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成为王林夫人的刘燕瑾在与王林谈婚论嫁时，不期然就产生了“一种无形的恐怖”：“结婚的日期是一天天的迫近了。没有半点的成就，结了婚以后又怎么办呢？不久再怀上孩子又怎么办呢？”李锐的夫人范元甄婚后感叹：“生孩子，对于女人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关头……带孩子，妨害自己。”
对此，沈霞以女性的细腻和敏感，写尽了她们内心的曲折和挣扎：
现在大众目光中，一个年青女孩子的结婚代表着什么？除此之外，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会堕落，会没出息而满足！我不能肯定说我自己有把握结婚后仍可以飞快地进步，不能，像我这种感情重的、常常太热情而又眼光不够远大的女子，结婚会引起可怕的结果的。而逸，他能给我什么帮助呢？不能，他连自己也把握不住，他自己的前途也还只是悬在深崖边上的。我不结婚，那么可以不去理会感情，作为必须尽的义务，我可以专心学习，而且获得旁人帮助。
但是，我已说过了，只要他没有问题，我可以答应。多么痛苦的“答应”啊？我真想大哭一场。我似乎预见到我的前途在这个“答应”下幻灭了，我对于我们将来的生活看不到光明，相反地，我时常想到争吵、发腻、无止境的感情的要求。而这些我害怕，闭着眼睛看到这些影像我就战栗，心都收缩起来了……
我要努力替我自己打下基础，我决不像一般女同志那样“完了”。不是由于个人英雄主义，而是由于作为一个党员应有的责任与义务。我不能糊糊涂涂地过一生，辜负父母的培养，辜负党的培养。
女性的期冀、无奈，在这里真是一览无余。
女性面对婚姻的困惑还有另外一方面。由于革命阵营男女性比例的失调，以及女性在权力结构中的弱势地位，女性常常会有意无意中成为资源分配的筹码。年龄和资历限制，造成这样的结果：“许多女同志不得不勉强解决婚姻问题，客观条件又明摆着，够条件的大都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干部，年龄又大，文化又低，进步较慢，不善于钟爱……勉强结婚终是闷闷不乐。”沈霞说道：“我不愿意去找一个干部，为那些急需一个老婆和一个侍候者的所谓干部做生殖机器，我要自己的前途，我要自由地生活在自己屋子中，我要能和自己爱人享受一切的平权，真实的爱情，而不仅是肉体的满足。而这一切我是能有的，充分地有着。”沈霞的说法固然不无片面之处，却从侧面点出了一部分女性的选择中，背后真正的动机。
历史和现实中，两性关系大概都是永恒的难题。战时中共的婚姻管控，尽管对当事者难免不构成精神和生活上的痛苦，却又有其逻辑上的根据。而且，从这一规制的造成和运行中，有心人还不难发现一些人性中的光辉。人类走到现在，一直背负着很多很多，在这种背负中如何面对自己和他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在这里，群己权界和超脱自我，像两级阶梯，或许，可以拾级而上，或许，登上最初的阶梯就已经很难很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