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小娅的经历充满了感伤。她的父亲在铁路上工作，会讲一口流利的日语，有许多的日本朋友。文革的时候，他翻阅日本词典时被红卫兵发现，结果招来一顿惨无人道的毒打，致使全身12处骨折，到处都是血孔窿，里面生满了蛆，战战兢兢的于小娅拿着镊子一个个地往外夹。于小娅的爷爷一气之下离开人世，在家里乱成一团糟的情况下，于小娅等姊妹三个分赴陕北、内蒙古、黑龙江插队，一家人从此天各一方。
插队时，于小娅和一位知青有了恋情，并且有了一个孩子，孩子生下不久就送给了当地的一位乡亲。这位知青后来回了北京，于小娅则和当地的一位农民结婚。1980年，于小娅结束了12年的农民生活，成了县食品公司的一名合同工，职业是喂猪。因为工作努力，她在1985年被评为县级先进工作者，199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令人刮目相看。而那个特殊年代特殊背景下发生的那段恋情，成了于小娅难以舍弃的一段往事，当年生下的那个孩子如今已有了自己的家室，而且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两人偶尔会在路上遇到，但都显得很生分，没有过多的话语。
于小娅的烟瘾很大，几乎每天要吸一包，她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吸烟的，反正是因为无聊。在当地，北京知青是一个另类，他们一直试图融入当地人的圈子，但似乎都是枉然。退休后的于小娅更加感觉到无聊，这种无聊让她的烟瘾一天比一天大。
同样感觉到无聊的还有留守在黄陵县的李振远。李振远的父亲是文革前的一名高级干部，因为这一个背景，李振远插队时被分配到了黄陵县最为贫困的一个村子。不过李振远认为，他并没有吃多少苦。因为他会摄影，下乡时他就带着一部蔡司120相机，这让当地的领导很器重他。李振远如今在黄陵县外办工作，主要负责一些重要领导到黄帝陵参观时的拍照工作。李振远很少和当地的留守知青来往，这让他的生活圈子更小。李振远说他随时都可以回北京，他在北京的8个兄弟如今都是大官。而当地的留守知青说，李振远说的都是吹牛，如果能回去的话谁不愿意回去。李振远称，他之所以不回去，是想用相机记录这段还未完结的历史。李振远拍了好多照片，楼下堆放煤的一间棚子被他改做工作室，有很多人参观后对他的照片并未做太多的赞扬，李振远认为是他的照片太大气，他们欣赏不了。
8.一位北京知青告诉他的女儿，你不要结婚
多年以来，33岁的付育华经常会做一个非常奇怪的梦。梦里，他只有三四岁的样子，一个白净的女人坐在炕沿，递给他一包好吃的，然后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女人的泪珠子不停地掉在他的脸上，很烫。这时候，会有一个陕北口音的女人说，“你要走了，给娃多说几句话。”
付育华是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的一位农民。他清楚地记的梦里的事情发生在冬天，透过窗棂可以看见漫天飞舞的雪花。他曾十分好奇地给父母讲过这个梦，父母说，梦见女人是该给你娶媳妇了。2002年国庆节，付育华与当地的一位女子结婚。第二天，他的父母第一次主动向他说起那个梦，“你说过的那个梦是真的，那个白净的女人是你的亲生母亲。”
1973年，刚刚出生两个月的付育华被送给了延川县的一个农民家庭。那时，他的亲生父母没有结婚，他们的身份是北京知青。三年后的1976年，在这个中国历史永远也无法淡忘的年代，付育华的亲生父母结束了八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生活，回到了北京。
付育华的养父母告诉他身世的同时，曾十分大度地对他说，他可以到北京寻找亲生父母。付育华思考了许久之后，终于放弃了这个念头。他明白，养父母在内心里是不情愿让他离开的，他也不愿望离开他的养父母。付育华不愿去北京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他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回北京后是否结婚了，如果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家庭，他的出现只会给他们惹来尴尬和更多的麻烦。
从至今依然留守在延安市的部分北京知青那里，付育华了解到亲生父母当年的一些事情。他的父亲因为出身不好，插队后经常被做为“火靶子”－－“斗私批羞”的对象。有一次，几位一同插队的知青嘴馋，怂恿他的父亲偷来老百姓家里养的一只狗，杀了吃肉。等大家吃完了，又以此为由对其进行“斗私批羞”。付育华的母亲看不过眼，站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
1973年初，当地知青统一检查身体时，付育华母亲肚子里的一个秘密再也藏不住了。管理知青的干部找到她，轮流给他做工作，要她告付育华的父亲强奸罪，而且允诺她可以提前调回北京。据称，当时已经给付育华的父亲定好了15年的刑期。但她始终坚称那是她自愿的。
当年插队的知青，多多少少都在感情上有一些纠葛，谁都不可否认，那是一个容易冲动的年龄。就像他们争先恐后地搭上那列西去的火车一样，苍凉的黄土高原、单调孤寂的劳作，让他们体内的荷尔蒙弥漫了整个躯体。在黄陵县一个监狱工作的北京知青龚凤海，曾亲眼目睹他的好多战友和乡亲因为男女作风问题锒铛入狱。在那个把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破坏军婚相提并论的年代，和北京知青谈对象无疑是一个高压线’，搞好了可以成家立业、繁衍续种，搞不好就会被批斗、进监狱。若干年后，当龚凤海看着满街的按摩院、洗头房时，他心中的那份失落和郁闷旁人无法理喻，贴满了美女画的单身宿舍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非议，也让他继续坚守着自己内心深入的乌托邦。
在宜川县工作的袁京红和付育华同岁，他们有着类似的经历，不同的是，袁京红的父母在生下她之前已经结婚，已经得到了法律上的认可，这让她不必担负私生子的恶名。如今，当精子库、试管婴儿、代孕妈妈这些超越婚姻和感情的词语充斥这个社会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审视私生子这个词语和背后的那段历史。在延安的许多角落，还有很多当年北京知青遗落的种子，如今已逾而立之年的他们，在这片依然荒凉的黄土地上，默默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
京红站在妈妈当年住的窑洞前
袁京红在很早的时候就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在上小学以前，袁京红一直把自己的奶奶叫妈妈。该上学时，奶奶让她改了口，她并不清楚这其中的秘密。直到有一天，袁京红和同学吵起架来，同学说她没有妈妈。她哭着跑回去问奶奶，“我为什么没有妈妈？”奶奶告诉她，她的妈妈在她只有八个月大的时候去了北京。
“那时候，我就开始恨我的妈妈，她怎么不管我，为什么非要走？”袁京红说。为此，她自做主张，改掉了妈妈给她起的“京红”这个名字。几乎世界上每一个语言学者，都不得不佩服中国汉字的玄妙和又深邃，袁京红碰到过好多和她同名的人，她惊奇地发现，他们的年龄、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喜欢琢磨历史的袁京红始终觉得，其实历史不会消失，它会悄悄地藏起来，藏在每一个角落，甚至会藏在虚无的梦境中或者流动的空气里。
袁京红的母亲是当年插队宜川县的一名北京知青。在和当地的一位农民结婚生下袁京红不久后，她得到了一个返城的指标。她曾经也期望自己回京后再将丈夫的户口迁到北京，但她回京后发现，那简直比登天还难。北京的工作安置好之后，袁京红的母亲回到宜川县，办理了离婚手续。
1995年，正在延安一所中专学校读书的袁京红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写信的人告诉她，他是她的外公。袁京红至今还记的，那是一封挂号信，信封背面，贴满了面值八分钱的长城邮票。那封信很短，在信里，外公告诉她，她的母亲在回京一年后就精神失常。
1996年7月，袁京红中专毕业，她告诉父亲，她想去找她的母亲。那时候延安至北京还没有直达的火车，父亲借钱买了一张从延安至北京的飞机票。临走前，奶奶拉着袁京红的手问，你还会不会回来？袁京红肯定地说，她会回来的，在袁京红的心目中，她真正的母亲就是她的奶奶。
从舷窗上看陕北，几乎每个人都会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心情，土黄色的山丘之上，或者是绕着一圈一圈的田地，从高处看，就像纹理密布的手指，或者是大片大片的坡地，像补丁。有一个笑话，说是一位农民到北京看自己的儿子，北京人总是看不起他，总有人像审视小偷一样问他是干什么的，后来当有人问他是干什么的时，他理直气壮地回答：修地球的。从飞机上看陕北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这种豪迈，都会从内心佩服人类的伟大和顽强。当年插队陕北的北京知青，绝大多数都做过修地球的工作，扛着镢头，拉着木制的两轮架子车，开荒造田、劈山推路。若干年后，因为水土流失问题日益严重，陕北又成了退耕还林的重要区域，当年开垦的荒山又长满了蒿草，人类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又一个的轮回。
那是袁京红第一次坐飞机，延安和北京，仅仅从飞机上俯视，就能看出这两个地方的差异。中国这个最贫苦最荒凉的地方，和这个最繁华最现代的地方，因为那段历史被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袁京红来到北京，见到神情呆滞的母亲，她问母亲，“你认不认识我？”母亲竟然用陕北话回答她：“你就是我陕北的女子。”外公告诉袁京红，她的母亲回到北京后，工作不是很顺畅，另外，自己的孩子又被丢在了陕北，让她心理负担很大，最终导致精神失常。袁京红在北京住了两个星期，临近回陕北时，在火车站，年迈的外公再一次问她，“你觉得北京好还是陕北好？”袁京红说还是我们那儿好。外公非常失望。回到宜川后，她听奶奶说，她去了北京后，她的父亲三天没有睡觉。但在她回去后，父亲从来没有问过她母亲的事情。
两年后，袁京红带着男朋友再次去了北京，她马上就要结婚了，她想让母亲看一看女婿，那位憨厚善良的陕北小伙子，没想到的是，母亲告诉她，“你不要结婚！”
那次从北京回来后，袁京红曾给外公写过一封信，但没有回音，双方从此没有书信往来。母亲曾给她留下家里的一个电话，但她不敢打，因为听外公说，只要母亲一听别人提起她，就会离家出走。袁京红曾拨通过一次电话，她听到母亲接电话的声音，她一句话也没敢说，就挂了电话。
如今，33岁的袁京红已经是一个七岁孩子的母亲了，做了母亲之后的袁京红不再埋怨自己的母亲了。袁京红的儿子经常缠着她，让她讲一下她小时候的故事。她告诉儿子，等你懂事了妈妈再告诉你。不过，她觉得现在儿子已经很懂事了，有一次他们夫妻两个吵架，儿子对她说，你千万不要像电视上的那样，一吵架就离家出走。她告诉儿子，妈妈永远也不会离开你。做了母亲的袁京红还有一个心愿，她想带着儿子去趟北京，她想告诉母亲，她结婚了，而且生活得非常幸福，她希望能借此打开母亲那个心结。
9.从北京到延安，路途是多么遥远
现任宜川县委书记的姚靖江小时候就接触过许多的知青，和知青一起，他们学会了刷牙，知道了什么是罐头和电影，接受了许多新的观念和思想。姚靖江曾担任过共青团延安市委副书记，任职期间，组织策划过北京知青回延安、北京知青子女和延安儿童手拉手、召开北京知青支持延安希望工程座谈会等多项活动。姚靖江称，当代史上对延安影响对大的两件事，一个是毛主席到延安，另一个就是北京知青插队延安，这些外来文明和先进的生产力，对延安的影响巨大而又深远。
不过，姚靖江也不得不承认，那代人的历史已经在渐行渐远，一个让姚靖江记忆深刻的事情是，在几年前组织的一次北京知青回延安活动中，一位北京知青带来了自己的孩子，他想让孩子感受一下当年那个艰苦的岁月，在下车去看当年的知青窑洞时，孩子怎么也不愿望去，一边玩着电子游戏一边说，那个破窑洞有什么好看的。绝大多数知青二代目前已近临近或者过了而立之年，面对新的就业和生活压力，他们已经很难理喻和承接父辈们苦衷与精神。在采访一位留守知青时，他的孩子就质问，你采访这事对我们有什么好处，采访者和被采访者都因此异常尴尬。
于淑敏
北京知青于淑敏的孩子也难以理解，他的母亲为什么会再次回到那个让她伤透了心夺去了她整个青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