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早（左）与寒春（中）在延安
得知寒春来到延安的消息，当时在瓦窑堡铁厂工作的阳早立刻赶来与寒春相见。一别三年，重逢之后两人甚是激动。有些男孩子气的寒春一上来就照着阳早的胳膊来了一记重拳，而熟知她这般爽朗个性的阳早也当即笑着回了一拳。对革命的热情、对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理想的信仰让两个人的命运从此汇入了同一条河流，他们之间的感情也迅速开花结果。当时，整个边区政府都对他们二人寄予厚望，期待着这对进步的、要求革命的外国青年能够立即在延安窑洞结成伉俪，缔结百年之好。在众人的关注下，领导询问他们二人是否愿意马上结婚，阳早很痛快地答应了，寒春还稍有犹豫。但在浓厚的革命氛围中、在同志们的热切期待下，寒春不忍心让大家失望，也很快同意了。如果没有中国革命，身为农场主的阳早和作为核物理学家的寒春或许不会结合在一起；如果不是对中国革命理想有着强烈的认同和坚定的信念，两人大概也很难携手共度后半生的风风雨雨。阳早与寒春夫妇的爱情不仅是彼此心仪的男女双方的结合，更是充满革命热情的国际主义战士的结合。这一点从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处赠给他们夫妇的锦旗中有直接的体现，锦旗上写着：“正当全世界革命人民，以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的时候，欣逢你俩在中国人民革命的圣地—延安结婚，我们相信你俩今后在争取世界和平与人民民主的斗争中，会发挥更多更大的力量。谨以革命的热忱，祝你俩的幸福和成功。”⑤
四、三边农场：草原上的革命岁月
新婚后，阳早、寒春被安排到瓦窑堡农具厂从事农机具的设计和制造，夫妇二人都遇到不小的挑战。阳早原本是学畜牧养牛的，对机械制造并不了解；寒春虽然动手能力很强，但从核物理实验转到农机具改造，对她来说也是很大的考验。由于条件极差和经验不足，这一时期的尝试大多失败了。寒春为农场设计了一个风车，但是后来被大风吹爆了。阳早参考美国农场的经验制造了一个四轮马车，但是当地山路狭窄，大型马车并无用武之地。
在瓦窑堡工作近五个月后，农具厂就被废弃了。阳早、寒春受命到西北部建设新的农场。他们从延安走到内蒙古，从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来到一望无际的内蒙古草原。1949年9月，他们到达了农场新址城川，这里是中共在内蒙古地区开辟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之一，位于陕西、宁夏、内蒙古交界处，新农场也据此取名为“三边农场”。不久，新中国宣布成立，举国欢庆。但是由于城川信息闭塞，20天后，当地人民才通过拉货驴车带回的报纸得知这一喜讯，整个城川都沸腾了。
在三边农场时，阳早担任副场长，负责整理文件、处理管理上的问题。他凭借着丰富的畜牧经验在农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时农场面临饲料不足的难题，阳早抓住时机带领员工大量种植玉米和新品种牧草，待秋天收获之后为过冬储存饲料，大大缓解了奶牛冬季饲料不足的难题。寒春在农场担任技术员，负责奶酪和酸奶生产。一开始，她按照美国的经验制作，但都失败了。后来，她想到向自己的蒙古族邻居请教。一位名叫嘎拉的当地妇女不仅热心地教给她奶油的制作技巧，还在休息时间拉着寒春切磋摔跤技术。几次交往下来，嘎拉成了寒春生活中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三十多年后，阳早、寒春回到三边农场，与当年的老朋友重逢，寒春和嘎拉又比试了摔跤。在聚餐上，寒春还唱起了老歌，歌词颇具时代特色：“我们胆子大，什么都不怕。原子炸弹落下来，我说是大西瓜。”
1952年，怀有身孕的寒春前往医疗条件较好的北京待产。宋庆龄获知消息后，邀请她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寒春欣然应邀并加入美国代表团。会议期间，她还公开发表了一段演讲，结合自己参与核物理研究的经历，提出科学家必须考虑“科学为谁服务”的问题。在演讲中，她这样说道：“我很惭愧地承认，广岛和长崎恐怖的爆炸将我震出了这个自我满足的象牙塔，事实上根本就没有‘纯粹的科学’这样的东西；科学的意义只在于其能够服务于人类……我将和所有那些拒绝加入这一致命工作的人们一道，并在此号召，让我们加倍努力，迫使禁止原子弹、细菌战以及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⑥
寒春诚恳的发言获得了与会人员的强烈反响，多家媒体对此进行报道。这个消息也传到了美国，一度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那是“麦卡锡主义”猖獗的时代，由于寒春的特殊身份，当局认为她有叛国嫌疑，美国的《真相》杂志甚至称她为“逃走的原子间谍”，还对她在美国的家人、朋友进行调查甚至跟踪。而在大洋彼岸的新中国，“间谍”寒春对这一风波毫不知情，在生下大儿子阳和平之后，她就返回陕北准备继续投入工作中了。
五、?草滩农场：农机械改革初尝试
20世纪50年代，由于新中国建设的重心逐渐转向了城市，需要大力发展郊区农业以供城市所需。上级决定将阳早、寒春调往西安东郊的闫庄奶牛场，保证西安城市的牛奶供应。
1953年4月底，阳早结束了三边农场的工作，告别内蒙古草原上的朋友们，乘火车前来与暂住在西安的寒春母子相聚，已经六个月大的小阳和平这才第一次见到了“姗姗来迟”的父亲。阳早、寒春一家人团聚之后，立即前往闫庄奶牛场。之后的十几年间他们都扎根于此，二儿子阳建平和小女儿阳及平也先后出生。在那个物质贫乏、条件简陋的年代，他们始终和当地的普通农民一同生活、一同劳动，坚持和最基层的中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闫庄奶牛场，阳早担任副场长，寒春担任技术员。由于奶牛场负责为整个西安市供奶，所以在管理和壮大农场方面，阳早的工作负担更重了。他和其他几位领导成员共同筹划开辟新的农场，从考察场址到设计和建造牛舍，各项工作都亲力亲为。新的农场取名为“草滩农场”，耗时三年才最终建成。这期间，阳早既要参与闫庄奶牛场的管理，又要跟进草滩农场的建设，每天骑着一辆自行车两头奔波。
草滩农场时期，是阳早、寒春最早尝试农业机械化改革的阶段，作为技术员的寒春更是全身心专注于技术创新。在闫庄奶牛场时，寒春和一位铁匠合作，设计并制造出了牛奶高温消毒杀菌的装置。这是寒春第一次设计奶牛场设备，也是她今后几十年设计奶牛场全套设备的开端。她还利用美军在西安遗留的一台冰箱，配上马达带动压缩机，使得牛奶在热交换以后有可能保持低温，加上冷藏设备，可保质运送到西安市。在与中国农民合作推进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寒春深深感受到基层群众的智慧，体会到了知识与智慧相结合并涌现出无穷创造力的快乐，这正是她理想的生活状态。
1954年初，农场派阳早等人去外地参观学习。这期间，正赶上苏联农业机械展览会在北京召开，阳早在展览上发现了一台小型饲料铡草机，他认为这台机器对提高农场效率很有帮助，就专程拜访农业部副部长，请求将铡草机运回草滩农场。寒春和其他技术人员经过一番尝试，使得机器顺利开始运转，饲料经传送带被送进机器，刀片自动将它们切碎，然后直接运到堆积饲料的坑里。这是当时中国较早的一台饲料铡草机，机器和人工的鲜明差别让全农场都为之振奋。但是，一段时间之后，铡草机频频出现故障，寒春就和几位修理工一起着手改进机器。后来，她在西安市图书馆找到了这台铡草机的俄文设计书的中译本，结合实际中出现的问题，有效地解决了机器的设计问题。这让她感到格外骄傲，“天啊，我不仅能制造它，还能改进它。从一个核物理科学家，到农业机械使用、修理、设计、制造工程技术人员的转变，是理论结合实践，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⑦。
1962年的一天，寒春惊喜地接到了母亲卡玛丽塔从莫斯科打来的电话。当时，卡玛丽塔正随团到苏联旅行，她希望能来中国一趟，看望寒春一家。自1948年乘船离开美国以来，寒春和阳早一起全情投入中国革命和建设之中，与广大劳动人民结合在一起，彻底告别了在美国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由于当时交通通信技术的限制，寒春极少与美国的亲戚朋友联系，包括将她养育成人的母亲也完全淡出了她的生活。突然得知卡玛丽塔要来中国的消息，寒春既激动又纠结，激动的是可以见到阔别十多年的母亲，而纠结的是，由于当时中美两国的紧张关系，美国人想进入中国还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寒春发电报向宋庆龄寻求帮助，宋庆龄马上联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经使馆工作人员安排，卡玛丽塔顺利来到了中国。卡玛丽塔来华期间，经组织安排，寒春陪着母亲到各地游览。她们去了上海、武汉、南昌等地，参观了很多革命纪念馆，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背景有了更多的了解。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还邀请卡玛丽塔来北京参加国庆庆典。周恩来对于她不顾美国禁令、冒险来到中国给予高度赞赏。
阳早、寒春一家在草滩农场
阳早、寒春一家和寒春的母亲卡玛丽塔合影
卡玛丽塔的首次中国之旅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和诸多启发。1971年，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周总理在接见韩丁、寒春兄妹时，建议请卡玛丽塔组织10多名20岁左右的美国青年，来中国作一次工作、学习的旅行。卡玛丽塔欣然应邀，当年就带着一个美国青年代表团前来中国访问。他们在最具先进模范性的大寨地区进行劳动，还由劳动模范陈永贵为他们讲解“大寨精神”。那时，卡玛丽塔患有高血压，从大寨回到北京之后，病情逐渐恶化，被送往北京协和医院。她一度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十分悲观，甚至对寒春说：“我的一生美好而漫长，可能已经到头了。”⑧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特派多地专家组成医疗队，对卡玛丽塔进行治疗，终于将她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寒春与阳早深受感动，回忆起往事时曾动情地说：“我们在周恩来总理那里感受到的是温暖，是坚持原则。周恩来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伟大之处在于是完全忠诚的，没有个人利益，是全心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的！”⑨六、从农村到城市：与“特殊待遇”的抗争
1959年夏天，林伯渠曾到草滩农场视察。当年阳早、寒春在延安喜结连理之时，林伯渠时任边区政府主席。正是经他安排，大家用当时延安唯一的一辆轿车将这对进步洋青年拉到几米外的“洞房”，共同见证了他们的结合。十年时间过去，林伯渠面前的阳早、寒春已经完全融入了中国的基层乡村，操着一口西洋陕西方言，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忙得热火朝天。当他看到这一家五口人连同保姆挤在一间简陋的小屋子里时，立即指示草滩农场领导要照顾好国际友人。于是，农场给阳早、寒春一家盖了一套60多平方米的新房，有四个房间和一个厨房，还有一条走廊。阳早和寒春都反对搬进新房。经农场领导耐心劝说之后，这对固执的夫妇才不情不愿地同意搬家。
1966年，北京方面又有官员来看望阳早与寒春，这次是为了请他们去北京做英文译校工作。连搬新房都百般不乐意的阳早、寒春，自然更不愿意离开农场到城市生活，他们当即拒绝了这一请求。
然而无奈组织上再三要求，最后他们只能服从安排。大儿子阳和平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就哭了，他之前曾在北京上过一年小学，与自由自在的农村相比，城市的生活单调乏味。他已经把农场当作自己的家乡，对那里充满了依恋。
阳早与寒春勉强答应了调往北京的安排，但临行前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不住友谊宾馆，要和工作单位的同事住在一起；二是孩子们要在普通学校和中国的孩子们一起上学。负责人员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然而等阳早、寒春一家搬来北京后发现，负责同志为他们安排了比友谊宾馆更高档的新侨饭店，那里居住的都是来华的外国人。阳早、寒春上下班均有豪车接送，他们有独立的办公室和特殊的薪资待遇，完全和普通职工分开，成为特殊阶层。这种安排让两人几近崩溃。阳早曾痛苦地说：“我到中国20年了，一直在群众中工作和生活，到北京后却被排除在群众之外……我们非常难受，快要疯了！”⑩
回想早年在瓦窑堡、在三边农场时，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缺衣少食自不必说，与老鼠、虱子的“斗争”也是家常便饭。但阳早、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