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间为：2019-12-26
1972年11月，28岁的西德作家布赫（HansChristophBuch，1944-）为他编译成德语的鲁迅作品集《论雷峰塔的倒掉：中国文学与革命文选》（DerEinsturzderLei-feng-Pagoda:EssaysüberLiteraturundRevolutioninChina）写下后记，将鲁迅同当时西欧左翼思潮席卷下最受敬重的社会型知识分子作家相较。鲁迅身上“朴实无华的辩证精神”同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相似，而他那“犀利的反讽，自发的唯物主义观”，和他“对抗深延至中国20世纪社会的中世纪封建残余的斗争”，又恰同18世纪欧洲启蒙主义者——长于讽刺争论与文艺理论的德国作家莱辛与撰写百科全书的法国思想家狄德罗（Buch1973:196）。可以说，集“杂文家、小说家、批评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宣传者”和翻译家于一身的鲁迅，符合当时这位西欧知识青年心目中理想现代知识分子的全部标准；同时，鲁迅作为文学革命家和五四运动先驱，在西欧学生运动时期前后，也是被当时西方左翼青年高调认可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以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最重要的文学和政治实践者的形象出现在国际社会的。
因此，对于布赫这样属于德国“六八一代”的青年来说，鲁迅身上不仅闪烁着欧洲知识分子的传统光芒，还绽放着“欧洲思想史上无处比拟”的特殊华彩，或许也能够为逐渐陷入困境的西德知识界照亮一个现实的出口。
德文版的《论雷峰塔的倒掉：中国文学与革命文选》
不难看出，布赫对鲁迅的高度评价背后伏藏着西德知识界在学生运动后期的政治诉求。倡导政治实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在1960年代的西德一度盛行，到了1970年代随左翼社会力量的不断极端化而逐渐式微。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缺失了本土理论和范式，亟需外来力量推动新的反思。布赫特别指出了鲁迅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弊端与封建传统的糟粕同样不遗余力的批判：“他不仅抨击封建孔教，指控其将文盲大众束缚于迷信愚昧的牢笼，也批判依循西方模式的资产阶级改革派，提出其体制性的虚妄”（196）。鲁迅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认识到的西方资产阶级社会体制中的虚妄，是布赫等西德青年在40年之后亲身经历的；而他们眼前更大的虚妄却来自于对前一种虚妄的反抗，即左翼社会主义激进运动的瓦解。同鲁迅一样，布赫一代西德知识分子在冷战中期面对的是绝望与虚妄的辩证，是对美国模式和苏联模式双重批判之间的无地彷徨。或许正是因为在异域知识界看到了这种相通性，不懂中文的年轻哲学博士生布赫，在1973年坚持出版了这本后来成为联邦德国境内最具影响力的鲁迅德译选集，也是当时西德区除了1955年汉学家卡尔莫（JosephKalmer）翻译的选集《漫长的旅程》（DieReiseistLang）外唯一一本德译鲁迅文集。他从杨宪益的四卷本鲁迅英文译作中编选文章，同时参考意大利语和俄语版本翻译成德语，再请人对照中文逐句审阅。后记的最后，布赫承认这本书无法达到翻译和汉学的学术水准，一面却引用鲁迅反驳梁实秋等人对“硬译”的批评——鲁迅用日语转译俄语和德语著作的例子，对当时未能自觉承担起译书任务的德语汉学家们不无指责（212）。相似的境地带来了跨语种文化智识阶层的认同，也留下了中德现代文学传播史上的一节重要篇章。
在这一篇章中，德语界关注中国现代文学的目光跟随着知识界面朝远东的守望。事实上，不止是1970年代，从20世纪初始至今，新文学在德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一直围绕着德语知识界与中方文人建立对话场域的愿景。虽然这里说的德语“知识界”包括以德国为中心的整个德语汉学界，但主导这场文学交流的“知识分子”并一定不是汉学家。正如不懂汉语的布赫在书中讽刺“继续装作‘文化大革命’从未发生过”（213）的西德汉学家时所指出的，至少在1970年代初期，尽管德国汉学往当代“中国学”方向不断拓展跨学科研究广度，在文学研究领域依然存在着崇奉古典、边缘化现代白话文创作的现象。这个情况主要同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德国汉学学科不成熟而又近乎共时的发展相关。20世纪最初30年，德语汉学初步从19世纪以耶稣传教会和政治外交为主动力的“前汉学”（Protosinologie），过渡到了游走于政治、经济和传统文化研究的汉学学术共同体。（王维江8-10）在此之前，汉学在德语区与传教士、外交官和商人的职业应用密不可分。1897年，德意志第二帝国占领胶州湾，在“从时尚到文学”的各方面实施文化霸权政策。向中国输出德国政治宗教文化的同时，也重视汉学、方志学、植物学等对迅速发展这块殖民地直接有利的学科，大力培养通晓中国语言文化的学术人才（Mühlhahn284）。这个时期去访中国的汉学家，很多在回德之后都成为了20世纪德国各汉学研究中心的奠基人。比如后来翻译了大量中国哲学经典的著名汉学家卫礼贤，就是于1899年作为传教士来到青岛殖民地的。1909年，曾经同样作为外交翻译官去到中国的汉学家福兰阁（OttoFranke，1863-1946）在汉堡获得德国历史上第一个汉学教职席位，标志了汉学在德国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起点。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五四新文学刚刚起步，而德国汉学界在争取学术独立和学科建设的道路上同样处于肇始阶段，重视的是传统的古典学研究，自然不会将同时代的中国新文学创作初探列入研究正统。于是，一直到魏玛共和国（1919-1933）结束，都很少有新文学作家作品受到汉学家的关注，更不用说被译介成书了。根据1997年梅茨勒（Metzler）出版社发行由沃尔夫冈·吕斯希（WolfgangR?ssig）主编的《世界文学德译著作目录》记载，第一本被翻译成德语并作为单行本发行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是鸳鸯蝴蝶派作家海上说梦人所撰的小说《歇浦潮》，于1931年出版；第一部五四新文学著作的德译本是茅盾的《子夜》，于中文出版后的第六年——1938年，由德累斯顿的一家出版社发行。
[1]汉学家卫礼贤画像
在此之前，德语地区对中国现代作家的了解极为有限。鲁迅几篇五四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作品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有了德语译文，但他的第一本德语版成书著作发行却是二战之后的事了。相较而言，胡适在该时期德语知识界的名声和影响力要远远超过鲁迅。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胡适对古代哲学文化的整理和实证研究在西学界传播较广，二是他本人积极参与了较多中西学术文化交流。如上一段所述，德国汉学发展前期延续汉学传统，重古代文化研究，包括哲学历史的梳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1920年代德国汉学圈广为流传，多次得到德国研究者的借鉴引用。同时，胡适也曾赴德参加学术活动，包括1926年在法兰克福以《中国的小说》为题做的演说。1932年，胡适当选为柏林普鲁士学院通讯院士，获得了中德现代学术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席位。与之而来的便是德语区对胡适学者之外另一个文人社会身份的关注：中国新文学运动奠基人。实际上，胡适对新文学运动的贡献在1920年代初的德语学界就已得到过介绍和认可
，但他作为文学革命推动者和现代文学作家被德语界接受，应是在成为中德通讯院士之后。1935年，胡适对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叙述《文学革命的开始》，由汉学家霍福民（AlfredHoffmann，1911-1997）翻译，发表在《东亚舆论》（OstasiatischeRundschau）上，向纳粹极权统治日渐扩张的德语世界介绍中国语言文学的现代化变革。值得一提的是，霍福民同年在《东亚舆论》上发表的翻译文还有鲁迅的短篇小说《孔乙己》。在德语世界动荡变革的时期，新文学在汉学圈引起注目，经过零星的译介散播到惶恐不安的知识界——尽管这时期的传播者主要还是少数几位稍将目光转向现代的汉学学者，传播范围也止于以汉学界为核心向外扩张范围极度有限的德语文化圈。
二、微光中的相遇：二战前后的现代文学交流
如果我们参考梅茨勒出版社的目录，将1938年德译本的《子夜》（SchanghaiimZwielicht，直译为“暮光中的上海”）当作被译介到德语区的第一本五四新文学著作，那么这本书的成书过程对中德现代文学交流的历史就相当重要了。位于这场文学传播中心的是译者弗朗茨·库恩（FranzKuhn，1884-1961）博士，同时也是1931年第一本德语版中国现代小说《歇浦潮》（Fr?uleinChang）的译者。
[2]德文版《子夜》
库恩的履历同之前列举的几位同时期汉学家有些相似：他在柏林大学拿到法律博士学位后，于辛亥革命期间在中国从事外交工作。与其他汉学家不同，库恩在1912年返德后虽然回到了柏林大学汉学系，却没有争取教授职位，而是另辟蹊径，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文学翻译上。很快，他就同当时几个有兴趣出版中国文学作品的德国出版社合作，将《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等古代文学经典介绍给德语读者，畅销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德语图书市场。
与其说库恩是汉学界的学者，不如说是一个潜心从事翻译的民间知识分子。《子夜》和《歇浦潮》是众多译作中仅有的现代小说，都以上海为故事背景。应当注意的是，库恩翻译《子夜》的时间是在二战前夜，而他从1912年起到二战爆发就没有再去过中国。也就是说，库恩从得知到决定译介《子夜》期间，都是在德国通过报刊媒体、外交通讯或个人渠道获取关于中国新文学动态的讯息。关于德译本成形是否通过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活跃在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的西方人士，曾经有过一些猜测。[6]但事实上，库恩在译本开篇简短的序言中就已明确说明，引起他对《子夜》关注的并非驻华侨民，而是当时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的馆长胡天石。（库恩124）胡天石是1920年代初期赴德的留学生，就在库恩任教授助手的柏林大学，很可能是在留学期间同库恩结识。1934年，胡天石在瑞士创办中国国际图书馆，库恩专程前往拜访。据胡天石回忆，库恩因翻译了《金瓶梅》等古典小说在德国译学界小有名气，却被当时的旅德华侨认为是翻译了“极其露骨的淫书，[……]使西方各国人士对我国文学产生极其恶劣的印象”（胡天石5）而嗤之以鼻，来向胡天石诉苦。胡天石劝他翻译能够反映“当前中国社会现象和黑暗势力”（胡天石6）的新文学，比如茅盾的《子夜》，并立即找出书借给他。尽管胡天石这篇为纪念茅盾逝世而写于1981年的回忆叙述口吻相当官方，甚至多处与史实记录不符，[7]但他向库恩推介并促成出版《子夜》——德语界翻译的第一本中国新文学长篇小说这个事实无可厚非。库恩翻译《子夜》前后，胡天石已在欧洲文化外交界十余载，作为国际劳工大会“中国顾问”和驻瑞士中国代表加入了茅盾等人建立的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支持国内全面展开的抗日战争。在这个非常时期，向国际社会推介一部描绘大革命后期中国社会现象的作品，既符合胡天石作为国际图书馆馆长的职责，也是一名爱国知识人在海外的责任担当。
[3][4]弗朗茨·库恩翻译的《红楼梦》、《金瓶梅》
这样看来，这一回围绕《子夜》的中德现代文学交流，就是从库恩和胡天石两位正在共同经历黑暗历史年代、也共同处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