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作家，《潜规则》一书的作者吴思，曾经也是一名充满热情，朝气蓬勃的“愤青”——甚至是上山下乡的知青标兵。而现在，这位曾经的理想青年发明了“潜规则”这一概念，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汉语表达。
“在去大寨参观的路上，就纷纷传说要恢复高考，我们一帮先进知青开始商量考还是不考。那时候考大学给我的感觉是，从农业学大寨的第一线临阵脱逃。
大包干的成功对我的影响，就是造成我的世界观的崩溃。从写陈永贵传记开始，我被迫弄历史，回过头来重建世界观，一直到现在，不断地添砖加瓦。”
上山下乡，这是中国一代知识青年的宿命。吴思赶上了这个运动的尾巴。
有组织、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于1968年底，***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我那时还是小孩子，不太懂。”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之类口号的熏陶，还是让吴思对下农村充满了憧憬。高中毕业后，他终于有机会去实践自己的理想。
这时，已经有知识青年陆续以各种名义返回城市，其中不乏血泪斑斑的抗争。但北京市先进知青吴思沉浸在自己的理想世界中，一意要向陈永贵的大赛学习。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这时的吴思已经坐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上，开始新的生活。离开农村时，发自内心的喜悦让他困惑。
这种困惑一直持续了很多年。一个曾经的所谓“极左”的先进知青典型，在改革开放后扑面而来的信息和知识洪流中，开始重建自己的观念大厦。
吵着闹着要去下乡插队
哪里艰苦就申请去哪，我们接受的是革命的传统教育
1978年上大学以前，我一直都是“极左”分子。从红小兵排长、红卫兵排长到团支部书记，一路班干部当上来，总是用“极左”的思想去教育别人，结果最有效的是用“极左”思想教育了自己。1976年高中毕业后，作为城市知识青年，一般都要上山下乡。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有几种情况可以不去插队，比如独生子女，或家里两个子女的年龄相差6岁以上。我跟另外一个同学都属于受照顾的，可以留在城市。但我们满脑袋都是***思想，吵着闹着要去下乡插队。
我们打开中国地图挑，哪里艰苦就准备申请去哪儿。当时最热门的是西藏和延安。挑来挑去，最后还是去了北京郊区。因为跟我一起的那个同学，他母亲当时年龄已经很大了，她找到我跟我说，你要是去延安，他就一定去延安，我这么大年纪怎么办？我们实在说服不了他，所以就劝劝你。只要你不去延安，他也就不会去了。———因为关系到另外一个家庭，我觉得责任重大，不再坚持，就在学校安排的北京郊区挑了一个最穷的山村。
我上小学二年级时，“文革”开始。我妈在大学教书，有一天我带着弟弟在外面玩，老远就听见敲锣打鼓的，非常热闹，凑过去看见一队人在游街。前边有几个人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牌子，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我妈。我跟弟弟吓得撒腿就跑回家，透过窗帘的缝，看着游街队伍从我们家门前经过。对我来说，这一天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我们家被抄了三次。我在一边看得还挺热闹。家里被翻个底朝天，好多原来不知道的东西都翻出来了。小孩对抄家的感觉不那么恐怖，觉得挺好玩：哎哟，怎么还有这个东西呢。
此后我跟母亲去了商业部在河北文安县的五七干校，在那里呆了两年。我爹在国防科技系统，他戴的帽子是“阶级异己分子”，我妈大概是“反动学术权威”或“修正主义苗子”之类，他们的级别不高，县团级，在北京的中央单位，好歹得是司局级才能当“走资派”。很快他们就不是被批斗的重点了。
但是五七干校都得去，两派一掐起来，互相抄家互相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当时大家普遍都受到了冲击，我们对父母挨斗和抄家的感觉也就不强烈。两派打起来，互指对方是“保皇派”，我也就搞不清楚谁是真正的阶级敌人了。那时候觉得我爸他们不错，对方才是混蛋，才反动，就站在我爸这边，谈不上和家长划清界限。本来小孩对这个就不懂，最初的兴奋劲过去了，也就不感兴趣了。
“文革”感觉挺幸福的，没人管。大人他们白天上班，晚上全都得开会，所以小孩是自由的。上学就背毛主席语录，学什么东西也不考试，我们整天都在外面干抓蛐蛐、扎蛤蟆、打弹弓枪仗之类的事情。
小学生是红小兵，完全没有资格参与红卫兵那些事儿，总得是个初中生才能参与哪一派。到我们上中学的时候，红卫兵就有取代共青团之势，已经成为相当正式的组织，大家都分批申请加入红卫兵。一段时间过后，共青团恢复，红卫兵就成为共青团的外围组织，共青团成为核心组织，红卫兵再入团。我们入红卫兵的时候已经是1972年，红卫兵开始体制化，官方化，已经不像先前那般具有冲击力和造反精神。
这辈子我读的第一套书就是《星火燎原》，一批老红军老八路写的革命回忆录，有的故事很残酷。感觉很好看，里面尽是打仗的故事。我读的第一本小说，是《欧阳海之歌》，很著名的革命小说。我们的底色都是***思想，接受的是革命的传统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