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间为：2023-01-31
大生产运动：不只是纺线、开荒种地那么简单，它涵盖了工农商金融
2023-01-3116:51:53来源: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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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地广人稀,可资动员的资源极其有限。但在1937年至1939年间,边区老百姓的负担还是较轻的,一则因为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对地主负担、发展生产的措施,二则因为边区脱产人员的厉行节约,三则因为国民政府在此期间对边区有一定的补贴。
一、大生产运动的背景及开展
虽然如此,中国共产党仍力图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因为边区的脱产人员多,1937,1938两年,共征收公粮29000余担,1939年征收5万余担,绝对负担仍相当可观。农民负担渐重之时,中国共产党提出进行生产运动的设想。
1938年7月,八路军留守兵团决定开展生产运动,要求立即创办各种合作社,大量种植蔬菜,开磨房、喂猪、养羊,打草鞋,自己织袜、手套等。结果,当年留守兵团的生活状况得到极大的改善,并证明了“抗战部队中开展生产运动的可能性”。
1939年2月2日,延安举行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提出:要解决边区200万居民和4万脱产人员的穿衣吃饭问题,就要进行生产运动,“生产运动还包含一个新的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的意义。这二百零四万人中,有学生、军人、老百姓等等,今年都要种田、种菜、喂猪,这是农;要办工厂,织袜做鞋等,这是工;要办合作社,这是商;全体都要学习,老百姓要开展识字运动,这是学;最后是军,八路军自然是军,学生要受军训,老百姓要组织自卫军。
这样,工农商学兵都有了,聚集在每一个人身上,叫做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也叫做知识与劳动团结起来,消灭了过去劳心与劳力分裂的现象”。
在这次会议上,李富春提出发展生产运动4个方面的目的,第一条即是克服边区财政经济物质上的困难,并提出当年开荒60万亩,边区政府以下生产16500石粮食,军事机关部队学校生产12500石,中央机关生产1000石。
为了促进各单位种菜,李富春提出从当年7月开始普遍减发菜钱。21939年生产运动拉开了大生产运动的序幕。据中央财政经济部调查,1939年一年中,边区群众开荒104万亩,增收粮食20万担;4万在职人员的生产,平均保障了3个月的粮食,有的单位保障了10个月或半年的粮食。31939年的实践为中共1940年面对因与国民党关系恶化而被停发补贴的严峻局势提供了因应之道。
1940年和1941年,是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面对困难,部队首先行动起来,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提出“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的口号,要求各部队“以自力更生的精神,战胜物质困难”。
同年12月,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出指示,提出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充实与活跃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必须实行自力更生的自给自足政策。为实现这一点,一方面要发扬人民的劳动热忱与生产积极性,“次则依靠边区党政军学全部在职人员,不妨碍工作战斗与学习努力从事集体的有效的生产,发展公营企业作民众的模范,与指导公营企业成为新式的国家资本与民间的集体资本及私人资本结合起来互相发展的前途,就更健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一指示从理论高度揭示了大生产运动的丰富内涵。
1940年12月,在国民政府正式停发补助后,陕甘宁边区政府“责成各分区各县,直到区乡的党政军(保安部队除外)民教,一九四一年除粮食仍由公粮供给外,其余一切费用(冬夏衣被毯费亦在内)统统自给,1941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陕甘宁边区部队生产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各机关部队就近(留守兵团在直罗镇、359旅及直属队在南泥湾和延安附近)立即加紧夏耕,保证全年蔬菜油料和肉食自给,各机关部队每人须割干草、马兰草等造纸,整理公营商店,取缔投机操纵黑市取利行为。
延安大生产运动取得很大成绩,但边区农民的负担仍较抗战初期为重。1940年,农民交公粮9万担,1941年20万担,1942年16万担。为此,1942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时期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批评了两种错误观点,一是强调应实施“仁政”的观点,“因为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于人民是不相干的。
反过来,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二是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报告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总方针。
二、大生产运动的总体成果
1943年后,各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都取得较大收获。晋冀鲁豫边区1943年秋到1944年春,军民开荒33万亩,增加细粮16万石。副业方面,1944年收获山蚕价值120万元,出口药材180万斤以上。
工业方面,纺花织布130万斤。八路军总部制定颁布“滕杨方案”,规定凡年生产3个月粮食者,公家只收80,其余作为单位完成生产任务的奖励;从事手工业生产者以工资折合交足3个月粮食和全年菜蔬者,自得70,余归伙食单位;在规定数内节约之办公用品,按市价公8私2分红;提倡私人积金,准许私有。
山东根据地1943年垦荒34万亩,军队常费全年减发9成,机关减发3个月。1944年,发出关于生产节约运动的训令后,生产取得更大成绩。晋察冀边区1943年扩大耕地42万亩。1944年运动扩大,部队机关生活改善,少征公粮2万石。晋绥边区1944年扩大耕地75万余亩,增加细粮16万大石,棉花130万斤;煤产量增加到27800万斤,铁产量增加到320万斤,纸增加到39300令。
苏北军民一边战斗,一边生产,其中,新四军第3师第8旅,半年生产蔬菜5万斤,其中旅长张爱萍1人生产千余斤。在淮南,新四军第2师师长罗炳辉以359旅作榜样,要求将路东、路西的荒地变成第二个“南泥湾。淮北军区洪泽湖水上部队1943年11月的10天中割芦草14368捆,织大菔1150条,价值238520元。
三、农业方面的成就
大生产运动大大改善了各抗日根据地的财经形势,也培养了自力更生的精神、与群众打成一片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大生产运动全面推广的同时,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也在陕甘宁和其他各地蓬勃开展起来。
在陕甘宁边区,内战时期的苏维埃政府曾组织过“劳动互助组”、“耕牛合作社”、“优红代耕地”等劳动互助团体。1937年到1943年,“劳动互助社”等新式劳动互助组织不被群众理解,而“机工”等民间互助团体则自发地流行。
1942年底,中共西北局把组织劳动力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在《关于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讲话中提出要在农村发展集体劳动。于是.1943年后,边区的劳动互助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43年春耕,在关中、延安和陇东3个分区,共有“变工”4588个,劳动力32081人;“札工”和“唐将班子553个,劳动力5919人;集体开荒队75队,劳动力1365人。1943年夏耕,劳动互助团体更为普及,如陇东的锄草“变工”参加者达13547人,占全区劳动力的33;安塞县的“札工420个,劳动力4063人,变工”558个,参加者3310人,共占全区劳动力的80。
秋收中,又有30左右的劳动力参加了劳动互助。在发展中,传统的一些劳动互助方式如“夥种”、“夥格牛”、“唐将班子”等扩大了实施范围,改进了组织方式,一些新型的互助方式出现了,如变工修埝地、变工修水漫地、变工修水利、变工运盐、变工打盐、变工进行农事准备工作等。关中分区还兴起“义仓运动”:即将村中集体垦荒地作为义田,收获粮食归义仓,荒年或贫户无粮时可向义仓借用,丰富了劳动互助的内涵。
陕甘宁边区劳动互助运动渐入高潮之时,***在1943年10月作了《论合作社》的著名讲话,他说:陕甘宁的劳动互助办法“可以行之于各抗日根据地,将来可以行之于全国,这在中国经济史上要大书特书的。这样的变化,生产的成果也不是归公而是归私,但人与人的关系变了,这就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这是第二个革命”。他还提出:“合作社性质,就是为群众服务,这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篇报告从理论上阐明了劳动互助运动的意义和前景。
陕甘宁边区的劳动互助合作运动,成为其他各根据地的模范。
在冀鲁豫,“在灾荒严重时,开始学会,组织起来,开展生产运动,实行变工互助”。据7个专区不完全的统计,参加变工队的10540人,组成1250个队。参加互助组的90658人,组成16585个组。晋绥根据地参加劳动互助的146550人,占劳动总人口的37.4。晋察冀参加劳动互助的有562704人,占总劳动力的9.8,山东参加劳动互助的占总劳动力的20。
四、工商业方面的成就
各根据地中,首先是陕甘宁有自己较为完整的工业。公营工业方面,1938年前,边区工业日用品主要依靠输入,公营工业仅270余职工。1938年开始,工艺实习厂、石油厂、难民纺织工厂、造纸工厂、工具工厂、皮革厂及神府、陇东两纺织厂等创办起来。1939年,国民党开始封锁边区,促使边区工业加快建设步伐。制造肥皂的新华化学厂和后勤部制药厂成立,安塞、固临、延长等地建立了纺织合作社。
1940年,华寿俊用马兰草造纸成功;毛纺织业开始起步了;玻璃和染料工业开始准备。这年,厂、社增加到33个,职工约千人。1941年,随着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加紧,边区工业迅猛发展,有各类厂社90个,职工约7000人。但这时的工业生产有一定的盲目性,一些工厂的运转情况较差。1942年,通过整顿公营工厂、采取进口壁垒和政府订货扶持私营工业发展的政策,边区工业获得稳步发展,纺织、造纸工具已能全部自给。
这年10月,还发动了赵占魁运动。1943年,公营工厂增加到82个,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取得显著成绩,石油、军火、通讯器材、玻璃等工业业绩不俗,“这些成绩和成就,给边区工业的发展建立了自给的初步基础”。轻工业中的纺织、造纸、印刷、肥皂、火柴等或产量大量增加,或从无到有。
边区工业的发轫和发展贯彻了“自力更生”的方针,但外部援助亦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资金方面,1938年国民政府曾拨款10万救济边区灾荒,其中5万元用于办难民工厂。同年,行政院赈济委员会也提供10万元,被用于办厂。一些国际友人亦有帮助。其次,是办厂人员和设备。沈鸿抗战前在上海拥有1家机器工厂,1938年2月,他带7名工人和10余台机器来到延安。另外,从事防毒面具制造的钱志道、原在招商局工作的陈振夏等来到边区,“作为建立工业的指导力量。
合作社工业是陕甘宁边区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939年4月,在路易·艾黎等主持下,“工合”西北办事处延安事务所成立。成立之后,收到大量捐款,1939年为483232元、1940年为698190元,另从设在宝鸡的西北办事处每月得到300元作为经费。用这些钱,设立了油灯工业合作社、延长纺织生产合作社、固林纺织生产合作社、安塞纺织生产合作社、团结毛纺工业合作社、振华造纸工业合作社、光华制药工业合作社、瓷窑工业合作社等等。
当然,工业合作社中也有陕甘宁边区军民自己组织的,像当时著名的从事纺织生产的南区合作社。
除合作社外,尚有私营手工场和家庭手工纺织业作为边区工业的助力。以织布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