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旅游中专，抗日战争期间鲜为人知的延安日本战俘学校 抗日战争日本死多少人、抗日战争日本占领地图、抗日战争日本出多少兵、日本拍的抗日战争电影。
抗日战争期间鲜为人知的延安日本战俘学校何立波【字号】抗日战争期间，在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设有一所日本工农学校。这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学员是日军战俘和投诚的日军士兵。那么，党中央为什么要成立一所这样的学校？这些学员在延安的生活怎样？他们后来的命运又如何呢？
日本共产党领袖，当了日本工农学校的校长
1937年平型关战役之后，我军战场上俘虏的日军官兵越来越多。冀中军区自1938年起3年中俘获日军60多名；八路军在1940年至1941年的百团大战中，俘获日军281人；八路军一二○师在1942年的田家会战斗中，俘获日军100多人。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和新四军共俘虏日军官兵7118人，其中八路军俘获日军5096人，新四军俘获日军2022人。
1937年10月25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发布了处理俘虏的六条命令：一、不杀敌军俘虏，优待俘虏；二、不取俘虏财物，惟军用品应没收之；三、医治敌军伤兵；四、在可能条件下，将俘虏放回，并给路费；五、愿在我部队服务者，给予适当工作；六、不干涉俘虏的宗教信仰。这六项命令指明了抗日战争时期党的俘虏政策的基本精神。之后，中央军委发出《中央军委关于俘虏敌伪纪律的指示》，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瓦解敌军工作的指示》、八路军总政治部发出《政治部关于对日俘虏工作的指示》，使我党我军的对俘政策不断完善和发展。
在党的俘虏政策的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在前线进行了大量的对敌政治宣传工作，日军俘虏逐渐增多，到1941年5月已达1800多名。这些战俘除一部分释放或转交国民党统战部外，大部分仍留在八路军中。他们虽然来到八路军中，但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长期毒害下，思想仍然十分顽固、反动，仍然继续站在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上，亟待加以教育改造。但因日俘大部分分散在八路军前线各部队中，缺乏一个比较安定的改造环境。八路军敌工干部相对不足，工作比较繁重，力不从心。同时，八路军中还有许多业已改造的日本士兵，他们绝大部分参加了在华日人的反战组织。这些日本士兵，虽然已经得到初步的改造，但从总体上看，他们的政治思想、理论水平都不是很高，不适应反战工作的需要。他们曾多次向八路军方面提出要求，希望有一个重新学习的机会。
就在我军不断俘虏日军官兵的时候，一位名叫野坂参三的日本共产党人来到了延安。野坂参三是日本共产党的创建者和领袖之一，由于在国内领导反战运动，曾多次被捕。出狱后，野坂参三被任命为日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40年3月，野坂参三放弃了在共产国际的优越生活，从莫斯科来到延安。在延安，野坂参三化名为“林哲”，并且将自己的日本名字改为“冈野进”，直到二战结束后，才恢复了真名。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野坂参三作为日共代表应邀出席，并在大会发言。他在题为《建设民主的日本》的演说中，阐明了日共反对军国主义的坚定立场。在大会期间，《解放日报》还刊登了他与***、朱德在一起的木刻像。
野坂参三来到延安后，改名为“冈野进”，与中共中央、总政治部敌工部领导商谈了日军战俘的教育管理问题，并亲自找在延安的日军俘虏中的反战进步分子谈话，了解俘虏的教育情况。他认为：“那些离开日本军队、放下武器、脱掉军装的日本工人和农民，只不过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品，只要唤醒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认识到侵略战争的本质，他们迟早会成为反战的和平战士。”经过半年多的调查研究之后，1940年10月，野坂参三向***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一所专门学校教育改造日军战俘。
这一建议与中共中央的想法完全一致。***对此非常重视，并亲自将这所学校定名为“日本工农学校”。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创办的一所正规的政治学校，具体工作由八路军总政治部负责领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谭政和敌工部长王学文等直接参与领导工作。
学校位于著名的延安宝塔山下，与陕甘宁边区政府、马列学院、民族学院、新华社、解放日报社、抗日军政大学为邻，共有16个窑洞和一栋不大的平房。包括校长和炊事员在内，全体工作人员仅20来人。工农学校校长由野坂参三担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政治部敌工科科长赵安博任副校长，分管行政和教务。1943年4月后，改由总政敌工部副部长李初梨兼任副校长。王学文、何思敬、李初梨、廖体仁、江右书等担任各课教员。在教员中，除野坂参三外，均为曾留学日本的精通日语的中国人。学校从1941年5月15日正式开学到抗战胜利结束共存在5年左右，最初仅有学员11人，到1945年8月学员增至300多人。
通往新生之路
侵华日军是一支极其残暴野蛮的军队，凡是被我军俘虏后释放的日军战俘，回去后大多数都被杀害或被判刑。不仅如此，日军还要对其国内家属进行残酷迫害。有鉴于此，日军战俘普遍顾虑较重，思想上很难转得过弯。他们大多认为，当了八路军的俘虏是自己的耻辱，而且连累了家人也很不光彩。一个叫大谷正的俘虏这样描述他刚做俘虏的心情：“我的人生观变得那么阴暗，我觉得我的一生就此完了，故乡也再不能回去了！家庭万一知道了我的被俘将怎样呢……我完全变了，每天好似彷徨在无边的黑暗里。”一些战俘找机会自杀、逃跑，有的甚至产生了要在八路军指挥部里搞情报、搞暗杀，以另一种形式来效忠于天皇的危险念头。
日军战俘香川孝志后来撰文回忆说，他被俘之后，共产党敌军工作部的一位负责干部对他说：“当了八路军的俘虏，要是被日军知道了会连累你在日本的家属，现在要立即换个名字。”对于这种周到的安排，日军战俘大多心存感激，很快在心理上拉近了与八路军的距离。学校趁热打铁，立即展开了一系列收心稳定工作。首先是召开入学大会，欢迎日军战俘入校学习；接下来就是张榜公布禁止伤害或侮辱战俘，严禁没收或损坏战俘的私人物品，对伤病战俘给予特别照顾和适当医疗等管理规定；最后再通过谈心了解情况，逐个解除他们精神上的紧张不安，消除他们心理上的敌对情绪。香川孝志感慨地说：“当时，促使我们情绪和感情上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是我们接触到了八路军战士的诚实与亲切的态度。如果光靠道理说服，就会引起反感。”香川孝志的这段话也充分反映出了当时日军战俘的普遍心理。八路军指战员以真心诚意的实际行动，逐渐打开了日军战俘的心结。
学校的学员以八路军、新四军从战场上俘获的日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为主，也有受我政治攻势和俘虏政策影响而投诚过来的日军士兵。延安军民对他们来延安很欢迎，都是笑脸相对。八路军将士的言行以及他们和老百姓之间的鱼水情，在被俘日军的心灵深处引起强烈震动。在百团大战中因伤被俘的渡边俊夫住院治疗期间，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让他深为感动。他后来回忆说：“1940年8月，百团大战时，我们中队在晋西北大部分被歼。剩下我们受伤的当了俘虏。我当时认为，当俘虏是日本军人的最大耻辱。我日夜担心，八路军一定会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来处死我们。当时，我精神上极其苦闷。在医院里，和我住在同一个病室里的是一二○师的一位战士。他不管自己的伤痛，周到地照顾我。我得了痢疾，他扶我上厕所，帮我倒便器，把我沾有大便的衣裤拿到河边洗干净……不久，一二○师师部决定送我到延安医院治疗。过去，我应征离家，离别妈妈、哥哥时没有掉泪。可这次我和八路军伤员分别时，却禁不住流下了滚滚热泪。到了延安，我被护送到城东七八公里的柳树店，进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医生、护士、群众从各方面帮助我。在这里，我认识了另一位八路军同志，逐渐地，我成了他病室的常客，在他那里吸烟、谈话。有一天，我得知他要去延安城里，就请他带点黄酱来。他一口答应。后来，我听说他竟是八路军的一位旅长，就惶恐起来，赶去道歉。那位旅长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说：‘没什么，那是我应该做的。八路军和日本军队不一样。’病愈后，我请求到日本工农学校去学习。”
对日军战俘的物质生活，我军也做了特殊优待。1941年9月，总政治部专门发布了《关于日本俘虏优待办法的规定》，规定：日军战俘的伙食费标准比我军官兵的高一倍；年节、纪念日时进行会餐；粮食供应机关，应尽量拨一部分白面、大米；衣、被、鞋、袜应按需优先发给。在当时，延安日本学校的学员津贴每月3元，相当于八路军师级干部的补贴标准。当时，***、朱德的补贴也只有5元，士兵1元。日本工农学校学员生活实行供给制，每人每月大米15斤、面粉15斤、猪肉3斤、蔬菜30斤等。而当时八路军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干部战士主要吃小米、黑豆等杂粮，有时没有粮食只得靠野菜充饥。而对日军战俘尽量供应大米、白面，并想方设法弄些鸡鱼猪肉。在一般情况下，每天两餐有大米、白面，有时还买些水果、白糖供给他们。就餐尽量照顾日本人的习惯，一人一份。
1941年初，因日寇加紧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和国民党反对派的封锁，陕甘宁边区政府面临严重的物资困难。尽管如此，边区政府仍把日本工农学校作为第一类供给单位，尽最大可能提供所需物品。为克服困难，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物资紧缺的情况逐渐好转，学员们的伙食也随之改善，主食由小米改为白面，一天两顿肉菜，每周吃一回大米、喝一次酒。刚从日本军队过来的学员见此情况不禁感叹：“那边的伙食太差了，我们都吃不饱。像这里的伙食，在那边不要说吃，就连看都看不到。”有位叫谷川的学员写了一篇文章《在食堂里》，在校内墙报上张贴：“饭桌上摆满了日本式和中国式的菜。班长一声令下，大家就开始动作起来。我的筷子首先伸到鸡素烧里，我吃了一口，不由得大声说：‘美极了，这是天下最好吃的菜。’别的桌子上，有人说：‘我们真幸福！在日本国内，生活一天比一天差，而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倒一天比一天好。’”
日本战俘，当上了陕甘宁边区的参议员
据1944年5月15日对日本工农学校69名学员的统计，其中农民占15.9％，职员占13.1％，店员占7.2％，商人占5.8％，工人占56.5％，渔夫占1.5％。从文化程度看，中学程度者10人，大专毕业或肄业者3人，初小程度者9人，高小程度者49人。
学校对学员入学，首先进行一个月的严格审查，看其是否愿意入学，并考察是否具备入学资格。审查合格者，即在预科学习两个月，后转入本科学习10个月。从1943年秋季起，根据学员年龄、阅历、文化程度和政治水准的差异，将学员分编为A、B、C三组，因材施教，提高教育质量。
学校开设的课程有日本问题、时事问题、政治常识、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问题、联共（布）党史等。另外，学校为提高部分文化程度较低的学员的日文水平，还设有日语训练班。学制为1年，也有延长到2年的。
学校采取了多类型的教学方式。针对学员们曾长期蒙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实际情况，学校采用不同形式的教育方式，开设的课程有政治常识、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讨论会为“星期一讨论会”、“各组讨论会”及“读书会”三种形式，尤以每星期一次的“星期一讨论会”规模最大，讨论的问题也较为广泛，涉及“日本军队的内幕”、“八路军和日本军队的比较”、“日本法西斯给人民带来些什么”、日本军部和财阀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以及这场战争对谁有利等，还举办“二万五千里长征”报告会，日本“米骚动”廿五周年纪念会和“五·一”劳动节纪念会等活动。学校的日本同志成立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参加了“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华北日人反战团体大会”，举行“日军暴行座谈会”，把亲眼所见的日本军队野兽般的行为揭露出来。
学校还注意教学服务于日本革命的长远需要。在教学实践中，学校从战后日本革命及建设民主的新日本的长远目标出发，在教授《日本问题》和《时事政治》等课程中，结合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特别是苏联、中国、日本等国革命运动的历史意义及其经验教训等，鼓励他们将来不仅要做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