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知识分子也存在主动改造的要求。就是被公认为“中国文学史上真正把农民当作小说的主人公的”第一人的鲁迅，也承认“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他们认识到：以个人为创作的中心，以个人生活为描写的目标，而忽视了群众的生活，这种“心目中只知道有英雄，而不知道有群众，只知道有个人，而不知道有集体”的“个人主义”创作是违背“革命文学”要求的。认为“写小说是不够的。要脚踏实地干真的革命工作”，心甘情愿地做革命的螺丝钉。
对于文艺界存在的问题，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非常关心，也积极加以引导解决。1938年5月，***在鲁艺告诫文艺工作者：“要下去，要到人民生活中去”，“演戏要像陕北人”，不可“眼里根本没有工人、农民”。***还专门做文艺界一些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的工作，著名作家萧军就是一例。
为了深入解决文艺知识分子存在的问题，中共中央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1942年5月2日、16日、23日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5月23日，***在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文艺工作的根本问题是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鲜明地提出文艺是为群众服务的，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在讲话中着重谈了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和感情问题，明确要求将立场、态度、感情“由一个阶级转变到另一个阶级”。他说：“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选集》第3卷，第851页）
1942年5月28日，***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的报告中，继续阐述了文艺工作者要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问题。***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实现与工农兵相结合，“这中间就要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其中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要破除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才能够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才能够有马列主义的党性。解决了这个思想上的问题，才能够在思想上与无产阶级、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有了这样的基础，才可能在行动上和工农兵、和我们党相结合。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总是要格格不入的。”（《***文集》第2卷，第426页）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知识界开展了整风运动。整风运动对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和改造运动，也是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教育运动，对转变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立场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从组织上保证大众文艺的实施，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组织文艺工作者与劳动英雄座谈，让他们了解群众，获得创作题材。其次是召开了有五十多位党员文艺工作者参加的下乡动员大会。1943年10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公开发表，11月，中宣部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强调全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和研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克服过去思想中工作中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偏向，以便把党的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中去，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使文艺事业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从而在陕甘宁边区掀起了到生活中去、到群众中去的热潮。“到农村去、工厂去、部队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成为解放区文化工作者的行动口号，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地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融入到人民大众中去，努力学习大众语言，学习改造群众文艺。
在陕甘宁边区，许多文艺工作者背着背包下乡、下厂、下部队。如：诗人萧三、艾青，剧作家塞克到南泥湾，作家刘白羽、丁玲、陈学昭到农村和部队，柳青、高原到陇东体验生活，进行创作。延安音乐工作者提出了到街头去、到工厂去的口号。戏剧界经常下乡、下厂为群众演出。画家背着画板，到工厂、农村，以工农大众为素描对象。
1943年春节开始的秧歌剧运动，就是这种结晶。2月9日，***在枣园看了秧歌剧《兄妹开荒》后满意地说：这还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群众对“文艺下乡”称赞道：艺术家把艺术从窑洞里搬到了街头来了。
1944年和1945年春节的新秧歌活动，在陕甘宁边区，工人、农民、士兵、店员、学生都广泛地参加了。据当时的资料记载，秧歌队的足迹几乎遍及每一个乡镇和山村，平均1500人中就有一个秧歌队。
知识分子的这种变化，丰富了解放区农村文化生活。王春在《继续向封建文化夺取阵地》一文中对农村文化的变化进行了描述：我们有了由巫神转过来的劳动英雄。有了主动上门替人治病的农村医生。签筒不见了，泥老爷不见了。因为蝗神可以打绝，所以蝗神庙没香火，因为旱灾真能度过，所以再不见祈雨的行列，人们参加的是农会、工会，没了枪会、佛会的阵地。要学时事政治，所以《推背图》、《东方朔》再不上场……家里的《诸神同堂图》撕了，换了毛主席；灶王牌揭了，换上了农家历。《名贤集》开始被《古话正误》、《识字课本》所代替，每一县差不多都有五六十个剧团，多的则在一百以上。
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后来回忆道：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最想讲的一点，就是它解决了我国几千年来文学作品的服务对象问题。它是划时代的篇章。当时能聆听《讲话》觉得很光荣，但不像人们想象的听了以后很兴奋，马上就接受了。我是琢磨了好几年才逐渐理解的。首先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我去延安前还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是站在民族的立场上反帝反封建的。座谈会号召我们下去熟悉人民的生活，学习人民的语言。《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孔厥下去以后，记录了老百姓的生动语言，形象鲜明。我也学着搜集，用在我的漫画中。群众熟悉这些语言，自然就看懂了我的漫画。逐渐的，我认识到了文艺民族化和大众化的重要性，两者各有内涵而又不可分开。画了一些受到大众欢迎的画以后，我很受鼓舞，渐渐地理解了我们的文艺创作必须为大众服务，反映人民的声音，与时代的脉搏相合。……最重要的还是必须写自己熟悉的生活，画自己观察到的东西。现在文艺作品很多，但缺乏精品，解决的途径恐怕也只能是：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诚心诚意向人民学习。
著名作家丁玲概括了文艺知识分子面向工农兵后取得的成绩：新的木刻、密切结合群众、反映群众斗争的木刻在古元、彦涵等的刻刀下出现了。艾青写了对劳动模范的赞歌，李季写了《王贵与李香香》的新民歌，欧阳山等写了歌颂英雄、歌颂光明以及反映陕北新生活的报告文学。接着是短篇小说、中长篇小说以及民间说书等，都以抗日战争和曲折的阶级斗争为题材而陆续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时的秧歌经过专业的和业余的文艺工作者的团结合作，改造、提高，也从初级发展成为生动、活泼、新鲜的小歌剧。每当《兄妹开荒》、《牛永贵负伤》、《一朵红花》、《赵福贵自新》、《刘顺清开荒》等演出时，锣鼓一响，人们都从窑洞里涌出来，冲下山坡、围满广场。陕北的冬天虽然很冷，但演出场上的热烈气氛，把人们的心都熔化了。那种场面永远留在演员和观众的记忆里。那种美好亲切的享受将使人终生难忘。至于《血泪仇》、《白毛女》，更是当时广大农村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这些从土到洋，既土又洋，从旧到新，真正是新的作品，代表了那一个时代，深受群众的欢迎拥护。这一辉煌成就，当年从延安出发，曾经影响全解放区、大后方蒋管区，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伟大贡献，而且奠定了新中国建立以后文艺发展的基石。
总体来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和谐的，知识分子作用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那种借中国共产党在个别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的不足从而妖魔化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的观点，是违反历史事实的。
《延安时期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关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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