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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体系”浅论

发布日期:2016/7/2 4:49:29 浏览:1328

体;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建立、政治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形成;中国人民成为政治共同体的主体,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被确立为天经地义的政治伦理。其实,在政治意义上,人民和民族是一体两面。中国共产党的建制本身和努力使中国成为一个“政治大国”或“政治民族”。中国共产党是形成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组织纽带。就政府有效性而言,1900、1920、1930、1950年的中国政府是非常不一样的。1900年,两万洋兵登陆大沽口就能杀到,迫使当时的中央政府流亡;1950则朝鲜战争和美国在国门之外打了个平手。1950年的中国在和别国比较的意义上肯定比1900年还穷,甚至人民的平均财富在绝对意义上还少了。但是中国政治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稳固的中国人民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政体建立了。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组织纽带,其领导机关作为当代中国政体的核心部分。这种政治模式否定了通过利益博弈、竞争性政党竞选来获取国家政治职位这样一种政治模式。其反对党争(所以党内禁止非组织活动),注重促进政策的审议、凝聚共识(所以党内要有健康的政治生活,鼓励让人发言不怕争论)。这样的政治体制,是对竞争性的政党政治体制的超越。先进性团体政治,既是政治共同体整合机制,又是政策审议机制,比代议制民主更具有先进性、审议性和中华民族理想追求的适合性。必须澄清,中国共产党是先进性组织,不是代表性组织。欧洲社会民主党是伴随产业工人队伍的壮大而成立的,代表工人利益;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产业工人仅二百万,经济之落后、国防之孱弱可见一斑,但正是因为如此才要成立中国共产党。欧洲政党跟随社会发展的潮流,中国共产党改变历史的走向。

中共精神气质对儒家优良传统的吸收。中共的历史实际上是继承中国优秀传统,吸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精华,面对中国实际问题,开展独立自主奋斗的历史。中国人民和其中的仁人志士——中国共产党,固有追求正义、追求美好社会的意向和斗争精神,本来就承载着源远流长的中国文明传统,是他们面对中国自己的问题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学说,面对问题反思和选择,在实践中走出了中国的新道路。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有新四书《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儒家政治哲学则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国共产党已经对儒家传统进行了创造性转化,是对儒家道德哲学的抽象继承和其伦理内容的具体扬弃。和俄国欧洲共产党不同的是,中共的精神气质是儒家的。此信仰,不是科学理论所证明的。秉持的道德内容有差异,但共产党人与儒家在道德哲学的根本结构上是一致的,即使反孔但从未脱离这个传统道德体系,革命有理之理者,天理也。***思想实际上是不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框架内解释的独创的思想。***思想要在体用兼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价值立场与实事求是之方法论,不因***同志有过的政策与制度选择失误而丧失其长远的伟大意义。***的政治实践,可为后来者借鉴。其创立的制度遗产,可为我们继承创新。

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真信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牺牲我一个、幸福千万人。“尊德性、严纪律、道问学、求大同”的先进性团体,这才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尊德性,目标求大同,中共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精华而又融合了时代的内容。马克思的理论则属于“道问学”的部分,尽管曾经是主要的内容,但中共吸收人类一切先进的理论与经验,实践、发展并且超越了马克思主义。所以,马克思理论中的错误或者过时根本无关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

“延安体系”对今日中国之启示

中国当下面临的实为一体系构造的问题,不仅是体制改革,也不仅是意识形态重塑。正是因为体系紊乱,才会出现精英阶层几乎无人不腐败。体系紊乱之表现:一是思想文化极度混乱,不存在主流价值观。二是对外金融依附输出财富,内部土地食利制造贫富分化,这种经济模式任何健康意识形态都无法落地生根。将中国问题诊断为政治改革滞后是愚蠢的,相反不具备自成体系的视野,盲目引进西方体制可能引起体系进一步的混乱。因此,我们需要仔细构划在历史的具体时空中可能的较好体系的各个层面,如其生命力、其意识形态系统与制度系统的相互支持、意识形态和制度体系的临界点等等。“延安体系”正是一个现成的模板。

“延安体系”不是没有弱点,如政治论述方面,没有理解意识形态与制度政策之间的有机统一、相互支持关系,过度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没有及时提出超越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命题。主权货币体制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货币数量论阴影不散,不敢大胆印钞搞建设。法制方面孱弱,马锡五的传统没有得到发扬光大。但是无论如何,“延安体系”是我们20世纪最重要的遗产。我们需要珍视它,如其经济方面包括主权货币、地租均享、资本社会化企业、赶超战略等,此结构在,则工作虽失误亦是疥癣之疾,难看难受不致命,有此基础,改革甚易成就甚大,弃此基础,则病入骨髓社会矛盾无解。

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自信: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中国道路具有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其蕴含的人类普遍理想和实现理想的高明手段,目的和手段的统一具有真正折服人心的力量。因此,窃以为,我们并无必要以特色自辩,乃至自贬,妄自菲薄,而应该坚持普适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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