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知识分子参访延安。
党中央到达延安后，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最多的人才抗日救国，我们党作出一系列有关人才特别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决策，推动陕甘宁边区形成了人才云集、院校林立、名家辈出的繁荣局面。延安时期，面对抗日救国的历史重任，我们党确立了科学的人才导向，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特点：
高擎抗日救国的旗帜吸引人才
抗日战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超过国内阶级矛盾而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急迫地寻找抗日道路。他们的满腔热血和浑身本领需要通过坚强的、可信赖可依靠的政府组织发挥出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解放区高举全民族抗日的旗帜，努力建设抗日民主模范特区。因而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就成了众望所归的抗日热土，成了有志于抗日救亡却正在流亡中的青年才俊向往的圣地，吸引着社会上很多人才前往。我们党正是以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责任担当，以抗日救亡的共同理想，将天下人才紧紧地凝聚在了党的周围。
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包容人才
1935年12月，党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通过的政治决议，打破以往党在人才工作上奉行的“左”倾关门主义束缚，对知识分子提出了“三个一切”的原则。“一切同情于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不论过去他们是否是国民党员，或在国民党政府工作，都能享受苏维埃政府的优待，苏维埃给予他们以工作，救济他们的失业，给予他们以发展文化、教育、艺术、科学，及技术天才的机会。一切受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国民党政府所驱逐、轻视与虐待的知识分子，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技术人员与新闻记者，苏维埃给予他们以庇护的权利（一切这些人都可以到苏区来）。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技术人员与新闻记者（不问他们的出身是地主富农或资本家），苏维埃给予以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为了争取更多人才到延安来，党中央还制定了“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自由”的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坚持不拘一格引才、用才，不论其背景如何、能力水平高低，只要有一技之长，都敞开胸怀、包容吸纳，基本做到来者不拒。这些政策使我党在与国民党争夺人才的竞争中占据了极大主动。
以“德才并重、以德为主”的标准衡量人才
1937年5月，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优秀党员干部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并强调“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将人才的“德”和“才”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这其中“有工作能力”“能独立解决问题”属于“才”的范畴，其他都是对“德”的阐述，突出了以德为主。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提出：“用干部的标准，概括起来有二：政治，能力。两者不能缺一，以政治为主。”这样的人才标准，有效保证了延安时期党的人才队伍在不断扩大、更新迅速的情况下，能够始终成为一支为党、为人民、为民族而奋斗的生力军。
按照“工农干部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原则培育人才
党中央到达延安以后，对延安的各类人才状况进行了认真分析。对于青年知识分子，***指出“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富于政治感觉，在中国革命中起着先锋和桥梁作用。同时，“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这些人受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意识的影响，存在很多问题。对于广大工农阶级的干部，则普遍存在着文化水平较低、工作能力不足的问题，存在着“本领恐慌”。为此，我们党按照无产阶级人才观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对人才进行培育、改造、提高。从1938年起，全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习运动，并提出了“工农干部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口号。大力引导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确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引导工农干部向知识分子学习军事、政治、文化、科技等知识，“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
按照任人唯贤的原则使用人才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必须善于使用干部，指出在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任人唯贤”和“任人唯亲”两个对立的路线。正派的、任人唯贤的路线就是以“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去使用干部。为了做到任人唯贤，在考察人才时，注重历史的、全面的了解识别干部。不单看其言论和态度，更主要看其本质和实际；不只看一时一事的工作，更主要看其全部工作、全部历史；不单看家庭出身、成分、社会地位、复杂背景等，主要看其个人。在选用人才时，坚持五湖四海，对来自不同阶级、不同党派、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才，同等对待，择优提拔使用。党内坚决与宗派主义、本位主义、山头主义作斗争。1943年2月中央军委发出部队干部实行交流的指示，要求“把自己最好的干部调出来，反对本位主义，借交流之名，以坏干部换好干部，或者只要人家交流，而自己则一毛不拔，应识大体顾全局，对有本位主义的应严加纠正。”坚持任人唯贤，使党内群贤毕至，全党组织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党的七届中央委员会成为一个由各个地方、各个岗位、各种经历的优秀人物汇集的、有威信的空前团结的领导机构。（摘编自《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14年第8期贾志杰王昆鹏/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