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旅游中专，抗日战争期间鲜为人知的延安日本战俘学校 抗日战争日本死多少人、抗日战争日本占领地图、抗日战争日本出多少兵、日本拍的抗日战争电影。
战勇士，还要做日本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1942年6月23日，森建、高山进等学员，在日本工农学校的鼓励和支持下公开成立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并担负起在中国“培养锻炼共产主义之战士”的任务。通过学习和参加各种活动，学员们获知了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帝国主义和法西斯等基本概念，了解到社会发展规律，对这场战争的性质有了全新的认识。初进校时还是满脑子“圣战”观念的学员，在一段时间后由衷地呼唤：“中日人民团结起来，把日本军队从中国赶出去”。要求“到前线去，和八路军在一起”。他们说：“我们从黑暗中走出来了。”一位学员说：“日本政府为了打仗，在国内已遇到经济困难，对老百姓实行定量供应，连肉都吃不上。欺骗我们来中国打仗，说中国风景好，去中国等于免费旅游。到了中国，到处是战火，随时有被八路军消灭的危险。”他们要求和延安学校的学生一样生活，免除优待，也前来参加大生产运动，自己建校。
学校在政治上也充分尊重学员的人格，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根据“三三制”原则举行参议会议员竞选。按照“三三制”民主建政原则，边区参议会将从日本工农学校、八路军敌军工作干部学校、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八校选区，产生一名参议员。日本工农学校和敌军工作干部学校共同推荐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森建为两校的候选人。
按竞选规定，候选人演说时间为20分钟。考虑到森健的演说需要翻译，特许他40分钟。在选举大会上，森建介绍了在华日本人反战斗争的情况。森健演说结束后，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他最后光荣当选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参议员。随后，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中小路静男又当选为延安市参议会议员。在学员中引起很大反响。使他们直接参与民主政府的工作，并有权监督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之政务人员，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秋山良照、茂田江纯、津田秀、本桥中、古贺初美、坂谷义次郎、后藤勇等七人，也当选为所在根据地参议会的参议员，参与抗日民主政府的议政和管理。1944年7月1日，《纽约时报》曾发表评论指出：这里的日本战俘并不是关在集中营里，共产党人使他们相信，帮助八路军就是帮助日本从军阀和战争的重担下解脱。
在1941年底，随着战俘改造的成功，学校已经把校内的活动交由少数优秀学员来管理了。1943年初，除了经济方面工作外，学校的一切校务都由学员出身者承担。1942年，中小路静男和大山光美被任命为正副教育干事。1943年，森健被提拔为教务主任，高山进被任命为教育干事，中小路静男负责行政工作，前田光繁负责政治工作。这种充分利用改造过的俘虏的积极性教育新俘虏的方式，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种方式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对日俘政策进一步升华的结果，也可以说是一种创造。
***观看日本战俘的演出
日本工农学校不设高墙卫哨，不搞打骂体罚，而是采用民主、自治的管理方式。学员们自己推选代表管理内勤，组织学习、生产和各类文体活动。学校还十分注意学员的课余生活，成立了一个学生剧团，每周搞一次体育运动日，不定期地举行排球、棒球、棋类比赛等，以丰富学员的文体活动和其他社交活动。学员们自排自演的《前哨》、《岛田上等兵》等话剧，颇受延安人士的好评。
1944年冬，话剧《岛田上等兵》首次在延安边区政府大礼堂公演。这台话剧是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作艺术指导、延安日本工农学校集体创作演出的。剧本大意是，日本士兵向他们的上司——中队长提出了正当的要求，可是并没有得到答应。于是，士兵们打死了中队长，投靠了八路军……精彩的剧情，就像礼堂内熊熊燃烧的盆盆炭火，驱走了严冬的寒意。观众中不时传出阵阵的掌声和喝彩声。在一片欢呼声中，全剧达到高潮。
***和边区党政军其他领导人观看了演出。他们和现场其他观众一样，被剧情的发展紧紧地吸引住了。坐在***身边的日本工农学校副校长赵安博解释说：“这些演员都是我们学校的日本学员。扮演主人公岛田上等兵的演员名叫吉田太郎。他是所有日本学员中汉语说得最好的。1938年7月在山西被我们俘虏时，他曾刺伤咽喉企图自杀。喏，他脖子上的那条伤疤就是那时留下的。那位戴近视眼镜、扮演日军中队长的叫梅田照文。他是1940年8月百团大战时被我们俘虏的。排演这个戏分配角色的时候，日本学员都不愿意演日军中队长这一反面角色，都觉得这个角色不光彩……”
***插话问道：“后来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没有等赵安博回答，***自言自语地说：“你们一定是用硬性摊派的方法喽！”赵安博说：“后来我们做了点儿工作，说从艺术角度考虑就他的形象符合角色。他总算勉强同意了。但在演殴打士兵那场戏时，他下不了手，经鲁迅艺术学院派去的指导老师反复启发才出了效果。”演出结束后，***高度称赞道：“这个戏很好，内容很丰富，演员演技也不错。”话剧上演后得到了很好的反响，原本上演三天的剧目，后来累计公演了一个月。
从“日本鬼子”到“日本八路”
日本工农学校学员，不仅在反对侵略战争和瓦解日军的斗争中是一支重要力量，而且也是边区人民生命财产的捍卫者。
日军士兵前田光繁（原名杉本一夫）在刚被俘虏时，曾对八路军充满了恐惧和怀疑，一直想自杀。八路军干部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一边给他生活上的优待，一边指出他对很多问题的错误看法。渐渐地，前田光繁的思想开始动摇。他终于选择了生路，不再为是死是活而烦恼。后来，通过进一步读书学习，他开始反思这场战争，决定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反对这场野蛮的战争。1939年1月2日，在一次由八路军前线司令部召开的庆祝元旦集会上，前田光繁和另外两名日军俘虏小林武夫、冈田义雄突然走上舞台，当场宣布要参加八路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当时深受感动，走上台去和他们紧紧握手。朱德握住前田光繁的手热情地说：“我代表全军衷心欢迎三位日本青年参加我们的军队，成为光荣的八路军战士！这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天是三个人，不久就会有几十个、几百个……”
朱德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使他们成为第一批“日本八路”。二十多年后，前田光繁回忆说：“决心参加八路军的我们三个人，没有想到能得到朱德总司令的亲自欢迎。那一天的情景经常出现在我的眼前，真是终生难忘。”认识朱德后，前田光繁常在操场上看到他与战士们一起打篮球。有时候，朱德会大声喊站在场外的前田光繁：“喂，小伙子，来来来，打一会儿，来吧！”刚开始时，前田光繁感到很拘束，因为这在日本军队中是不可想象的。但后来他也慢慢习惯了。
1939年11月，前田光繁发动另外七名日籍八路军战士成立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它是日本人在中国的第一个反战组织。联盟成立后，朱德专门向他们表示了祝贺。此后，它在中国各地发展到13个支部223人。1940年，日军开始对华北地区进行疯狂扫荡。10月下旬，关家垴战役打响，战斗非常激烈。此时前田光繁的任务是向日军喊话宣传。关家垴一仗，八路军英勇作战，几乎全歼日军，其中也有前田的一分功劳。
1942年8月，在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的指导下，各根据地在华日本反战团体在延安召开了“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全华北反战大会”，将“觉醒同盟”和“反战同盟”合并，成立了“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前田光繁当选为联合会会长，森健、松井敏夫为副会长。从此，分散在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日本反战团体有了统一的领导和明确的纲领，在华日本人的反战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不久，前田光繁奉命到延安工作。临行前，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为他饯行。前田光繁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1942年初夏，我奉命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去帮助冈野进（野坂参三）工作。临行前，罗（瑞卿）主任还特别设欢送宴，招待我，左权参谋长也参加了欢送会。一个日本人八路军士兵受到首长亲自设宴送别的礼遇，是我一生都不能忘怀的事情。罗主任对我说：‘延安是革命圣地，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到延安学习的机会，要好好珍惜这个机会，好好学习工作，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再重新团聚的。’”在延安，前田光繁担任了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教员和政治干事。前田光繁在延安窑洞前纺过线，在宝塔山上开过荒，在延河水中洗过澡。他后来由衷地感叹：“那是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岁月。”1984年，前田光繁出版了回忆录《八路军的日本兵》，真实地反映了他在中国的经历。书中记载：1945年9月，前田光繁等率领250名日本工农学校学员从延安出发，千里跋涉赶赴东北，帮助做关东军及日本侨民的遣返工作。之后，前田光繁又帮助东北民主联军说服原日本航空教练队的教员、技师、飞行员加入新成立的东北航空学校，并担任学校的政治指导员，培养出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
1942年8月15日，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自动组织起来，成立了日本人边区自卫军，加入保卫边区的战斗行列。他们发表了坚定地参加边区自卫军的誓词：“延安人民是我们的第二慈母，边区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不愿敌人踏进我们的第二故乡来蹂躏我们慈母的一寸土地，我们愿流尽最后一滴血，来保卫边区。不仅如此，还有一些战俘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到前线后，一面打仗一面做日军的反战工作，秘密在日军中建立反战团体，散发反战传单。
学员们毕业后，奔赴各个抗日根据地，开展对敌斗争。日本工农学校副校长赵安博曾归纳了学员的工作方法：一、印发传单。宣传反战思想，反映官兵矛盾；二、阵前喊话。通报战争进程，宣传我军政策，鼓励日军投诚；三、电话交谈。利用敌人电话网开展对敌工作，效果既好又安全，还可探听敌军内部情况；四、送慰问袋。与对方先交换礼品，再互通信函，进而影响他们；五、挂鲤鱼旗。日本有在5月5日过男孩节习俗，这天把写有“不许打耳光”、“给吃饱饭”等口号的鲤鱼旗挂到敌碉堡附近。
这些学员的确在战场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他们熟悉日军内部情况，了解其语言、风俗、习惯和心态，还有同学、同乡和朋友等旧关系，加之日军士兵对他们的敌对情绪也相对较少，因而能进行针对性很强的宣传瓦解工作，起到普通八路军战士无法起到或很难起到的作用。八路军领导人曾对他们的对敌工作给予过高度的评价。朱德说：“日寇在华北最怕两样东西：一为日本反战同盟，一为朝鲜青年抗日义勇队。”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日本工农学校及其学员数量也在增多。山西、山东和华中等抗日根据地，也先后成立了分校。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各个日本工农学校总共培训了上千名学员。日本工农学校及其活动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度仇视和恐慌，他们起先是封锁消息，到后来实在瞒不住了，便大骂学员是“卖国贼”、“贪生怕死”，还派特务进行渗透。不过令他们失望甚至吃惊的是，多数被派过去的特务，一经与八路军接触，也开始受到感染，自动供出其真实身份，并最终加入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列。
事实证明，大多数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日军士兵，在放下武器，经过正确启发和引导之后，是能够醒悟，并回到劳动人民立场上来的。为了反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他们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毕业于山东分校的金野博，1944年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审讯和酷刑，他毫无畏惧，不止一次地庄严宣告：“只要我不死，仍要回到八路军中去！”最后敌人将他杀害。在江苏赣榆县（当年金野博被捕地方）烈士陵园，树立着一座高4.5米、呈手榴弹形的巨石纪念碑，上书“日本国友人金野博同志纪念碑”。今天树立在延安宝塔山日本工农学校前的纪念碑显示，共有36名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成员在抗战期间牺牲。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让美军观察组大开眼界
中共中央、八路军在延安创立日本工农学校的消息传出后，轰动了山城重庆，震动了国民党，同时也引起了盟国的关注。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欢迎各界人士尤其是美国友人来校参观访问，以树立日本工农学校的良好声誉。1944年六七月份，中外记者西北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