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公营织布工厂有较大发展;织布合作社、私营工厂及家庭手工业也随着发展,计有织布合作社37个,织机179架,工徒374人,生产大布6000匹;家庭及私营工厂织机18467架,男女职工42242人,生产大布65334匹。连同公营工厂所产,共计104302匹。
合作工业在年产量上增加了15倍,家庭织布业在总产量中则占据65以上。这说明一个问题:“公营工业并不排挤小工业,相反,它们是相依为命的。”生产合作社、私营工厂及家庭手工业是边区工业的助手。”抗战之初,国民党尚未封锁陕甘宁边区,故边区的商业最初处于自由贸易状态。
但公营商业得到较多支持。承担管理和经营双重任务的“光华商店”负责采购物资以供需要,到1939年,“光华商店”商品流通额达1000余万法币,1940年达2000余万法币。1941年5月,边区政府决定“光华商店”“实际从事输出输入贸易,调剂物价,保证机关部队的供给,帮助各工厂购买原料,推销成品”,并要求“各机关部队亦须爱护与帮助光华商店”。
1940年后,边区为克服经济困难,许多机关单位都办起了商业,像中央军委系统的西北商店、西北莱店等,边区政府的鸿太号、安太号、大兴号等,中共中央系统的中和、新生、中大等,公营商业的规模更形壮大。在这同时,中共加强了对公营商店的领导,要求每一个市镇有3个以上公营商店的,必须组织“公营商店联合会”,并组织党团。
在这样的管理之下,1944年边区的输出总值为3101000万边币,输人为1596000万元,出超非常明显。
与陕甘宁相比,其他根据地的工业比较薄弱。诚如晋察冀边区的:“公营工业,除少数试验场所外,均为军需工业。”这和根据地始终面临迫切的战斗任务有关。在晋冀鲁豫,设在韩庄村的八路军司令部修械所生产步枪,八路军柳沟铁厂生产手榴弹。后又开设或扩建军工部1至4所和柳沟铁厂、复装子弹试验厂、炸弹厂、机器厂。
晋察冀开始设有第1、第2、冀中修械所和晋察冀边区制造所,1939年4月成立军区工业部,下设8个连。晋绥根据地先是设有第120师修械所、工卫旅修造所、晋绥分区第8分区修械所,后又成立晋绥军区修械厂和晋绥军区第2兵工厂。
相形之下,各根据地的商业要比工业发达。淮南根据地典型地反映了根据地商业的面貌。淮南根据地1942年成立“利华贸易公司”,“利华贸易公司组织根据地的商品流通,控制一些重要商品和军事物资,处于商业领导地位”。
淮南与各根据地的贸易往来主要是以物易物,比如,苏北根据地用盐换淮南的飞马牌香烟。商人们组织在“商业抗敌协会”中,根据地“积极鼓励商人通过他们自己的进货渠道和关系,购进根据地需要的商品,输出根据地需要输出的物资”。“在接近日伪区的边缘区,因易于走私资敌,商人就需要有群众团体及政府机关的证明,才能在内地运销,以防止走私。
内地粮食一般不准出口,只有在军民供给有余,出口又能换回军民所必需的工业品的条件禁运粮食到敌占区,可以狠狠打击敌人以战养战的企图。
五、金融财政方面
除陕甘宁根据地外,中共各根据地成立之初,财政较为混乱,很多地方系按过去的钱粮册征收,殊欠公平。随着各地政权建设初具雏形,作为其他诸项建设的基础,财经建设立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938年1月,在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财政问题决议案》,要求在战时的财政调度中,募集公债、偿还旧债、征收遗产税等新税、增辟公共企业收入、建立边区关税、没收日寇汉奸的财产,征收特种消费税、紧缩公务费、征收动产超过税、举办人民救国基金或救国储金、发行纸币。在战时的财务行政中实行统一财政收支和公开的预决算制度。随后,实施了“合理负担”办法,即按照累进原则对村民的收入征收一定费用,也有根据土地的占有面积和好坏来确定负担的。
1940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重申须建立财政制度,在税收方面,对非必需品和奢侈品课以重税,做到根绝,而根据地内非必需品,征以低税,以利输出;田赋附加一般不得超过正赋的1/2,货币政策方面,要求建立银行、发行钞票,排挤杂钞,保证信用,防止把无限制地发行钞票作为解决经济困难的惟一办法。
晋察冀的财政金融建设在敌后各根据地中是较早而较完备的,许多重要措施也是其他根据地的范本。山东根据地在经历最初的混乱后,于1940年前后开始财政统一收支,1940年12月出台《公平负担暂行办法》,并颁布粮票制度。
在实行过程中,修正了让地主负担过重的“左”倾政策,将负担人口扩大到80,负担重的地主的纳税水平降到50,1942年,山东实行新的“救国公粮”办法,以年产量101斤为起点,50斤为一级,累进征收。游击区按1/3实行。
山东还通过管制贸易和货币斗争,达到了驱逐法币和其他货币、获得军需品和必须品的目的晋冀鲁豫边区在“冀太联办”成立前,军队薪饷靠国民政府拨发,吃粮靠就地供应,各地筹粮筹款采取“合理负担”,主要由地主富农负担。1940年后,“合理负担”变为累进税,要求负担面达到80左右,人民平均负担率一般约占其收入的15,最高不超过总收入的30。
军队的生活费是财政支出的主要部分,根据地乃规定脱离生产的军政人员一般不超过根据地人口的3,最高不超过4,一方面厉行节约,一方面开展大生产度过难关。1941年后,边区实行统一累进税,次年,游击区等也比照实施。
抗日根据地财政的一个基本目标是满足根据地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各根据地成立之后,先后开办银行,发行钞票(通称抗币)。
晋察冀边区1938年3月成立边区银行,发行边币,规定为本位币。山东根据地1938年8月成立北海银行,发行北海币。晋冀鲁豫开始成立上党银行,1939年10月成立冀南银行,发行冀钞。1940年1月,冀南银行与山东北海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和晋西北银行实行沟通。冀鲁豫1940年筹建鲁西银行,发行鲁西币。
1940年5月成立西北农民银行,发行货币。华中各根据地亦建立银行,发行货币。苏北区有盐阜银行,淮南有淮南银行,皖江有大江银行,苏中有江淮银行,淮北有地方银行,鄂豫有建设银行,另有淮海地方银行、惠农银行、浙东银行、江南银行等等。
其中,盐阜银行发行的钞票被认为是当时全国“信用最好的货币。根据地建银行、发货币的用途很多,比如贷款扶持工商业和农业,促进贸易和流通,但战争环境下主要的作用是为边区提供可挹注的资金。
根据地开银行、发货币前后,国民政府的法币亦在流通之中。
各根据地采取的是驱逐日伪货币和地方杂色货币、维护法币、与法币同时流通的政策。如苏北根据地号召沦陷区居民使用法币;动员根据地人民用法币去沦陷区抢购物资,使敌占区人民大量持有法币,让法币占领贸易市场;与沦陷区实行以货易货,防止汪伪抛法币到根据地抢物资;在根据地暂时收回法币,发行以法币为基础的边币,等等。
随着国共关系的恶化和法币恶性通货膨胀的出现,根据地开始对法币采取限制政策,而扶持抗币发展。像苏北,将1元的新抗币作为法币5元发行,停用中国农民银行票,对其他法币明确限用,即对中央、中国、交通银行的较旧法币8折使用。
至于抗币,对商人,要求用抗币交税,对贷款,要求归还抗币,并提前准备“上忙”土地税的征收,使民间对抗币需求趋旺。当然,此时,法币相对伪币为害为轻,根据地的主攻目标是伪币,为此,苏北根据地在中心地区没收伪币,在游击区减小酌收伪币的范围。同时,一面降低伪币对法币的比价,从1元伪币合法币1元4角降到合法币5角;一面计划“以伪制伪”,吸收相当数量的伪币后集中抛出,打击伪币信誉。。当然,这段时间货币斗争的主动权也并不全掌握在根据地手中,有些环境较为险恶的根据地。如苏南在1943年根据地遭受“扫荡”、汪伪“中储券”占领市场时,也曾经从限制法币退回“保法排伪”;盐阜区在1942年冬1943年春日伪“扫荡”时,“法币几乎成为唯一的流通工具,抵御着伪币。
到抗战后期,随着根据地军事政治形势的好转,根据地货币金融斗争已取得优势。杂钞早退出舞台;日伪货币退到极有限的区域与法币争夺,根据地亦动员人民将伪币换成抗币,“或向沦陷区购存物资”;法币则面临根据地各种抗币的攻势。
盐阜根据地1944年6月公告其新抗币与法币比价为1比50,抗币为根据地的本位货币,法币仅6种可以流通。当年9月,又宣布6种法币逐渐退出流通。华中各根据地随之规定各自的抗币与法币的比价为1比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