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间为：2022-11-24
冈瑟·斯坦因是一名犹太裔英国人，长期担任英美等报刊驻远东特派记者。1944年5月，他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从重庆出发采访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撰写了《红色中国的挑战》。该书的英文本于1945年12月出版，之后陆续又出版了三个中文本。《红色中国的挑战》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各方面向全世界展现了一个真实的延安。
用劳动创造一切
在斯坦因的眼里，延安虽然没有电、没有现代机器，基本没有公路，缺乏现代的交通工具，遭受四面的封锁，但是延安的人民无论年龄大小，总是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和欢乐的信心。他们没有厌战的情绪，始终保持着“开路先锋者”坚持战斗的热情，总是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斯坦因提到，“将来是他们的”。
为了改变物质条件匮乏和遭遇经济封锁的困难，边区政府制定积极的政策，鼓励军民自力更生、奋发向上，树立劳模典型，变工合作，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各行业的生产力明显提高。农民模范吴满有，在苏区人民心中享有极高的名望。他原是从外地逃荒到延安的一个佃农，红军到延安后，他分得了地主的土地和牲口，后来成为了县里的模范劳动能手。在采访中，吴满有告诉斯坦因：“我现在比共产党来以前我的地主吃得还好。”为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全苏区的农民都被组织在自愿参与的变工队里，利用个人的工具、牲畜相互做工。
除了农民，军人、行政人员、学生也都在从事农业和工业生产，以减轻负担。***开垦出自己的烟叶地、朱德开垦出自己的白菜地，每个士兵开垦出三亩地以供种植足够自己吃三个月的粮食，几乎每个人都要腾出时间用粗糙的纺线机纺棉线或毛线。妇女们被组织起来学习纺织、制袜、打鞋的方法，从事军用和民用的被服生产。平原和山里的铁矿被充分开发出来，用于小型武器的生产。边区的许多小型军火厂，利用四拼八凑的机器设备，生产出自用的手榴弹、地雷、弹筒、手枪等武器。斯坦因认为，“中共的决心和他们赢得人民自愿拥护的方法，已使中国这最贫穷的一角成为他们伟大社会实验和作战力量的基地”。
充分听取民意
在延安，斯坦因与***曾多次单独谈话，他被***逻辑严密的论辩所折服。斯坦因曾问起共产党在边区政治中发挥的政治作用，***谈到，党员是人民中一小部分，党和人民关系是否健全取决于这一小部分能否反映大多数人民的意见，并为其利益而工作。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区域内的包括地主、商人、知识分子、宗教人士等抗日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紧密地合作，这种合作形式就是在边区实行的民主代议制“三三制”。
斯坦因认为，延安已经成为实现新型民主自治政府的“实验室”。“三三制”规定，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最多占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二的实际权力给予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边区政府经由乡镇区县的人民会议、市的参议会议，经由党员和各阶层人民的谈话、特别会议、报纸、收到的人民电报和信件，了解民意、响应民意。斯坦因曾参加了延安市参议会常驻委员会与延安市政府的联席会议，和他一起参会的人员来自社会各阶层，包括农民、地主、商人、知识分子、妇女等。他了解到，只要人们的建议或工作有益于经济发展和新民主主义的推行，边区政府都会进行一定参考，并给予支持帮助。
在斯坦因看来，中国渡过难关的能力在于中国人民的常识与创造力。与重庆新生活运动仅从上面推动、官僚独裁的做法相比，延安从下面做起，通过群众自身努力实现发展，给予他们最大限度的权利和责任，收获了他们的信心、热心和自愿合作，锻炼了群众的政治素质，引导他们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斯坦因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大部分是由于他们“创造一个老百姓容易担负得起，而又能热诚的担负更大任务的”、“经由民选政府方式而来的由老百姓生长出来并对老百姓负责的行政机构”，他认为“这是敌后根据地的军事成功和延安区域的社会进步的主要原因”。
与群众紧密合作
斯坦因比较了自全面抗战以来，国民党“以空间换取时间”和共产党“敌人前进，我们也前进”两种不同的战略口号。他表示，在抗战初期，两种战略对于双方的军队而言，都是正确的，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相互补充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介石“以空间换取时间”的计划“渐渐变成一个狡诈的、有点儿幻想的政客的诡异复杂的计划”。由于蒋介石害怕用任何民主权利和任何作战武器来武装人民，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战术丝毫没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越来越厌战、越松懈、没办法”，且“用空间换来的时间里所装的东西差不多只是等待外国的某种援助了”。斯坦因指出，国民党越来越失掉反攻精神，“自助的努力渐渐消逝了”。而反观共产党，他们在敌后“有系统地组织起人民从事抗战，动员了人数有增无减的民兵”，在当地人民的密切合作下，有效地实践了他们的任务，建立起稳固的抗日根据地。斯坦因分析，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敌后扩大和巩固他们地位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群众组织的力量”。他指出，八路军和新四军不过是塔尖，民兵也不过是战斗力的中层，而各根据地的全部居民（人民自卫队）则是战斗力的基础。以民主程序选出的村、乡、县、区各级委员会领导下的自卫队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融合成了一个密切的利益共同体，自卫队员们从事后勤、情报获取工作，民兵则伏击敌人的小部队，协助维持情报联络，给正规军引路，所以当“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单位在任何地方必须采取攻势或守势行动时候便自然得到比它实际人数多好几倍的力量”。斯坦因提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战绩比他在重庆和西安所听到的国民党的战绩可靠得多。
斯坦因结束采访回到重庆，他发现重庆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对于重庆政治越发冷淡和怀疑，中外人士都越发认识到延安的领导者们事实上才是矢忠的爱国战士和优秀的行政官员，因为他们在红色区域里获得了和人民百分之百的合作。透过《红色中国的挑战》，斯坦因告诉世界——“这就是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