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园也是“国共”双方代表的谈判地，除了白天谈，更多的是在晚间谈，还经常谈到午夜。“到了深夜，就需要吃一些夜宵充饥。我们虽然偶尔有所准备，但更多的是措手不及，只得临时上街追赶卖夜宵的小担，买些汤圆或是江米煮藕之类的甜食给代表们吃……”张立钧回忆道。
桂园也是国民党特务猖獗活动的场所。他们在桂园盯梢，有的化装成小贩、有的打扮成人力车夫、有的在桂园传达室打听来见***的人士。
“双十协定”签订后，基于***回延安的空中安全，张治中又亲自伴送***作专机回到延安。张素初曾回忆说，“后来听说路上曾出现险情。(我)来美后，80年代任职于纽约《中报》，该报社长傅朝枢先生告诉我，他曾当过山西省军阀阎锡山的机要秘书，见到一份机密文件，计划在毛回程路上经过西安时，对他下手，后因父亲陪同未能执行。”
“这是父亲第二次到延安，此后他每次到延安时，***都亲自迎送，并为他举办盛大的欢迎晚会。”张一纯说。
第二天，张治中等飞返重庆时，***亲自到机场送行，并送上延安特产：皮筒、精毛线、粗呢、红枣等。在去机场的路上，***和张治中同乘一辆汽车，***说：“你对和平的奔走是有诚意的。”
张治中问：“怎见得？”***说：“有几件事情可以证明：第一件是你把《扫荡日报》改为《和平日报》；第二件是康泽办的一个集中营被你撤销了。”1946年3月4日下午，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组成的军事3人小组从绥远乘飞机抵延安。
在延安机场，***陪同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一起检阅延安卫戍司令部仪仗队。“在当晚的欢迎晚会上，父亲对***说：‘将来你们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了写上一句，张治中三到延安。’”
张治中讲完话走下台回到座位时，***对他说：“你将来也许还要四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张治中说：“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你们就搬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不会再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说：“我们将来是要到南京去的，听说南京很热，我怕热，希望长住在延安，开会再到南京去。”张治中回忆说：“我三到延安，他(***)每次都亲到机场迎送，和我恳切谈话，还举行欢迎晚会，请我讲话。”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请张治中吃饭，他对同桌的人笑着说：“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我们的父亲》，周海滨著，华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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