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由沈启无引起的话题，读他的遗墨，忽想起废名先生。
好像是在一本诗集里，沈启无写到了对废名的怀念。那时候正是抗战时期，周作人在北京苦住，沈启无热衷于办刊与社会活动。但他们突然觉得身边少了可爱的人物废名，彼此都有点怅然。
北大南迁的时候，废名没有被安排在名单里。恰好母亲病故，他便匆匆赶回老家湖北乡下。但他一去就是多年，似乎很安于这次的回迁。在周作人、沈启无看来，废名本不该走，留下来也许并不坏吧。不喜欢出离，是京派的许多人的心理。但那时候常态的人还是一走了之。人在只剩有被奴役的路时，还有什么安于固定的选择么？漂泊是重生的可能。老舍、巴金都选择了到异地去抗日的路。废名则回到了自己的故乡黄梅。
那是个很美的地方，水光漫漫，山有秀色。其中四祖寺与五祖寺就在其间，佛气缕缕中藏着无量的神奇。有一年我去黄梅，特地与友人去寻找废名的旧居。那一天的天气很好，我们乘船涉水，河泊阔大而有趣。后登一青山，山多古迹，前人石刻偶能见到。印象深的是这里的名字，苦竹镇、古角山，都带诗味。于是恍然悟出，废名的文好，乃天地所染，非做作之笔。废名教书的地方给我的印象很深，那里幽闭清静，竹林茅舍如画般安宁。在一个山坳边，昔日的小学校还保留着。那是一座孤独的老房，很坚实，上下两层。孩子们上课在一层，二层是废名休息的地方。房子高大，四周是天地与树木，真的是远离城镇的清静之所。据说日本人曾炸了学校，这是他后来选择的地方。有点隐蔽，不那么引人注意。他在这里教书，很认真，与世是隔绝的。而那本著名的《阿赖耶识论》就是那时候写出来的。
废名是周作人最欣赏的学生。沈启无对其也喜欢得很。但我总觉得他和周作人周围的人有隔膜的地方。那就是有真的山林野趣。俞平伯、江绍原、沈启无写山水，都是书本里的影像，或者说是士大夫情调里的东西。废名却是仙气与佛性的流盼，且有野店的泥土气，加之五祖寺的禅风。他内在的气息绕着周身，有生命的盘诘。废名就多年住在五祖寺，与红尘真的是远的。周作人、沈启无称自己在北平是苦住，其实是染有杂色的，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倒是远离都市的他保持了清洁的精神。他在山林间隐住，不以俗世之乐为乐，连旧京里的友人都不可思议。在那样的时代，以这样的方式来选择对抗，独自对着山林与孩子，无疑的是苦涩里的诗意。
日本战败后，废名被北大教授朱光潜等人力荐，得以返回红楼。他在北去的途中，还专门去南京的老虎桥监狱看过周作人。那一天他的心情想来一定复杂，或许为老师的苦住京都而遗憾。但他自己未能陷于泥潭，总是幸运的。废名不相信自己的老师那样坏，心里照旧感念着他。所以后来周氏返京后，废名依然对老师照顾多多。据说过年的时候，他曾送周家一车煤炭，以解冬日之难。自然还有亲近的交往，似乎先前的一切都未发生过一般。这引来意外的变故，待到1952年院系调整时，他竟从北大分出，被发配到东北的一所学校去了。
那时候的他已经人近老年，此次漂泊，真的意外。长春的冬很冷，饮食单调，并无浓厚的学术气息。在四面空旷的校园，一定有诸多困难。他喜欢北京，怀念那里的学术氛围。然而命非己定，漂流是自然的了。不久就是视网膜脱落，只好返京医治。北京已经无家，他借住在亲戚那里。这时候他感到了自己的无用，被抛弃了一般，内心是无奈的。人至暮年，精神郁闷，是生之大苦。他的文章越来越少，已经没有先前的幽玄迥远了。生活状态也在改变人。最终也没有躲过受辱的命运。
废名几乎和周作人同时去世，一个在东北，一个在北京。都寂寞地辞世，没有几个人知道。天地匆匆，人也匆匆。看那些旧事，我总有难言的感慨。在过往的岁月里，他们的以不变应万变，及变中的不变，都隐含着生之无奈。在那个时代，没有多少人推崇他们的文字，可是现在我们想想历史，在文字上给人惊喜的往往是这样的人物。但他们是寂寞的。也缘于此，心就可能贴到泥土，听到了上苍的声音。于是学会了无声的表达。或是无法表达的表达。
从韦素园到废名，时空差异是大的，人的审美亦毫不相同。但他们生前的孤寂和惨烈的影，我们这些后人能体会多少呢？在传统里，有的人一直在走，四处漂动着，似乎什么也没有找到；有的人一生原地不动，却参禅悟道者多多。可惜这两者在民国都不易做到。我记得李叔同从浙江到闽南的路上，见兵匪之乱与生民之乱，颇为痛苦，在那次漂泊中，影响了他对尘世的印象，内心经历着罕有的波动。民国是大动荡的时期，殊乏静气。文人在变故里进进退退，遭难者为多，遂有了多样的人生。那时候人们喜谈六朝之文，不是无缘故的咏叹，实在机遇如此，凄风苦雨里，面对的只能是狭窄的空间。空所依傍，时无居所，在无路的野地，他们蹒跚地走着。我每每读到这些人的文字，觉出隐隐的痛，而这些，是精神史里的隐秘，要弄清它的幽曲之路，也并不容易。人生不过一种漂泊，谁也难测自己的终点。也由于此，诱惑着一代代人在没有路的地方艰难地走着。死于路上，总比老于寓所要悲慨、壮烈。古之人如此，今人亦复如是。那与人类的天性有关还是无关呢，就不太好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