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多种手段、多种渠道，增强传播效果。中共南方局从1942年起编译出版英文小册子，内容主要是选择《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和***、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局势的评论、解放区建设情况和外国朋友写的解放区见闻等。
散发对象主要是外国记者、使馆和其他外国友好人士。最初为油印本，从1943年起改为铅印，内容除介绍各解放区的抗日斗争、民主生活和生产建设等方面情况外，还全文翻译***的重要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及其他专门小册子。
到抗战胜利时，这种小册子出版了20多种。油印本每册约印150份，铅印本1000份到3000份。
借助国际舞台积极宣传我党政策与主张。1945年，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在会议期间，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外交活动。在旧金山，他走访华侨居住区，参观中华会馆、中华学校、东华医院等，在中华学校向全校师生发表演讲。
延安清凉山新华社编辑部旧址。
董必武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在美国筹划出版了英文版《中国解放区实录》，发行5000册，系统全面地介绍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取得的光辉战绩和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董必武还应邀参加旧金山华侨宪政党、致公党举行的演讲大会，并发表演说。
联合国制宪大会结束后，董必武一行赴纽约，广泛接触美国各界人士和旅美华人华侨。董必武多次探访身处下层的华侨;应华美协进社邀请，出席该社的学术建国讨论会，发表了题为《中国问题的关键》的演讲;应华侨要求，利用休息日到侨区为侨胞题词留念;还登门拜访史迪威的女儿及著名小说家赛珍珠等一批美国进步人士。
董必武在美国7个月，有力地宣传了我党的抗日民主主张，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旅美华人华侨心目中的地位。美籍华人邝治中回忆道：“1945年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举行。当时国民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宋子文前来访问纽约时，住在一家豪华的旅馆里，并不接触唐人街的华人，认为这些华人是未受过教育的工人。还拒绝接受邀请去唐人街发表演说。
相反，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代表董必武却在华侨主持的许多集会上讲话，并到纽约唐人街广泛走访侨胞。这给纽约的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后来在考虑中国在战后世界中的前途时，华人中间几乎没有人认为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继续下去会有什么好处。”
4汲取历史经验，与时俱进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对提升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的探索与实践，对我们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我们应当在历史经验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以创新发展现有的传播手段与理念，与时俱进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
我国的对外传播长期运用政府主导的外宣模式，难以适应当今世界的变化发展。应当转变固有思维，努力改变国内的“舆论高度一致”现象，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拓展传播平台，重视立场中立的海外媒体、智库和民间机构，借助民间力量开展对外传播。
借助这些机构的分析和报道，我们的传播平台不仅得到了拓展，而且国际社会能够获得更多、更全面的正面信息，从而对中国形成更为丰富、立体的印象。
发展与我友好的境外媒体。借助国际声音讲述中国故事，是向他人借鉴经验、提升自我传播能力的一种途径。拥有广泛的传媒市场和受众群体，熟悉国际受众的特点和思维习惯，对扩大传播效应极为有利。
成立于1938年的延安电影团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影像资料。图为延安电影团成员吴印咸在延安为***拍照。
近年来，我军参与国际维和任务的部队在出征或回国前，会组织国内外记者到现场进行采访报道，除例行的新闻发布外，记者们还可以自由参观，与官兵交谈。此举令我军信息能够及时有效地通过西方媒体传播到世界各地，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
要用“我说”引导“他说”，以开放、透明的姿态，赢得西方媒体信任，进而主动转述甚至自发宣传我方内容，让中国声音传得更远，唱得更响。
充分发动海外的华文媒体和社团。目前，海外共有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有华文媒体，海外华人社团达25000多个。散居或工作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有1亿人左右，他们在89个国家成立了150多个统促会。海外华人、华侨和华人社团的作用十分可观，是我们开展对外传播可以倚重的巨大力量。
支持以智库为代表的第三方声音发声。通过官方、非官方和民间研究机构的广泛接触和学术交流，来增信释疑，化解矛盾，协调关系，促进合作。民间组织的社会团体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通过整合民间力量，充分发挥其作用以使中国形象的外宣途径实现多元化，从而更具针对性和说服力。不便于官方声明的，要善于借助民间人士、学术团体发声，积极回应国际社会的重大关切。
重视并积极推动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加强中外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增进中外民众之间的交流和互信。这些年我国大型企业纷纷走向国外，积累了大量人脉，也成为中国的一张张国家名片。
以华为公司为例，仅2009年华为总部接待的外国总统就有14位，华为的产品形象也成为中国公共外交形象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国每年约有1200万人次出国，4600万人次出境，而到中国来的外国人有2400万人次之多，凡是有机会与外国接触的人，都是国家的形象大使。开展“公民外交”，每个公民都是展示国家形象的名片。
除拓展传播平台外，在宣传手法上也应更新观念，改变单一的宣传模式。讲好中国故事，需具备“借船出海”思维。近年来，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提升，国外对中国的关注日益高涨，《超级中国》《鸟瞰中国》《美丽中国》等纪录片从不同侧面构筑了中国形象。
从“唱衰中国”“捧杀中国”再到“探求中国”，涉华纪录片的发展，映照出国际社会对中国态度的变化。中华文明的古老与神秘对世界其他国家人民有很大的吸引力。我们应当借助国外传播手法、语境、技术上的优势，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价值的契合点，传播中国“新形象”。
此外，随着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和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新兴媒体得到迅速发展和广泛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成为必然趋势。在战略选择上中国需要建立新媒体战略，利用媒体技术，通过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建立多层次的立体传播渠道。
随着中国人越来越多地走出去、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中国话题、中国故事正在成为世界性的议题。增强对外传播的“自我塑造能力”，自己先讲好，才能引导别人讲好，让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所认同，让中国智慧为世界发展作出贡献。
提升国际话语权绝非一日之功，我们只有内外兼修，创建中国自己的全球传播网络，与国际接轨，才能真正成为国际话语权的“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