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仲丽，1915年2月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市，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后裔，是周南中学创始人、著名民主革命先驱、革命教育家朱剑凡老校长的爱女，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王稼祥的夫人，她曾担任过***的保健医生，为白求恩大夫做过助手。新中国成立后，朱仲丽曾任中苏友谊医院第一副院长，是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荣誉顾问、医学光学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服装协会顾问、中小学幼儿教学基金会特邀理事、老年康复中心董事等职。2014年2月8日朱仲丽在北京逝世。今年2月是朱仲丽诞辰100周年
原标题：朱仲丽与领袖的情感交响
朱仲丽，1915年2月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市，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后裔，是周南中学创始人、著名民主革命先驱、革命教育家朱剑凡老校长的爱女，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王稼祥的夫人，她曾担任过***的保健医生，为白求恩大夫做过助手。新中国成立后，朱仲丽曾任中苏友谊医院第一副院长，是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荣誉顾问、医学光学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服装协会顾问、中小学幼儿教学基金会特邀理事、老年康复中心董事等职。2014年2月8日朱仲丽在北京逝世。今年2月是朱仲丽诞辰100周年，也是她逝世一周年，谨以此文纪念这位共和国历史上的杰出女性。
同***是忘年之交
朱仲丽的父亲朱剑凡，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于1904年在自家园林内创办了一所近代中国女子学校周氏家塾，专门招收女学生。满清皇帝倒台后，周氏家塾改为周南女校。朱剑凡先生“毁家兴学”，把数十万家财全部献给这座学校。他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和著名的革命教育家。在“五四”运动前后和大革命期间，他和***以及蔡和森、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李富春、李维汉、王震等许多党的领导人，共同从事过革命工作，向警予和杨开慧烈士及蔡畅、丁玲等同志，都曾是他的学生。
朱仲丽童年时代，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与社会环境中，有机会经常和这些前辈革命家见面，聆听教诲。尤其是让她至今回忆起来还兴奋不已的是，在童年时代她就认识了***。那时，正酝酿成立新民学会。一次***到她家，找她爸爸谈事。一个小女孩，穿着红衣裤憨笑着望着这位毛叔叔，走上前去说道：“爸爸是不是让你当泥瓦匠？”
***听了大笑起来：“好孩子，难怪你爸爸喜欢你，你要好好读书，很多道理，你慢慢会明白的。”
她怎么也没想到，在几十年之后，当她去延安参加革命时，被大家称为“毛主席”的就是当年的“毛叔叔”。
1938年初春，朱仲丽来到了朝思暮想的革命摇篮延安。
到延安不久，朱仲丽就接到通知，说***要见她。听到这个好消息，朱仲丽又高兴，又紧张，心里老在想：见到毛主席应该怎么称呼呢？是叫毛叔叔，还是称毛主席？是鞠躬，还是敬礼？她的心突突地跳着，眼前不时闪现***当年去她家时的情景。
在那极为普通而又朴素的窑洞里，朱仲丽见到了***，心情非常激动，一句长沙土话脱口而出：“毛叔叔，你健旺？”一想不妥，又忙抬起右臂，两腿不熟练地并在一起，喊了一声：“毛主席，敬礼！”
看到朱仲丽笨拙的动作，***不禁笑了起来。他伸过手来，紧紧握住她的手，笑着说：“来，坐在这儿。”浓重的乡音使朱仲丽感到格外亲切。
朱仲丽坐下来，显得很拘谨。***很开心，打趣地说道：“你长大了，好！我在长沙见到你的时候，你刚刚学会讲几句话，走几步路，今天成了大姑娘，并学会向我敬礼了！”
朱仲丽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傻笑着。
***像拉家常似地问：“你读了几年医学院？”
“读了5年，实习两年，先是在上海同德医学院，后来又到东南医学院。毕业后就到了南京中央医院。”
“噢，一共7年，是硕士、博士喽，牌子响当当的！”
朱仲丽真不知该怎样回答，只是轻声说：“我的经验不多。”
他们谈的时间很长，谈得很多，很广。朱仲丽被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兴奋心情主宰着，不过，她并没有忘记医生的职责，在谈话的最后，向***提出了3个请求：第一，请多多散步，这样可以使身体健康；第二，请少吸烟，最好戒掉烟，烟对身体有百害而无一利：第三，请您马上吃早饭，马上休息！
***听后，哈哈大笑地说：“好啊，这细妹子还挺会照顾人喽！”
为邓中夏当联络员
“马日事变”时，朱仲丽随父母到武汉，大革命失败后，全家又来到上海。父母和哥嫂在上海以经营酒楼为名，做党的地下工作。另一个哥哥在苏区任红军兵工厂厂长，当时朱仲丽15岁，就协助父亲做地下工作。
1932年，她考入上海同德医学院，爸爸鼓励她，你要好好学习，将来到根据地为红军当医生。然而上大学的喜悦尚未消失，爸爸就因病离她而去。解放后徐特立老人专门为朱先生题写了碑名“浩气长存”。在她最悲痛的时候，她的姐姐和姐夫红军将领肖劲光从苏联秘密回国，给他们这个家庭又带来了新的生机。肖劲光到中央苏区后，朱仲丽帮助姐姐带孩子。当时在上海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互济会主任是我党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邓中夏，他安排朱仲丽的姐姐做救济总会的翻译，负责把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文件由中文译成英文。从此她和姐姐开始了新的战斗。
姐姐翻译的材料由邓中夏的爱人李瑛负责取送，朱仲丽以大学生的公开身份掩护姐姐做党的地下工作。当时上海形势已经恶劣，由于有一份材料急需翻译，李瑛送材料时，被特务跟踪。当时李瑛不仅来送文件，而且还要代表党组织给朱仲丽送来一个重要的信函，经党组织和邓中夏同志批准，发展朱仲丽为列宁主义小组成员。
在她们接头时，敌人破门而入，把李瑛、朱仲丽和她的姐姐一起抓走，当时朱仲丽才17岁，但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当敌人审问她时，她很勇敢，就是不承认姐姐和李瑛是地下党。就是不告诉敌人姐夫肖劲光到哪里去了。敌人威胁她：你如果不说就枪毙你，但她也没有屈服。由于叛徒的出卖，她的姐姐和李瑛被敌人判刑。朱仲丽由于不满18岁，在地下党的营救，在我们党的亲密朋友、著名律师史良的帮助下，被无罪释放。
经历监狱的一课，使朱仲丽经受了革命斗争的磨炼。
做中央领导的保健医生
1938年朱仲丽到延安后，便被安排在宝塔山上的边区医院工作。这所当年红军最大的医院，不是高楼大厦，而是一排排的土窑洞。到了晚上，也不是电灯齐明，而是烛光点点。伤病员睡的不是钢丝床，而是土炕和木板床。至于工作人员，既没有主任、主治大夫、普通大夫之分，也没有正规护士学校毕业的护士。虽然工作条件很差，但整个医院的工作效率却极高。那时，一个医生每天要做二三个手术，看50个门诊，管三四十张病床，真是创“世界纪录”！
朱仲丽工作十分劳累，可是心情却非常愉快。
边区医院来了位科班毕业的女医生，不但医术精湛，而且年轻漂亮，确实引人注目。有一次，朱仲丽在手术室里为一位患者做一个眼科手术，她全神贯注，剪子、刀子、镊子在她手中灵巧地飞舞。做完了手术，抬头往窗外一瞧，才发现有几位首长，正脸贴着玻璃往里看呢！看样子，已观察了好半天了。再仔细一看，原来是邓小平、贺龙、关向应、杨尚昆等，都穿着八路军的军装，也都笑眯眯的。朱仲丽连忙与他们打招呼。
第二天，朱仲丽遇到了贺龙。贺龙笑着说：“你真有本领，这么小的年龄就拿着尖利的刀子在病人眼睛上开刀，不简单哟！”
朱仲丽笑着说：“贺师长，这是小手术。”
从那以后，贺龙便到处宣传，说延安医院有位年轻漂亮、医术高明的女大夫。朱仲丽就这样有了不小的名气。
不久，朱仲丽就担任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医生。她深知这个工作责任重大，因此，总是兢兢业业、尽心尽力地工作着。***每天长时间伏案工作，手臂活动太少，患了肩周炎。为了治好***的病，朱仲丽缠着***打麻将，并教他跳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打麻将、跳交际舞成了治病的新药方。
朱仲丽多年以后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了一篇《我教主席跳舞》的文章，文章中这样写道：
延安时代，紧张的工作之余，为了让中央首长松弛一下脑神经，于是，利用既做食堂又做小会议室的平房，每星期六的晚上组织一次跳舞晚会。
为了请***同志学跳舞，我们不知费了多少口舌，起初他对跳舞毫无兴趣，我们就以锻炼身体为由请他参加。记得我初次带毛主席跳舞，他是那么高兴，而我却有些紧张。“你的脚，要灵活些，就像士兵操练似的，要把脚尖抬一点点，擦着地板跳，就好看。”我用长沙话说：“主席，你还要学会转圈子，朝左朝右。”我主动地带着他做各种舞步。“啊，还有这么多的道理。”毛主席很有兴味地说。“是的，主席，这是跳交际舞的规律。”“你的权力真大，叫我朝前我就得朝前，后退就后退，成为我头上的指挥官了。”毛主席这番话，逗得我和江青都笑起来。笑罢，我说：“主席，我可不敢呀！”总共跳了五个乐段，毛主席兴趣淡然了。他坐在藤椅上抽烟，眼凝视着天边的彩霞。大概，他脑子又在想大事了。我没想到，毛主席却真的把跳舞学到了手，当杨家岭礼堂盖起来之后，每星期举行一次跳舞晚会，毛主席狐步舞已学好，开始学跳华尔兹了。全国解放以后，我也和毛主席跳过舞。这时，他已经会跳好几种舞，舞步纯熟，能很好地掌握节律，就连典雅的探戈也跳得很有姿态了。在中南海的春藕斋、怀仁堂、勤政殿的大会堂内，组织过许多次跳舞晚会，有时有很好的大型乐队伴奏，还有舞蹈、清唱、相声等演出。***同志偶尔也来活动一会儿。他曾经和我说过，跳舞这个运动不错，能休息脑子，使人两腿有力，还是一个联系群众、与群众交谈的好场所，补了游泳之不足，在水里就不能和别人谈话了。
***为她的爱情牵线搭桥
中共中央于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期间，陕甘宁边区医院的年轻女医生朱仲丽被调到大会服务处做代表们的医疗保健服务工作。作为有大学学历的医师，23岁的朱仲丽不仅拥有过硬的专业技术，而且长相秀丽，在延安是个受很多年轻人关注的“明星”。
一天上午的会议休息时间，***与王稼祥到会场外散步，没走多远正巧遇上了从城里赶回来的朱仲丽。因为早就相熟的缘故，***见到朱仲丽非常高兴，扬着手热情地打起招呼：“嗨，小朱！”朱仲丽闻声驻足，一看是***，赶紧举手敬礼。***被对方认真的模样逗得哈哈大笑，笑罢对王稼祥说：“稼祥，你们也认识一下，这是我的小老乡朱仲丽医生。”
***的话音方落，朱仲丽已向王稼祥伸出手，大方地说：“王主任(王稼祥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笔者注)，您好！”
王稼祥热情地与朱仲丽握过手，目光中闪烁着一种陡然的喜悦：“小朱同志，认识你很高兴！”
这时的***插话说：“王主任啊，别小看这细妹子，她可是边区医院的外科大夫，我们这些人的医疗健康都归她管，你也在其中呐。”
3个人寒暄一阵之后，朱仲丽离开了。望着朱仲丽渐渐远去的背影，王稼祥忽然对***发问：“你是怎样认识小朱的？”紧接着又补充道：“我是说你在什么时候就认识了她？”
***听来觉得有些奇怪，王稼祥是很少主动打听女性的，这次是怎么了？转而一想又似乎明白了什么，便对王稼祥说：“我和她父亲是老朋友了。”
***问王稼祥：“怎么样？我的这个小老乡不错吧？”
“嗯，不错。”王稼祥诚实作答。
“你下一次要见她的话，就去找肖劲光，肖劲光是她的姐夫。”
“噢，是这样。”王稼祥记住了。
王稼祥在***的指引下，没过多少天，真的去找八路军延安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肖司令自然也就心领神会，与朱仲丽的姐姐一唱一和地撮合。终于在1939年3月5日农历元宵节，王稼祥与朱仲丽在战友和亲人们的祝贺声中喜结良缘。
婚礼那天，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都参加了婚礼。***对王稼祥笑呵呵地说：“你成了我们湖南的女婿，今后可要好好照顾我们的长沙细妹子啊。”
给刘少奇治病成了好朋友
1942年底，延安杨家岭———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
一天，在杨家岭医务所工作的朱仲丽，接到通知要她担任刚从苏北解放区到延安的党中央领导人刘少奇的保健医生。
当时，刘少奇受党中央的委托，回延安来参加党的“七大”的筹备工作。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一年，日伪顽敌狼狈为奸，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层层封锁，环境极为险恶。刘少奇于这一年春天由江北苏区出发，经山东、河南、河北、山西等省，于年底到达延安。一路上长途跋涉，险象环生，历尽千辛万苦，身体极为消瘦和虚弱。
一天晚上，夜已很深了，突然有人来敲朱仲丽的门：“朱医生，请你来看看病。”
朱仲丽听出是刘少奇身边工作人员的声音，立刻意识到，准是刘少奇病了，便急忙穿好衣服，带上听筒、血压表和体温计等，向刘少奇住的窑洞奔去。
只见刘少奇正躺在一张藤条编织的长椅上，右手按着腹部，神情十分疲惫，面色苍白，很虚弱的样子。他看到朱仲丽进来，不住地点头微笑着。
“很对不起，把你请来了，干扰了稼祥同志的休息。”刘少奇以歉意的口吻对朱仲丽说道。
“不。你的脸色不大好，怕是过于劳累了，要注意休息啊！”朱仲丽关切地说。
经过检查，朱仲丽诊断刘少奇的慢性肠胃炎又发作了。刘少奇患这种病为时已久，是由于长期在白区进行地下斗争，衣不暖身，食不准时，工作紧张造成的。返回延安这段时间，由于他集中精力思考问题，路途辛苦，工作比较繁重，使肠胃分泌受到障碍，胃液肠液减少，消化不良，引起胃痛。
她打开药箱，取出解除胃痉挛的药片给他吃。朱仲丽心想，如果能有一杯热气腾腾的牛奶给他吃该有多好啊！或者，哪怕是一碗普通的挂面也好呀。可是，在当时的延安，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这只能是一种奢望。
朱仲丽只好要求刘少奇少食多餐。但刘少奇听后，连连摇头说：“一天三顿还不够？还要吃四五顿？大师傅老陈已经够辛苦的了。他为我做饭菜很柔软，又不油腻。在延安能这样已经够舒适的了。”
朱仲丽见状，又想起了另一个妙主意。她请大师傅老陈把馒头切成薄片，在炭火上烘干给刘少奇吃。这种干馍片与大城市的面包相比，另有一种风味。朱仲丽将烘好的干馍片装满一个铁盒子，送给刘少奇说：“少奇同志，陈师傅听说你有胃病，特地为你精制了一盒‘奶油饼干’。你夜晚工作的时候，吃上几片，对胃病很有好处。”
刘少奇看着朱仲丽喜气洋洋的样子，半信半疑地接过盒子，打开盒盖一看，认出是烘干的馒头片，很高兴地取出一片送到口里，哈哈笑起来，连连夸奖说：“不错，不错，又脆又香，真是山沟沟里的上等美味饼干，我还是头次享受。朱医生真有办法。”
因为刘少奇与王稼祥、朱仲丽夫妇在杨家岭时，是一墙之隔的邻居，不仅天天见面，而且时常在晚饭后一起散步。
一天晚饭后，他们又一起在窑洞外面的黄土坪上漫步，边走边谈着。刘少奇对朱仲丽说：“我是你的同乡，而且是小同乡，是宁乡县道林人。我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听过一位有名的教育家讲演，受益不少。这位教育家就是你的父亲朱剑凡先生。”
朱仲丽一听，她没有想到，自己早已病故的父亲，一位普通的老教育工作者，竟在刘少奇的记忆中留有如此深刻的印象，内心十分感动。
时钟指向1950年4月一个周末夜晚。中南海春藕斋。室内音乐悠扬，乐曲阵阵。中央领导同志在劳累、忙碌了一周之后，陆陆续续来到这里，轻松地休息一下。
朱仲丽透过人群，看到刘少奇也来了。他身子靠在沙发上，看上去很疲倦，显然是工作太累了。
朱仲丽迎上去问候。
刘少奇很高兴地与朱仲丽交谈起来。突然，他话锋一转，问朱仲丽：“挖你祖坟同意不？你有权利表示自己的意见。”
朱仲丽吃了一惊，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心想，我哪里知道有什么祖坟啊。
刘少奇看着朱仲丽疑惑的表情，解释说：“北京西北郊发现了明朝的十三陵。现在要开掘了，听说有不少的文物咧。”
朱仲丽这才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当时许多同志都知道朱仲丽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后裔，所以常常跟她开玩笑，戏称她是皇帝的子孙。刘少奇也还记得这件事。
朱仲丽忙回答道：“那当然同意，这是国家的历史文物。”
“啊！你这个子孙倒慷慨大方，分文不取，就表示同意了。”刘少奇打趣道。
“听说山道崎岖，路很不安全。”朱仲丽回答说。
“你应该去，看看你的祖宗。”刘少奇幽默、诙谐地对朱仲丽说着。
刘少奇接着又对朱仲丽谈道：在庐山顶上，有一间房子的墙上挂着一幅明太祖朱元璋的画像。虽不知出自什么人的手笔，但确是稀罕的东西了。画上的朱洪武相貌很怪，下巴很长，两耳垂肩。说到这儿，刘少奇又故意打量一下朱仲丽，开玩笑地说：“你怎么不像他呢？”
尽管朱仲丽当时没有见过这幅画像，听刘少奇这样一问，也情不自禁地笑起来：“少奇同志，您这一说，我倒好似看到了画像。不过我想，我若是真像朱洪武的话，那我不成了丑八怪了吗？”
谈到这儿时，乐队奏起了轻快舞曲。朱仲丽起身邀请刘少奇跳舞……
王稼祥是她永远的思念
王稼祥是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曾被敌人的炸弹炸断肠子，躺在担架上进行长征。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兼任驻苏大使，朱仲丽便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位大使夫人。
在王稼祥同志诞辰百年的时候，有记者问及朱仲丽此时的心情，她神情略显凝重地说：“我不能带着悲哀的心情去纪念稼祥，因为悲哀不能产生进步，我是带着鼓舞的心情，心潮澎湃的心情去缅怀稼祥。”
相濡以沫几十年，朱仲丽对王稼祥最为了解。她说：“稼祥同志是为人民谋利益、忠于党的人。他一生所做的那些事情，时时刻刻都是我的好榜样。”无论是在延安的窑洞里，还是在任驻苏大使期间，或是在事务缠身的重要岗位上，“王稼祥不但谦虚、谨慎、而且非常好学，喜欢读书”。
她还回忆说：王稼祥总是博览群书，任由公务多么繁忙，“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总是要拿着书本在看，甚至有时睡着了，但书还是抓在手上，灯也没关”。为此，朱仲丽称这是对她这个很“懒”、很好玩的人一种很好的教育和启发。
朱仲丽的心里，一直怀念着王稼祥。她说：
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的时候，王稼祥虽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联部部长，但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康生之流别有用心地诬陷王稼祥推行“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路线。1966年稼祥和我被通知搬出了中南海。1967年8月的一天，稼祥被一伙闯到家里的造反派拳打脚踢批斗后，神智突然发生错乱，一个人在屋里大声喊叫：“我没有罪！”我闻声急忙来到他身边，一边安慰他，一边给他服了一片镇静药，可谁知王稼祥躺下后可能感觉睡得不踏实，自己拉开抽屉，抓起了许多安眠药，全部吃了下去。由于药量过大，等我发现时王稼祥已经昏迷不醒。我凭着当医生多年的功底，急忙给王稼祥注射了一针强心剂，随后立即把他送到医院抢救。过了两天两夜王稼祥才醒了过来。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稼祥同许多老干部一起也获得了解放。在1972年的一次会议上，***在讲话中对稼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王稼祥曾写了报告给我，这样的老同志只讲自己的过，不讲功，很难得。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可谁知不久江青等人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
1974年l月25日，稼祥拿起报纸，当他看到“反革命修正主义和‘三和一少’外交路线”等字眼时，顿感一阵气闷。正好这一天姐夫肖劲光来看望我们，把江青派人到海军“点火”的事告诉了稼祥，这更增加了稼祥的不安。而这天晚上我一连接到三个电话，要我告诉稼祥到体育馆参加批林批孔大会。那天，稼祥睡得很晚，为党和国家忧虑，也不知道明天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深夜，心神不定的我猛然惊醒，一看王稼样，她惊呆了，王稼祥因心脏病突发已静静离去。
我一头扑在稼祥的遗体上痛不欲生，作为医生我再也没有回天之力。
追悼会上，小平同志亲自致悼词。周总理眼含热泪，紧紧握住我的手，惋惜地说：“唉，真没料到！”他为自己战友的早逝而痛心。
王稼祥和朱仲丽这对本来美满的老夫老妻，终于未能白头偕老。
王稼祥去世以后，朱仲丽一度痛不欲生。但她不久就振作起来，在一些同志的鼓励和帮助下，着手整理王稼祥的遗稿遗作，又写了许多关于王稼祥等老革命家的回忆散文。在受到各方面欢迎以后，她索性弃医从文，连着写下了纪实小说《江青外传》、长篇小说《爱与仇》、散文集《灿灿红叶》和王稼祥文学传《黎明与晚霞》。1982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生活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在中国革命几十年历程中，朱仲丽以她特殊的身份、特殊的经历耳闻目睹了许多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的“平凡小事”，随手拈来，即成一篇动人的文字。如果没有在这些领导者身边工作和生活的特殊条件，怎能随意“创作”出来呢？难怪前辈革命家和评论界说《灿灿红叶》是独具特色的回忆录，此书已被译成泰文，还将译成日文、英文出版。那些倾注着她感情的文字是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一个小小的侧面，一个难得的补充。
朱仲丽长达百万字的３部自传体小说———《春露润我》、《艳阳照我》、《彩霞伴我》，不仅写了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革命家庭的经历和命运，还写下了许多前辈革命家的真实感人的形象。在她的笔下，***、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等中国革命的决策者一个个栩栩如生、可亲可敬的故事跃然纸上。
有耕耘的艰辛便会有收获的喜悦，当看到那部部手稿变成铅字、集结出版的时候，朱仲丽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她由衷地说：“写东西对我是一种快乐的享受。当你写成了一本书，就像十月怀胎一朝生产一样。”
书稿出版时，她特意把王稼样的“王”字，和自己的“朱”字合为一个“珠”字，取“珠珊”为笔名，用以表示永远继承先夫遗志，让王稼祥的精神始终与自己同在，实现超越生命的“白头偕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