饺子馆只有十几个平方米，墙壁上贴满了当年插队时的照片，正中间是她上中学军训时的一张黑白照片，穿着军装，梳着两根长长的辫子。这张40多年前的照片，让于淑敏感觉那仅仅就是昨天。当地的人经常会慕名前来饺子馆，来了就会和于淑敏聊过去的岁月，这让于淑敏感到充实和自在。于淑敏经常去她插队的地方转转，每次去都要给当年插队时的邻居留点钱。当年，这位邻居曾在她最为困难的时候送过她一个用糠做的馍馍。这位邻居进城时也会去看她，会给她提一些土鸡蛋或者洋芋。这让于淑敏觉得，延安其实就是她的故乡。
其实几乎所有的北京知青都有同样对故乡的感情纠葛，留守陕北的，他们想尽千方百计希望回到生养了他们的北京，而回了北京的，惆怅和酸楚仍然无法弃离，离开陕北，依然是他们又一次背井离乡。“其实，所有的故乡原本不都是异乡吗？所谓故乡，不过是我们祖先漂泊旅程中落脚的最后驿站……”台湾作家杨明或者可以让我们对故乡的情愫有所释然。
插队宜川县的北京知青张革在多次往返北京和宜川之后，终于把自己永远地留在了宜川，留在了这个倚靠黄河的西部小县城。1975年，在宜川县插队的张革招工到西安的一个企业工作，但仅仅一年后，张革就写信给当年插队所在的生产队队长，说他在西安工作不适应，想继续回到村里。在张革和村干部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几级政府部门批准后，张革又回到了他插队的宜川县寿丰公社后义沟村，当了村支部副书记。
北京知青张革(中)
回到村里的张革，不要一分钱的报酬，一心带领当地的群众脱贫致富。已经61岁的后义沟村党支部书记郭炳元清楚地记得，是张革带着大家建起一座150千瓦的水电站，让后义沟村用上了电灯，张革亲自栽培的2000多亩核桃树和400多亩苹果树让后义沟村逐渐富了起来，张革带领大家修的数十公里路现在已成了通往县城的主要道路。
村民们从内心里也惦记着他们的恩人，他们发现张革爱吃肉，便打发孩子们到田地里给他套野兔，或者下河抓鱼鳖。过年的时候，有人会专门给张革居住的窑门上贴上他们自己拟的对联，上联是“看灯看电视看录相莫忘知青”，下联是“吃泉水吃苹果吃核桃惦念知青”，横联是“张革京城佳节愉快”。
1987年，张革回到了北京，他告诉乡亲们，他回北京是为了挣大钱，为了给村里办更多的事。村民们知道，张革不会骗他们的，他们把窑洞依然给张革留着，会有专人负责打扫，以便张革回来时马上就能住进去。1994年夏天，在北京开办公司的张革终于又一次回到了后义沟村，他带来了当年好多一同插队的知青，他们告诉村民，他们准备筹资近百万元，给村里修建一所现代化的小学。
而不久后，村民们得到消息，张革因为脑溢血在北京突然离开人世，年仅48岁。张革在弥留之际，告诉他的妻子，他前前后后在后义沟村生活了13年，如果生产队同意，希望把他安葬在后义沟村。后义沟村没有理由不同意这个请求。那是一个让无数人心碎的场景，当张革的妻子抱着骨灰盒来到后义沟村的时候，全村老少跑到十几公里之外的沟口迎接，有村民卖了家里的口粮给张革送去了花圈，送葬的队伍从山顶一直排到山沟。村民们把张革安葬到了后义沟最高的一块苹果地，从那里，可以看见整个后义沟村。
村民们在村口为张革立了一块石碑，碑上一条一条地写着张革为后义沟村做的事情。每年清明的时候，村里的学校都会组织学生为张革扫墓。而当年那个负责照看张革旧居的老头，因为年迈已经有些神智不清，他经常会一个人跑到张革住过的窑洞，把炕上的灰尘打扫干净，他说张革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回来的。
张革去世后，和张革在一个公社插队的北京知青赵纯慧的病情更加严重。赵纯慧神经失常多年，犯病的时候，两眼无光，只有当别人谈到北京或者张革的时候，她呆滞的眼睛里才会透出些许兴奋。
赵纯慧女（右二）
赵纯慧生于1949年，北京99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文革开始不久后，她的父亲因“反革命”罪行被抓进监狱，母亲因此发疯。1968年底，在街道干部和学校领导的再三动员下，赵纯慧以“反革命分子”子女的身份来到延安市宜川县寿丰公社插队落户。
插队第一年的春节，大部分知青都回北京探亲了，但赵纯慧没有路费，回不去。家人给她寄来30块钱，让在当地过年。赵纯慧舍不得花，把钱藏在席子底下。有一天，这仅有的30块钱突然不见了。赵纯慧步行近百里到县上给管理知青的干部反映了情况，但还是没有找到。这件事发生后不久，赵纯慧就神经失常。
为了照顾赵纯慧的生活，在几级党委的批准下，赵纯慧被组织安排嫁给了当地的残疾农民李根管。李根管大赵纯慧很多，是一名以放羊为生的老光棍。1986年，按照有关政策，李根管被安排到乡政府种菜，由一位放羊娃转为正式职工。能吃上皇粮，是李根管一辈子都不敢想的事，而且还娶了一位北京人做老婆，这让他几乎不敢相信。在当地，很流行寻知青当婆姨，有个顺口溜就是“纸烟不好是大前门！老婆不好是北京人”。
赵纯慧结婚后，生了三男一女四个孩子，生活进入了极其艰难的状态。后来，长期关注知青生活的著名纪实摄影师黑明对留守知青赵纯慧的生活进行了报道，引起社会关注，使其得到一些资助。据一些至今还留守在宜川县的北京知青介绍，赵纯慧的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工程师，赵纯慧小时候曾受过良好的教育，能歌善舞。她的婚姻，让所有的知青唏嘘不已。
令人唏嘘不已的又何止这些呢？
无论是养着鹦鹉的张观湘还是把看家狗当宠物养的张彦门，他们所努力保持的北京人的体面其实已经荡然无存；于广云无比眷恋的知青窑，终究有一天会轰然坍塌，尘埃落定的那一刻，于光云该用什么样的心情和方式来祭祀；那些当年知青们留下的后代，他们如何在两个差异巨大的城市之间找到平衡和归宿；而龚凤海再三说他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反映出的恰恰是他内心的惶恐和失落。这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让他们惧怕而又无法舍弃。
对于精神失常的赵纯慧来说，生活依然停留在插队的年代，她会找队长要工分，她不知道当年的公社已经称之为镇，她会在川流不息、波涛汹涌的黄河边上，唱那首唱了四十年的歌，“从北京到延安/路途是多么遥远/告别了父母/离开了城市/我插队到延安/那天夜晚我梦见/妈妈来到我的床前/轻轻抚摸着我的小脸/泪水洒在我的胸前……”
一代知青，一代怨情，多少往事，多少故事；几度春秋，几度回顾，世代流传，世代回味。
文章来源：《北京文字》图片来源：黑明《走过青春》
作者简介：孙春龙，男，1976年生，2001年出版长篇报告文学《以公民的名义》，发表《金三角毒枭禁毒》《中印边境真相》等逾百篇纪实报道，曾任《瞭望东方周刊》主笔。
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一代人的纪实（上）（点击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