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由保安迁到延安，当时延安全城只有2000余人，“饭铺只有四五家，使用着木头挖成的碟子，弯的树枝做成的筷子；商店没有招牌，买错了东西很难找到原家去换，因为它们有着同样肮脏同样破旧的面貌。”全城肮脏拥挤，厕所尤其原始。丁玲纪实小说《医院中》记述了这样的细节：“老鼠就在天花板上面窜来窜去啃浆糊吃。一次，隔壁房里竟有一只老鼠从上面掉下来，砸在正在睡觉的傅莱大夫的脸上。”
于光远到达延安首夜大战跳蚤，落荒逃出房间，抱被睡在场院几根原木上。原《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也记述了终生难忘的大战臭虫：”我一个人睡在一个旧窑洞里，臭虫多得可怕一排排一串串地从各种缝隙中爬出来，结队进攻，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令人毛骨悚然的怪事。开初我用手指抹杀，以后用手掌抹杀，弄得满手臭黄水，还是杀不完。好在我随身带了针线，赶快把自己带来的床单缝成一个口袋，把身体装在里面，尽管这样，还是辗转反侧，到天快亮时才迷糊了一小会儿。起床一看，床单上血迹斑斑”。
在延安，人人都穿制服，冬天发一套棉衣裤棉鞋帽，夏天只发一套单衣。衬衣衬裤一开始是不发的(后来每年发衬衣一件、短裤一条)，闹出不少笑话。田家英夏天下延河洗澡，来了一群女性洗衣，他在河里起不来，因为惟一那条裤衩刚刚洗过晒在河滩上。
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只发两季衣裳：夏天一身单军装，冬天一身棉军服，当中没有换季的衣服，手巧的学员把棉花取出变成了夹衣。谁如果带来多余的衣服，会无私地送给缺衣的同学。一旦得知某位学员要奉命到大后方工作，来自大城市的女学员会立刻捧出来时穿的旗袍、大衣，供她挑选。
陕北公学、抗大的学员七八人挤睡窑洞土坑，只铺一层茅草，挤得连翻身都困难。女子大学学生的卧位只有一尺半宽，起夜回来常常发现没了位置，要拱进去慢慢挤几下才能“收复失地”。男性炕位也不过二尺半。蜷身睡习者很快得到纠正——直腿挺睡。
女生早晨照镜子也是麻烦事，得排队，轮到者左顾右盼不愿离去，镜子女主人终于摔镜四分：“咱们还是‘共产’吧！”一镜成多镜，增扩利用率。同时，每人腰间永远挂着一个用罐头盒做的大茶缸，女生用它吃饭喝水、刷牙洗脸，甚至冲脚、洗屁股。
延安文化人一般得到稿费，多是主动与人共享，或是被朋友们“共产”，独自享用的情况极少。这几乎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延安作家卞之琳回忆：“谁要是从邮局接到重庆、香港以至上海孤岛汇来的一笔稿费，就招呼朋友，三三五五，一分而光。”1938年8月31日，卞之琳到达延安，每月领取2元津贴。最多到街头小吃摊买5分钱一碗的醪糟鸡蛋打牙祭，几分钱买一包花生也会数人共享。
“馋”是延安人生活的主旋律。一位1938年初访问延安的美军上校写道：“伙食是每日两餐，只有单调的小米。……身上有钱时，他们就到镇上一家饭馆，把钱花在八宝饭上，因为他们太缺少甜食了。”冼星海原来喜爱甜食，创作《黄河大合唱》时，他要求光未然为“作曲”买两斤白糖。等一切齐备，冼星海盘腿炕前，开始创作。他一边抓撮白糖入嘴，一边从超长烟杆中吐出腾腾烟雾，妻子钱韵玲在旁为他熬煮“土咖啡”。就这样，在延安的一间窑洞里，诞生了这首时代乐章。
中国女子大学学生王紫菲晚年回忆：到延安后最深的感受就是馋，又身无分文，走在延安街上，见了摊上雪花银似的白面馒头，真眼晕，真想偷几个吃。一次，三位中国女大生逛市场，兜里总共只有二分钱，只能买一瓶老陈醋，在瓶上刻划下三等份，先是很珍贵地用舌尖舔，觉得味道好极了，酸酸甜甜香香的，就再也忍不住，小狼一般咕嘟嘟一口气喝下自己那一份。原来就空腹无油水，其中一位回窑洞不久就肚子剧痛，满床打滚，呕吐不止，从此该女生不再沾醋。
华君武刚到延安时，参加晚会回来，肚饿无食，将白天糊窑洞窗纸的半碗面粉调的浆糊当了宵夜，华君武晚年回忆：“时隔43年，似乎还回忆起那碗浆糊的美味，当然，这并不是说经常有浆糊可做宵夜的”。
抗大学生何方回忆说，延安时期，二两大的馒头，有的北方男生一顿起码能吃十三、四个，女生也有能吃十一、二个的。一次改善生活吃包子，一位食量大的抗大生卢振中(后任武汉华中工学院副院长)，二两一个的包子连吃24个才问：“什么馅？”
按当时延安的规矩，担任抗大校长的林彪，其婚事也要由组织安排解决。当一名抗大女学员被带到校长室后，例行公事的那位同志并没有向这位女学员讲明是什么一回事，就自个儿跑了。女学员只当是林校长找她有什么工作上的事，静静地等着校长发话。可是，干巴巴地等了好一会，并不见校长开口，两个人都尴尬地坐着。突然，林彪说话了，当头一句就是：“我们结婚吧？”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的女学员顿时愣住了，当她明白过来确是林校长向她求爱时，“哇”的一声，哭着推门而出，边跑边喊：“我不干！我不干！”
贺子珍自从1928年5月与***结婚以来，井冈山上，长征途中，一直到陕北延安，她“生孩子实在生怕了，十年生了九胎，现在肚子里又怀孕了”。她的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以至于在抗大学习期间竟然晕倒在厕所里。
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李德，是唯一随红军长征到陕北的外国人。李德于1933年10月抵达中国时，满以为红军与其他军队一样，他指望有随军的女性可以陪他睡觉。但是苏区没妓女。李德于是瞄上了别人的妻子。李德的行为，让中共高层很伤脑筋。为防他闹出更大的事，中央决定为这名洋顾问讨个老婆。胡耀邦麾下有个叫萧月华的，来自广东农村，人虽不漂亮，却很淳朴。在中央妇委动员下，萧月华最终答应做李德的妻子。她像完成任何一件组织上交给的政治任务一样，奉命与这位洋顾问结了婚。到延安后，萧月华为李德生了一个很不像他的、皮肤黢黑的男孩儿。***调侃道：“这可无法证实日耳曼民族优越的理论了。”
延安一度流行跳舞，***、朱德、周恩来都参加了。贺子珍不但反对***跳舞，还反对毛与史沫特莱尤其是史沫特莱带来的漂亮翻译吴光伟密切交往。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记述：“***常到我和我的翻译同住在一起的窑洞里来，于是我们3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他一口湖南腔，试着跟我的女秘书学北京官话，跟我学英语，学唱英文歌子。……毛还写出大量的诗词来教授和指导吴莉莉。……他们一边喝茶或喝米酒，一边谈天说地。……毛读过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方诗歌，他问艾格妮丝，她是否体验过拜伦、济慈和雪莱那一类诗人所赞美的那种罗曼蒂克爱情。……他似乎觉得曾经错过了点什么。莉莉好像唤醒了他对于美好高雅感情的青春幻想”。***与史沫特莱和吴光伟的亲密往来，终于引发了夫人贺子珍的强烈反应。一次，毛与史、吴二人在窑洞里亲热交谈时，贺子珍忽然闯进来，并与吴光伟发生了肢体冲突。
在延安，很多新婚男女因条件限制，结婚后依旧分住在集体宿舍，只有周末才能申请到窑洞建成的“青年宿舍”团聚。当年延安公职人员的住宿虽一律免费，夫妻周末在“青年宿舍”团聚却要缴费。抗大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回忆：“屋里只有一张床，被褥得自己带，也不开饭，住一次交5毛钱。每到周六，小两口背着被褥来住一晚上，第二天又背上行装回到各自的战斗岗位”。然而，即使这种露水夫妻，也让延安很多光棍们羡慕不已。
***和中共中央为补偿大多数高级将领由于军务倥偬而耽误的青春，鼓励和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军官中80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然而，对很多知识女性来说，老干部只习惯于吃饭、睡觉、打仗，谈恋爱却很无趣。当年延安曾流行这样一个段子：有个女知识青年与老干部谈恋爱，晚上散步，女青年说：“今晚的月亮真好看。”老干部说：“好看什么？铜洗脸盆子！”
1936年，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结伴来到陕北的马海德，在陕甘宁边区医院做了中共中央保健医生，他开始追求延安美女、鲁艺学员苏菲。马海德与苏菲的跨国恋情，引来鲁艺男学员们的集体抗议。鲁艺不少男生眼睁睁地看着外国大鼻子摘走了自己的校花，作为“报复”，此后好几个周末的傍晚，他们躲藏在鲁艺校门口的坡地里，等马海德来接苏菲的时候，大喝一声：“谁接走苏菲，留下买路钱！”就冲上来，拦住马，翻出他口袋里的香烟和零钱。
范元甄曾经是武汉、重庆抗战宣传界的风云人物，颇得王明、周恩来的赏识。1939年，18岁的她与李锐在重庆结婚后同赴延安，与江青、孙维世、苏菲并称“延安四大美人”。1943年审干抢救运动中，李锐被当作特务嫌疑送到保安处隔离审查，范元甄受到牵连也被抢救。×××受中央政治研究室组织指派去抢救她，却与范元甄同居了。1944年6月李锐甄别释放，与范元甄离婚，大病一场。组织上出面干涉，将范元甄下放到桥儿沟乡当文书，×××不顾自己已有家室，竟然冒充范元甄丈夫，继续与她同居。组织再次干涉，劝慰安排她与李锐复婚，并将她调到《解放日报》社和李锐一起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