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间为：2022-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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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号称知识青年，怎么过得这么穷
7.相比当年2.8万名知青大军，留守的无疑只是沧海一粟
8.一位北京知青告诉他的女儿，你不要结婚
9.从北京到延安，路途是多么遥远
6.号称知识青年，怎么过得这么穷
留守黄陵县的北京知青张彦门也是一个看大门的，每天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但工资只有669.82元。张彦门整天盼望着早点退休，退休了，他好在家好好休息。2006年9月17日，张彦门终于办完了退休手续，那一天，他过得激动而又惶恐，平时很少走动的他，在那一天主动去找钟振远和李冠伦聊天，他告诉这两位战友，他今后要把身体养好，多活些日子。在李冠伦那里，他知道一个消息，这几年每年过年的时候，县里的领导都会带着大队人马来慰问知青，电视台的记者也会跟着来。而张彦门说从来没有人来慰问过他，李冠伦分析说，可能是他的单位是市里的，县里管不上。这一点，让张彦门感到有些失落。当天下午，张彦门接到单位领导打来的电话，说晚上没人看大门，如果他愿意可以返聘他。接完电话，张彦门连晚饭也未顾上吃，就去了单位。
烧锅炉、看大门，这是大部分留守知青所从事的工作。知识青年，这是多么美好而又体面的一个称呼，但是命运最终让他们这些当年的佼佼者被飞速发展的社会远远地抛弃。曾有一位上个世纪80年代出生的大学生问张彦门，不是说知识就是财富吗，你们号称知识青年，是有文化的人，怎么过得都这么穷？张彦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心里清楚，他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已经永远在停留在了上个世纪60年代。
张彦门早已习惯了吃陕西的面食，老婆苏小玲快人快语，“我彦门以前爱吃米饭，不过我喜欢吃馍馍，但彦门很体贴人，都是他随着我。”苏小玲是陕北典型的一位农家妇女，能干、贤慧、善良。结婚多年以来，张彦门从没去过理发店，都是她亲自上手。嫁给一个北京人，让苏小玲感到些许满足。但这份满足仅仅是在心里，结婚的时候，张彦门一无所有，两人只好借住在苏小玲一个亲戚家的窑洞里。窑洞位于黄陵县高耸的虎头山顶上，站在家门口，就可以看见宏伟壮观的黄帝陵，每年清明，这里都会举办有国家重要领导人参加的盛大祭祀活动。
苏小玲第一次回北京的婆婆家已经到了2005年的元旦。那次北京之行，两个人心里都不是滋味。只剩一年就要退休的张彦门对北京的思念日益强烈，但他发现，汪小玲并不喜欢这个地方，这让他退休后返京的打算又一次被搁置。“北京太大了，一出门就要坐公交车。生活上也不习惯，经常爱下馆子吃饭，不在家做，米饭我又不喜欢吃，还要天天洗澡。”汪小玲说。
回黄陵的时候，张彦门的姐姐给汪小玲买了衣服和一对玉镯，还给了3000元钱。让苏不玲至今难以忘记的是，张彦门的姐姐紧紧地拉着她的手说，“我弟弟就托付给你了。”苏小玲理解这句话的份量。姐姐是张彦门在北京最后的一位亲人。苏小玲始终把那副玉镯带在手腕上，那是他嫁给一个北京人的惟一佐证。
张彦门和李冠伦在一个生产队里插队，同样受尽了苦头。当年插队的地方如今已是陕西的苹果种植基地，而当年，那里种的麦子连种子都收不回来，惟一可以丰收的只有土豆。这种低蔓的植物，有着极强的耐旱能力，不用施肥，不用浇水，甚至枝蔓已经干枯的时候，他们还会在地下顽强地生长。土豆至今仍是陕北人民餐桌上主要的菜肴之一，当地百姓用土豆丝做成的洋芋擦擦，甚至在北京一些星级酒店里的菜单上都可以看到。
苦难的插队生活也会有乐趣。刚插队时，因为风俗的不同，经常会惹出好多笑料。当地人把父亲称作大，插队的知青讥讽说，你们的父亲真多，都是一打一打的。当地人也不示弱，你们把父亲叫爸，是锨把呢还是锄头把。若干年后，当张彦门做了父亲，当他的孩子一声一个大地叫个不停时，他感到是那么的温馨和亲切。
张彦门曾有过一次婚姻，那是在插队时认识的，因为一次意外的事故，他被烧伤，当地的一位女子主动照顾他，两人从此有了感情并于1975年结婚。让张彦门至今也搞不清楚的一件事情是，她在1993年回北京时，在北京火车站的楼上一跃而下，当即身亡。张彦门至今也没搞清楚，他的第一个老婆为什么要自杀。
有过一次婚姻的张彦门，更加懂得了对家庭的呵护。老婆生气的时候，他从来不比强辩一句。不过，为养狗的事情，两人会有一些小磨擦。苏小玲一直无法理解的是，张彦门对狗比对他自己还好，经常给搞一些肉吃。“在我们这里，狗都是看家的，但彦门把它当宠物养。他们这此北京人，就是喜欢养狗养猫，或者养鱼养草，人活得都这么艰难，还有心情搞这些玩意。”苏小玲说。
除过张彦门外，留守知青钟振远、姜作涛养的都是狗。陈志养的是热带鱼，又要换水，又要时常注意加温，老婆意见也不少。而留守在宜川县的北京知青张观湘养的是两只鹦鹉，两只鹦鹉花了他五十块钱。他们用这些和家境似乎并不相符的嗜好，努力保持着一个北京人最后的体面。
1950年出生的张观湘是北京93中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在宜川县的林场工作30多年，患上了严重的地方克山病。看管了一辈子树木的张观湘，在为自己家院子的一棵树修枝时，从树下摔下，摔断了腿，至今走起路来还一瘸一瘸。张观湘抽的是一盒两毛钱的新春兰牌香烟，这个牌子的烟是纯粹的三无产品，来自黑窝点。
1994年，出身陕北的著名纪实摄影记者黑明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张观湘的图片报道，引起了社会关注。在一位出版社编辑的帮助下，张观湘的女儿来到北京读书，毕业后进入一家外资企业。张观湘的笔记本里至今还夹着黑明的名片，已经发黄，有人来看他，他会拿出名片，很自豪地说，黑明记者给我说了，让我有事给他打电话。另一个让张观湘自豪的是，他会给来看他的人泡一杯龙井茶，并且明确告诉对方，茶叶是他的女儿到杭州开会时买的。茶叶被存放在一只木箱子里，里外包了好几层，箱子有平时有锁锁着。
张观湘曾把女儿的户口迁回北京，但因北京的学费太高，他又回到了宜川县，可是女儿的北京户口又在当地无法入学，让张观湘颇费了一番周折。
张观湘的老婆霍桂玲是从河南逃荒来的，一路讨饭来到陕北，被张观湘收留。两方提起这段往事经常会拌嘴，霍桂玲称，她嫁了一个比要饭的还可怜的人。在逃荒之前，霍桂玲还是当地的一位老师，她觉得张观湘太没本事。霍桂玲称，她还谈过一个北京知青，还是一个高干子弟，只是后来被招工到西安，她才嫁给张观湘。张观湘说，那是什么破高干啊，那个人的父亲是反革命，母亲是补鞋的。霍桂玲则回应，那总比你要强多少倍，你在这里呆了几十年了，连北京都回不去。说到这的时候，张观湘就不再吭声了。
张观湘已经习惯了老婆看不起自己，但他觉得，能活下来的确已经不容易，和他一块插队的，有水淹死的、有窑洞塌死的、有拖拉机翻车压死的、有砍柴掉进沟里摔死了、还有病死的，比起那些死了的知青，他觉得他算是幸福的。
来了记者，是张观湘最高兴的事，他害怕被别人遗忘。张观湘的老婆也有病，这几年回了河南老家，张观湘一人生活在公路旁的一个小院子里，院子里有一棵枣树，每年打的枣子他会珍藏很久，他想，如果有一天回北京的话，他总得带点礼物。
7.相比当年2.8万名知青大军，留守的无疑只是沧海一粟
若干年后，当留守黄陵县的北京知青汪桂兰想起老师给她说的那句话时，才懂得了那句话的真正含义。
1969年1月，汪桂兰从北京第一师范毕业，班上的40多名学生计划分两批赴延安插队落户。汪桂兰找到老师报名，老师对她说，你再等等吧。汪桂兰说还等什么，反正迟早要去，不如积极一些。汪桂兰因此和其它20多名同学被列为班里首批赴延安插队的学生。到了延安，却迟迟不见班里的第二批同学来，不久后从北京传来消息，就在她刚刚离开北京后，学校那届毕业生的任教分配方案从北京市教育局批了下来，他们第一师范首批插队延安的学生属于“错分配”。
几年前汪桂兰回过一次北京，见到了那位已近暮年的老师，老师说，在当时那种大环境下，他也不敢把话说得太明。让这位老师惋惜的是，当年班里的学生，几乎没人能听懂他的暗示。汪桂兰的同学曾搞过一次聚会，那是一个泾渭分明的聚会，当年分配到北京的同学，有的当了大官，有的是北京教育界的权威，有的是生意场上的佼佼者，而那些插过队的，生活的艰辛和家庭的挫折让他们比其它人多出几分沧桑和伤感。汪桂兰不得不承认，一个人的成功除了自身的努力，还不得不信命。
汪桂兰至今还记得插队第一天的那个晚上，呼呼的北风将松跨的门窗吹得啪啪作响，窑顶上一指宽的裂缝纵横交错，角落里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蜘蛛网，几位女知青吓得哭成了一片，直到大家哭得精疲力尽，才迷迷糊糊地睡去。三个月后，汪桂兰偷偷跑回了北京，但第二天，就有居委会的大妈找到她，劝她赶快回去，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一心一意接受再教育。那时家里的生活也很拮据，汪桂兰很小的时候父亲便去世，母亲拉扯包括她在内的八个孩子，十分不易，汪桂兰只好再次返回陕北。
1969年7月，师范毕业的汪桂兰终于走上了讲台。她到学校的第一节课就引来了一阵哄堂大笑，学生们从来没有见过说普通话的老师，汪桂兰就从教学生说普通话做起，她先号召其它老师上课时都说普通话，说普通话的风气初显端倪。如今，汪桂兰已经桃李满天下，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毕业后又回到黄陵，战斗在农村基础教育第一线。在陕北呆了近四十年的汪桂兰目睹了北京知青给陕北带来的一个又一个的变化。这一点，经历那个时代的陕北人都有切身的感觉。
1974年1月，汪桂兰结婚，丈夫是当地的一名老师，名叫白昕辉，为人宽厚善良。认识白昕辉纯粹是一句玩笑话，那是1972年的一天，有干部问汪桂兰，这么多知青都搞对象，你怎么也不谈一个，要不给你介绍一下老陕？汪桂兰笑了笑说，只要有人要就行。没想到第二天，对方竟然真领来一个小伙子。结婚后，因两人工作单位相距百余公里，分居17年。1978年，北京传来消息，当年“错分配”的北京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可以返京工作，因当时的教育事业百废待兴，北京市教育局还连续给她发来四封邀请信，希望她能回京执教。汪桂兰有些动心，让他牵挂的还有年事已高的老母亲。但犹豫了好长时间后，有着两个孩子的汪桂兰还是放弃了。她理解母亲迫切地希望她回京团圆的心情，但她也理解自己作为一位母亲的责任。
提起那段历史，夫妻两个感慨万千。朴实的白昕辉坦承，当年汪桂兰如果执意要回京的话，他也不会强加阻拦，毕竟相对这个西部偏远的小县城，和北京是无法相提并论的。而汪桂兰更多的是庆幸，如果那时候回了北京，这个家肯定是完了。汪桂兰在延安插队的同学有20多名，在知青大返城的年代，大部分都办理了假离婚手续，打算自己回京后，再想办法把对方调到北京，但结果所有的假离婚均弄假成真。而那些即使回了北京的人，因为家庭的创伤以及回京后的艰辛，日子过得并不是想像中的那般如意。
汪桂兰老师
因为工作努力，汪桂兰获得了一大堆的荣誉。1998年底，中央电视台推出纪念改革开放20年特别节目——“20年·20人”，汪桂兰位居其中，与体操王子李宁、打假英雄王海、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计算机专家王选等齐名。2005年初，汪桂兰从黄陵县幼儿园党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休，转而被聘为县关工委宣讲员。不论是从家庭还是工作来说，在留守知青里，汪桂兰很受大家的羡慕和尊重。
身为宣讲员的汪桂兰，每年要给孩子们做十几场报告，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来构筑新一代的精神家园。相比当年2.8万名插队延安的北京知青大军来说，留守的无疑只是沧海一粟，在这个社会的边缘，他们依然是那么的固执和刚强。
留守宜川县的北京知青于小娅刚刚从县城建局党委书记的位子上退休。在留守知青里，能干到这个位子无疑是一位成功者。于小娅的成功来自于自己的正直和执著。在工作不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