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外国记者在一起。
初到延安，记者们就有耳目一新之感。延安“具有这样的特色：充满发奋工作的紧张气氛和对日寇的痛恨;人民决心不顾一切的外来干扰，保卫他们所取得的成果;具有对盟军对日反攻日益临近的紧迫感”。
过去“十分荒凉的陕北现在已变成一个实行精耕细作、牛羊满山、重工发达的地区，人民丰衣足食，驻在这里的八路军部队是我各处所看到的穿得最好、吃得最好的部队之一”。
“无可置疑的是，这些五年来被外部世界认为神秘莫测的部队是抗日战争中优良的、有价值的盟友，给予他们支持——如同给予南斯拉夫解放军支持那样——将会极大地加速胜利的到来。”
应中外记者团的要求，6月12日下午5时，***来到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出席中外记者招待会，这在规格、规模上是我党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一些外国记者又酝酿单独会见***。斯坦因捷足先登。
7月14日下午3时至15日凌晨3时，***在他的四孔窑洞中的接待室会见斯坦因，他详尽的回答了斯坦因提出的问题。***的坦诚和严肃认真的态度给斯坦因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继斯坦因之后，福尔曼、爱泼斯坦、武道等外国记者也寻机摆脱了记者团领队的限制，分别采访了***。
外国记者也利用一切机会拜访我党其他领导人，如朱德、叶剑英等。我党领导人与外国记者的多次交谈，加深了外国记者对我党的全面了解。
对不同的国际受众“量体裁衣”，改进传播理念，满足不同层次受众的需求。记者团先后参观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延安自然科学院、兵工厂、被服厂、中央医院、国际和平医院、日本工农学校等单位，对延安各方面情况作全面了解。在此期间，各解放区有关团体纷纷致电记者团，欢迎其前往参观访问。
8月中旬，福尔曼、爱泼斯坦、武道等抵达晋绥边区政府驻地山西兴县。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证实3个问题：八路军是否在作战;人民是否在抗日;八路军与人民是否互相合作、互相支援。“这次旅行是6年来第一次有外国记者去访问在敌人后方的中国‘第二战场’。”
他们参观了边区各领导机关、抗战日报社和学校。9月4日，他们前往靠近太原的晋绥边区东南部的第八分区参观访问。这一地区，敌碉堡林立，敌后我双方都在机枪射程之内。第八军分区军民正对日伪发动强大的秋季攻势，破坏敌交通线、封锁线，拔除敌据点并展开攻城作战。
记者到汾阳边山，此处离汾阳城仅20多分钟路程，白天用望远镜可清楚地看到城内碉堡上的太阳旗和城墙上游动的哨兵。
福尔曼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战斗的壮观情况和完成任务的勇敢精神完全展示在我的面前。我们能够清晰地听到枪声，可以看见城里子弹的闪光。突然，升起一股巨大的火焰——原来是火柴厂爆炸了，由于化学药品的燃烧，呈现出蓝的、绿的和橙色的火焰。”
前方胜利的消息一经传开，群众高兴得敲锣打鼓，担着鸡蛋、西瓜，赶着猪、羊，前来慰劳八路军官兵。
第八分区在交城县关头村召开庆祝大会，展出缴获来的武器、弹药、物资、器材及民兵、游击队自制的铁雷、石雷、磁雷、瓶子雷、罐子雷等地雷。外国记者对八路军的光辉战绩和根据地军民团结一心的动人场面赞叹不已。
爱泼斯坦说：“八路军是真正和人民结合的军队，延安和军区所说的一切，都完全证实了是千真万确的。”福尔曼说：“我们未到延安之前，听到西安某高级长官说，共产党已经6年不抗战了。今天那些话已被事实揭穿了。
我看到八路军在英勇地作战，还有大批的俘虏，人民是真正热爱八路军的。”武道说：“八路军在敌后与人民亲密合作的事实，不但能够影响中国其他地方，也会使其他民主国家以八路军为榜样。”
他们称赞：游击战和攻击战都打得很漂亮！八路军之所以能够用这种方式作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
搭建多种平台，传播我党主张。继斯诺和马海德之后，访问延安及敌后根据地的爱国华侨、国际进步团体、新闻记者络绎不绝。其中有些是短期采访，有些来延安从事抗战工作，服务于边区军民。还有西方国家的官方人士来到延安，与我建立合作关系，或为密切国共合作而来。
世界学联，全名为世界学生保障和平自由文化联合会，是共产国际所属的群众组织，总部设在巴黎。1940年6月29日至7月4日，世界学联代表团访问了延安。延安为他们举行了万余群众参加的隆重的欢迎仪式，并安排他们在各地各单位参观、座谈。***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回答问题。
1941年10月，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朱德当选为同盟主席。这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组织的第一次国际性会议。
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召集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和国际反法西斯阵线形成之前，是中国共产党为切实组织和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采取的措施之一，我党的各项主张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陕甘宁大门叩开后，一股“延安热”顿时在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中掀起。他们纷纷向国民党方面提出申请，急切要求前往延安。其中美国记者有《生活》杂志的西奥多·H·怀特、《纽约时报》的布鲁克斯·爱金生、合众社的朗德尔、美联社的克莱德·法恩斯沃思、美国广播公司的费里茨·奥珀、《新闻周刊》的哈罗德·艾萨克斯等。经反复交涉，蒋介石仅批准了怀特和爱金生。此后，蒋介石下令：从此禁止外国记者再去延安。
然而，乌云遮不住太阳。外国记者仍通过各种合法的、甚至非法的途径前往延安，向国外发出关于“红色中国”的报道。
王安娜是德国人，随丈夫、中共党员王炳南来到中国，1937年3月到达延安，后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进行抗日统战工作，著有《中国——我的第二故乡》。斯诺夫人海伦访问延安，先后五次采访***，还采访了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及红军女战士，后著有《续西行漫记》。
抗战前到访延安的外国人还有美国女记者韦尔斯、摄影师厄尔·列夫、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毕森、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欧文·拉铁摩尔、美国《美亚》杂志主编贾菲，以及维克托·基恩、托马斯·彼得森等。
1938年4月，时任美国总统副官卡尔逊访问延安。他奉命来华考察中日战争，是第一位访问延安的美国官员。访问期间，他先后拜访多位中共和八路军领导人。离开后，他又赴内蒙、山西、河北、山东等敌后根据地访问。
他所披露的延安见闻引起了美国和国民党一些人的不满，于9月被召回国。1940年他发表《中国的双星》，客观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指出中共是最生气蓬勃、最进步的政治组织。
图为延安新闻纪念馆复原的解放日报编辑室。
1944年，外籍人士掀起访延高潮，来访者络绎不绝。仅1944年下半年的外国报刊上，就可查阅到多篇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文章。一些反映中国共产党抗战的长篇纪实作品也在国外陆续出版，并获得强烈反响。这些文章和著作以无可争辩的证据，揭穿了国民党当局对外界长期的愚弄和欺骗。
3拓展传播手法，整合传媒资源，增强传播效果
延安曾是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新华通讯社、解放日报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中央印刷厂、中央出版发行部等多家新闻出版单位的所在地。当年，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党中央致力于建设一支精干的新闻宣传队伍，助力人民武装斗争。
广大新闻工作者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坚信“笔和枪一样是战胜敌人的锐利武器”，在潮湿的洞穴里创办通讯社、建立广播、发行报纸刊物，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提供抗战的信息，鼓舞全国军民的战斗士气。
延安新闻纪念馆收藏的***撰写的消息。
那时，延安不仅成为中国人民抗战的大本营，而且成为党的耳目、喉舌基地，成为马列主义真理和抗战进步信息的发源地。
高度重视媒体建设和发展，开拓多种传播手段。成立于江西的红中社于1937年1月迁到延安，改名为新华通讯社。那时，***住在延安城内凤凰山麓，经常深夜提着马灯到新华社询问有些什么消息，并发表对时局的看法。新华社根据毛主席的谈话，播发有关中日关系和法日关系的时评。
延安时期，***亲自为新华社拟定报道方针，指导宣传业务，为新华社撰写和修改了大量的消息、评语、按语。他写的战事消息气势磅礴，势如破竹;他以新华社记者名义撰写发表的社论质量高，权威性强。
新华社在抗日战争时期业务得到全面的开拓发展。到抗战胜利前夕，新华社已经形成了一个遍布全国的通讯网络，党中央的各项决定、指示，抗战捷报，根据地各方面消息，通过新华社向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发布，彻底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新闻垄断。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是我党建立的第一座广播电台，于1940年12月30日发出中国广播第一声。1944年9月1日，美国西海岸终于收到了来自中国延安的信号。在这之前，美国官方关于中国的信息主要来自日本同盟通讯社。自从接收到新华社英文电讯后，美国高层对中国华北抗日战争图景便有了巨大改观。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声音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传播，人们把延安广播电台比作“茫茫黑暗中的灯塔”。国民党空军第八飞行大队上尉飞行员刘善本，就是经常收听延安新闻广播电台，才看清了国家的前途，决心脱离内战，于6月26日驾机起义到达延安。
他后来曾到电台作过几次广播讲话，最著名的是《退出内战的漩涡》。他的讲话在蒋介石军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又有20多位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听了刘善本的讲话陆续起义，弃暗投明。
党中央初到延安时，没有任何摄制电影和图片的机构，甚至没有照相机和摄像机。为了真实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宣传抗日，党中央决定创建自己的电影队伍。1938年8月，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在延安成立，并立即开始了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拍摄工作。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摄影队靠两条腿跋山涉水，栉风沐雨几千里，穿越了敌人的层层封锁线，走遍了八路军所辖的晋绥边区和晋察冀边区等抗日前沿，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电影素材和图片，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救死扶伤的电影资料和经典照片就是此行在晋察冀拍摄的。
电影团之后又拍摄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九一运动会》《南泥湾》《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等20余部反映延安时期重要活动的资料影片。这些影像资料，除在延安和边区各地巡回展览外，还被大量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