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李学炎（右）用可塞式飞机送周恩来回延安后留影
吴健
1937年，国共两党为了民族大义，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此过程中，曾有一位身份特殊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执行向延安空运经费的任务，同时兼顾中共领导人的交通联络之责。也正是那段进出延安的经历，让他接触到***、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袖，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共产党的蓬勃生气与民族气节。这位飞行员名叫李学炎，抗战期间服役于陈纳德将军旗下中美混合团，曾领军摧毁42架敌机。1949年后随国民党空军撤退台湾，2014年去世，享年102岁。这位飞虎将军长期把这段亲历深埋心底，直到临终前才公布出来。
红军地上走，他们天上炸
李学炎，广东梅县人，1932年考入中央航空学校三期，高级飞行训练时被分配到轰炸专业，相继飞过道格拉斯O-2MC（时称“大达机”）、可塞式（Corsair）以及诺斯罗普（时称“诺斯洛普”，NotthropGamma2E）三型飞机。
航校三期原计划于1934年底结业，但由于当时国民党在江西围剿中央苏区进入高潮，前线的国民党军急需飞行员驾机轰炸苏区纵深，因此把航校教员都征调走了，甚至连三期准毕业生里也被挑走六名飞行尖子，去为第五期新生带飞舰队式（时称“弗力提”，Fleet）初级教练机。而等到10月份，航校又收到前线支援的命令，不得不安排更多的三期生驾驶教练机去参加内战。
对当时的国民党空军来说，对地攻击的最佳型号当属新到货的诺斯罗普单翼飞机，但考虑到国共交战的江西山区地形复杂，单翼机的转弯半径远大于双翼机，所以最后决定安排9架可塞式（V-91CCorsair）教练机上场，它们被分配到中央空军第2队，队长是王勋（即王叔铭，后来升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副队长王伯岳，三名分队长则是“9·18事变”东北沦陷后归来的原东北空军老将孙仲华、李世珍、王星垣。
当时第2队的驻地是江西南昌，机场就在鄱阳湖畔，这批稚嫩的航校三期生先坐在可塞机后座熟悉当地环境，飞两趟后再被放单飞。其实，当1934年10月李学炎去第2队报到时，中共中央和红军已经决定放弃苏区向西突围，展开两万五千里长征，而国民党空军则一路尾随，追炸不止。当红军进入四川后，国民党空军为支援围堵的胡宗南部队，多次派机轰炸中共首脑机关驻扎地松潘。1935年7月17日，云南航空学校毕业的国民党空军第3队副队长朱嘉鸿带着广东航空学校毕业的队员郭诗东，共同驾驶编号为“305”的道格拉斯飞机前往松潘西北方向袭击红军，结果在名为“色耳古”的地方被红军击落毙命。事情仅过了半个月，8月3日，已调入第6队的李学炎也奉命空袭松潘，当天领队长机由已升任第6队队长的王伯岳驾驶，其后座上端坐李学炎的同期同学、准尉见习官谢集泰，没想到这架长机也步了305号机的后尘，在低空扫射时被红军机枪击落，两人当场送命。此战之后，李学炎又多次驾机经过现场，还能发现那架飞机的残骸仍留在山头上。
当中央航校四期结业后，又有四名新队员来第6队报到，其中杨国健和俞荫椿两名少尉在1936年1月1日共同驾驶“605”号机空袭四川金鸡关的红军阵地时，却因导航失误撞到荒山上，无一幸存。
从长沙到广州
1936年注定是中国命运大转折的一年，尽管付出巨大牺牲，工农红军依然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气概结束了长征，在陕甘宁交界处建立了新的革命根据地，而随着日本侵华步伐日益加快，蒋介石集团“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遭到全国民众以及国民党内部其他实力派的强烈反对，连带地发生一连串“政治地震”。
1936年6月至9月，广东军阀陈济棠与广西桂系军阀白崇禧、李宗仁联合举兵反蒋，由于广东空军实力不俗，蒋介石特命中央空军将配备新式诺斯罗普轰炸机的第2、9队转调湖南长沙，不时前往广东与广西边境侦察，监视两广部队是否有北上迹象，其间也曾遭遇对方飞机拦截，但大家似乎有所默契，一经接触就各自回避，避免擦枪走火。
两广事变最终以广东空军被蒋介石重金策反，陈济棠下野流亡而告终，中央空军则全盘接收原广东空军的人员和物资，其中李学炎随第6队进驻广州天河机场，对他来说，这可是回到了广东老家，母亲特意从梅县赶来与他相会，而李学炎的同学更是在当地完成终身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