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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的无悔青春:当时去延安下乡可是件时髦事
西部网-陕西新闻网敬泽昊彭芬2015-05-04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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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奔赴延安下乡之前,姚丹和全班女生在天安门广场合影留念。
对于北京知青而言,去延安下乡可是一件时髦的事情。图为姚丹(左一)和同学在宝塔山前合影。
每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青春故事。成长于红旗下的第一代人,最难忘的,莫过于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岁月。这样的经历,让他们不得不在人生的黄金时期,便开始了绝望中寻找希望的煎熬。
有人熬过去了,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有人没熬过去,后来被时代的大潮淹没……如今他们老了,到了回忆过去的年龄,对于那段岁月,他们会抱怨,会遗憾,当然更多的是难忘和自豪。
五四青年节前夕,西部网记者走访了多位知青,一边翻看着泛黄的老照片,一边听他们讲述那段岁月里的点点滴滴。
作者:敬泽昊彭芬
1969年1月,16岁的北京女孩姚丹和同学们一起踏上了开往西安的火车,出发前,全班女生在天安门前合影留念。包括这些女孩在内,上个世纪60年代末,近三万名北京知青来延安插队落户,据不完全统计,最终有近200人留在了陕西。
“在那个年代,去延安是件很时髦的事”
在那个交通并不发达的年代,从北京到延安,姚丹和同学们用了四天的时间——从北京坐火车到西安,再转乘到铜川的火车,最后换乘卡车才颠簸到延安。“路途太远腿都坐木了,下车连路都不会走了。”姚丹说。
在路上,姚丹迎来了自己的生日,“离开北京的时候16岁,踏上黄土地时已经17岁了。”
下乡的北京知青有的去了黑龙江、内蒙,有的去了山西、云南,而姚丹他们之所以选择前往延安,则是出于对革命圣地的向往,“在那个年代,去延安是件很时髦的事”。
1月的黄土高坡天气寒冷,下着雪的山路十分湿滑,好不容易到了公社,知青们都快冻僵了,却还要步行几十里山路才能到达目的地。“老乡走在我们的前面,用山里人特有的背绳把沉重的木箱背在双肩。狭窄的羊肠路上无处停歇,只能这样负重挪步向前。雪天进山对我们简直就是灾难,陕北老乡却如履平川。”回忆起当年进山的情景,姚丹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姚丹带着自己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观杨家岭革命旧址。
最牵挂当年曾执教的窑洞小学
姚丹下乡的地方在离延安城有几十里路的河庄坪公社井家湾大队,“村前是弯弯曲曲的延河,村后是绵延环绕的大山。”山里的孩子每天要背上干粮到河对面的小学去上学,河上没有桥,夏天趟水过河,冬天踏冰过河,碰上发洪水过不了河,就只能耽误课程。
当时,这些文化程度其实并不高的知青,在山里人眼里算是文化人了。插队第二年,姚丹被队里派工当了老师。
“队里临时找了一孔旧窑洞,配上‘缺胳膊短腿’的旧桌椅板凳,在墙上砌了一块石灰墙,刷上锅底黑当黑板,临时教室就这么布置好了。”姚丹说,农村办学没资金,为了给孩子们买书本,她带着学生进山挖药材、打酸枣,晒干后卖到城里的医药公司,农忙时还组织学生拾麦穗、掰玉米、拾粪等,挣些工分。
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日子姚丹很快乐,她教学生们跳舞、唱歌、游戏,还带他们参观革命旧址。离开延安后,她一直牵挂着学校的情况,令她欣慰的是,当年的窑洞小学如今仍在,还扩大了规模,条件也好了很多,“我教过学生中有好几个接过教鞭,当了老师。”
北京娃变陕北婆姨陕西就是家乡
趟延河、睡凉炕、饿肚子,长期的农村生活与劳动让姚丹患上了关节炎,拄了大半年的拐棍。虽然生活艰苦,但知青们始终报以对生活的热情,他们游览宝塔山,还在延河大桥下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合影。
70年代初,北京知青们通过招工一个个离开村里,大多数人都选择回到了北京。1972年,姚丹本来有机会离开,她却把招工名额让给了家中有困难的同学。那年年底,和她一起下乡的北京知青全部走了,只剩下她一个人。
1973年,姚丹被招干到了河庄坪乡政府工作,后来又调往延安城区区委办公室、延安地区轻工业局,在此期间认识了陕北籍的丈夫,姚丹决定,留在陕西生活。“我的心态一直都比较好,对于能不能回北京,一直没有多想,随遇而安吧。”
后来,姚丹调到了西安,生下了儿子,“当年的北京娃,变成了陕北的婆姨。”后来,为了照顾户口迁回北京的儿子,她又回到北京工作了几年,并在北京退休,但最终还是选择回到西安安度晚年。
“儿子虽在北京长大,考大学时却选择了西安交大,我这一辈子,算是跟陕西结下了不解之缘。”姚丹说,这片黄土地为她的人生注入了丰富的养分,陕西就是她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