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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千金小姐到战士:延安女革命者的爱情与婚姻

发布日期:2016/6/7 10:42:51 浏览: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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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队伍里的女同志,是一道风景。她们大都走过一条从叛逆者到革命者的人生道路,逃离旧家庭,投身革命的队伍里,军事化生活强健了体魄,脱落了小姐们的脂粉气与羞涩感,在磨炼出中国现代革命知识女性飒爽英姿的同时,也承载着革命婚姻带来的光荣与苦痛。

一、奔赴延安

1938年8月3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伍云甫在安排何穆、陈学昭夫妇乘汽车去延安时,特别嘱托他们,“和我们(指何、陈?D?D引者注)同行的有一个女青年,要我一路照顾她”。何穆、陈学昭是一对留学法国的博士,一为肺结核病专家,一为重庆《国讯》杂志特约记者,都是当时延安紧缺而欢迎的高级人才。他们通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介绍,途经西安到延安,所以受到特别的关照。

而这位同样受到特别照顾的女青年,原名温联琛,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刚刚翻字典取了一个化名叫夏沙,时年只有14岁。她是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政治系主任温崇信的独生女,从小娇惯。抗战爆发后,其父温崇信出任国民政府江苏省太仓县、昆山县县长,安徽省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受抗战进步的革命思想影响,“在武汉时,夏沙曾从家里偷跑出来,准备到延安,在郑州被父亲的朋友从火车上把她拦截下来。到重庆,夏沙还要去延安,父亲不同意,但锁不住她,只好买机票让她去西安”。在所有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中,乘飞机到西安,夏沙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再次形成,重庆方面自有关照,因此,伍云甫也就特别看待夏沙这位奔向延安的革命女青年。

延安革命队伍里有知识、有文化的革命女青年,大都走过一条叛逆者的道路。她们首先是背叛自己出身的中产阶级家庭,投身抗战救亡的革命行列,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后,继而更背叛自己曾经出生并成长着的那个阶级和社会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这给她们首先带来的是一种离家出走、人身解放的无限畅快感。

1938年3月,原在成都华西坝金陵女子大学读书的阎明诗,离开成都来到武汉,寻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去参加革命。周恩来亲自接待了这位时任新生活运动总会总干事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谋阎宝航的千金,看其年龄幼小,问她:“你吃得了苦吗?”她故意提高嗓门,声音响亮地回答:“能,我能吃了苦!”在等候通知的日子里,她想到:

由于父亲的社会地位,我一直过着教会大学生的优越生活。现在就要踏上革命征途了,还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呢?我低头看了看脚上的鞋,那是一双进口的捷克皮鞋。这种鞋是不能穿了,它和革命者的身份不相称。我又摸了摸自己的头发,那是梳的披肩长发。我立即跑到附近的一个理发店,理了一个露耳朵的短发,大家看了都说我像个假小子。

不久,她被组织安排从武汉乘火车经郑州到西安,再改乘汽车到延安。“我以为,自己踏上了革命的路,也就是革命的人了,不能有一点自私自利思想。因此,一路上把我随身带的钱和衣物都分给了大家。”这不是杜撰的故事,而是一个个真实的历史细节。

抗战爆发后,四川成都街头的宣传活动一度非常火热。时在中华女子中学初中读书的孟于,十五六岁的妙龄少女,生来一副好嗓子,积极参加学校进步师生组织的“抗日救亡宣传队”,经常到街头、茶馆、集镇去唱歌演讲。她声情并茂,声泪俱下地演唱着东北人民家破人亡、四处流浪的歌谣《松花江上》(张寒晖作词作曲),“爹娘啊,爹娘啊……”,被父亲获悉,得到的严厉呵斥是:“我还没有死,你就哭了?”怎么解释都没有用,一顿狗血喷头的狠骂后,保证以后不唱了。

不久,她又参加宣传活动,在茶楼里演唱另一首抗日救亡歌曲《丈夫去当兵》(老舍作词,张曙作曲),被一位父执朋友听到了。这位关心她的长辈当晚就转到她家,对她父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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