理。
“三三制”是一个新事物，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均不大习惯，既无经验，更无规章制度，因而有时会出现某些隔阂。在1943年上半年一次政务会议讨论一个文件时，副主席李鼎铭主持会议，最后他说：“俺没意见。”可是事后要签发文件时，他却不肯执行。原来他说“没意见”实际上是有意见。对此，林伯渠与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均感到意外，因而决定由李维汉找李鼎铭交谈，倾听意见，弄清症结所在。李鼎铭从他受到***在边区参议会上演讲的感动而出来工作说起，侃侃而谈，一直到最后尖锐地提出：“你们党上决定了……”，“干部把我这个副主席当摆设”。
这次谈话表明，问题的症结就是党外人士在工作中是有职无权。林伯渠、谢觉哉和边区政府党组得知这一情况后，商定了改善关系的两条办法：一是每周举行一次向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汇报工作会，参议会常驻副议长和政府正、副秘书长参加，由各厅、处、院主管人员轮流汇报，有问题当场商量解决。二是各厅、处、院向政务会议提出有关方针、政策、计划和其他重要议题时，除经党组研究外，还须向李鼎铭副主席汇报，取得同意后再提交会议讨论。
从此以后，边区党内外关系日趋融洽，李鼎铭也不说“你们党上”而说“我们团体”了。后来，中外记者来延安，一个英国记者要求同李鼎铭谈话，边区政府给他配了个翻译，让他自己直接找李鼎铭谈话。
在谈话中，这个英国记者问李鼎铭：“你是不是有职有权？”
李鼎铭爽朗地笑了，回答说：“我有职有权。”
这位英国记者事后说：“李鼎铭副主席真正有职有权，他在回答我们的问题时，面笑心也笑了。”
参加整风运动
1942年初，全党的整风运动开始。林伯渠立即投入了这一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他认真地回顾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检查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深入地解剖自己；同时，也满腔热情地帮助同志。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掩盖自己错误的小人，而是襟怀宽大的君子，态度光明磊落，欢迎党内外一切批评，而且心里很快乐，就像古人所说的，“知‘道’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同年秋，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为了把边区干部的思想水平再提高一步，彻底克服各方面实际工作中的缺点，中共西北中央局于10月19日至翌年1月14日，在延安召开了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会议过程中，林伯渠作了多次长篇发言。他说，由于王明冒险主义的错误，“白区的党十分之十都失败了，许多苏区也没有了，只有这个苏区存在着。这使得革命事业、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全世界人类改造事业的一部分，在中国今天还继续着。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我看，我们陕甘宁边区是堪当这句话的意义的，因为在这里保留着民族的阶级的不亡的一线生机”。他还说：“今天边区不仅是仅存的一个苏区，而且有很大的力量”，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重担落在我们每个党员的肩上，我们要使党员的“质量更精一些”。他指出，在边区党内有许多坚强的很好的干部，使得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壮大，“然而也的的确确还有那样一些人，在思想上享乐腐化，闹独立性，自由主义，而且表现在行动上。这样的人就不像一个共产党员……是我们共产党的耻辱”。“如果教育后他还不改正，那就不能不用纪律和一些别的办法来处理。”
这次边区高级干部会议，贯彻了整风精神，接受了林伯渠的许多正确意见，讨论了党内特别是高级干部对以往边区党的斗争历史的认识，检查了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又确定了边区党的中心任务。
通过整风学习，林伯渠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1945年，他在党的“七大”上发言时，说他很早就相信马克思主义，但即使大革命失败以后，也“不懂得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联系起来，有些盲从”。接着，他用大量史实说明***是如何赞同搞统一战线实行国共合作，如何认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组织农民运动和建立农民武装，如何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把马克思主义具体运用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幅员辽阔的中国，从而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不断走向胜利。因此，他得出结论说：“我们全党同志应当学习毛主席的思想，学习毛主席。”
与国民党谈判
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告解散。这一举动勾起了蒋介石“招降”中国共产党的幻想。6月间，他亲笔写信给***，约请***赴重庆“当面谈一切问题”。半年过去，中共方面没有回音。
1944年1月16日，为了公平合理地调整国共两党的关系，以利于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约见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告知共产党拟在周恩来、林伯渠、朱德3人中择1人，或者3人同时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
2月2日，国民党复电表示欢迎周、林、朱3人同往。
17日，***告知郭仲容，说我党决定先派林伯渠去重庆。
4月29日，林伯渠偕王若飞、伍云甫等从延安起程，5月2日抵达西安。同一天，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也到达西安。4日，两方代表开始会谈。林伯渠首先提出：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决议对国共关系采取政治解决方针，请问究竟如何解决。张、王两人避而不答，却一再要求林伯渠提出具体问题来谈判。于是林伯渠提出以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演说中所讲的五条意见，作为谈判的基础。这五条是：一、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二、承认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根据地；三、承认我党领导下的一切抗日军队；四、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发给粮饷弹药；五、恢复新四军番号。张治中和王世杰不同意，主张就两党目前有关军事及边区问题进行商谈。于是林伯渠说，经过7年多的抗战，中共领导下的正规军已有47万多人，并组织了22万民兵，请国民政府先给6个军18个师的番号。
张治中、王世杰只允许4个军12个师。以后又谈了几次，最后商定将历次会议双方意见整理成纪录，双方代表签字后，各方报告自己的中央，由两党中央作出最后决定。
5月11日，林伯渠按照双方原先的约定，在纪录上签了字。可是张、王二人竟不顾事实，说纪录上只是林伯渠个人的意见，他们不签字。
5月17日，林伯渠、王若飞与张治中、王世杰一同飞往重庆。20日，中共中央将拟定的谈判方案电告林伯渠。方案中提出了关于政治民主化、承认一切抗日军队、承认我党及各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承认边区政府及各抗日根据地政府、实施地方自治等二十条意见。
22日，林伯渠将这个提案送交张治中、王世杰。张、王认为所提太多，“有些条件这样提法，无异宣布国民党罪状”，“足以使人生气”，故不肯接受，希望进行修改。
23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致电党中央书记处，报告谈判近况，并对谈判的形势作出了估计。6月3日，党中央复电，同意林伯渠等对形势的估计及所提的谈判方针；同时，把修改后的提案十二条和口头要求八条发给他们，指示他们据此进行谈判。
6月4日，林伯渠写信给张治中、王世杰。信中说，为了便于谈判，并表示我方希望解决问题的诚意，我中央已复电指示，将原来所提二十条改为十二条，而把一些小问题改为备忘录。随信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十二条，递交给张治中、王世杰。同时，张、王二人将国民党政府《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面交林伯渠。
6月6日，林伯渠写信给张治中、王世杰，指出国民党的“提示案”，与我党所提十二条，相距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