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延安哪里好玩，“大年”一家人的春节记忆 我记忆中的春节、一座城市的记忆、记忆神探第一季、80后的一段记忆。
上世纪50年代春节，一个孩子试穿新衣
198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核心提示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佳节。
微信红包、旅行过年……传统的年味似乎离我们远去。北京市民“大年”一家人给我们讲述了有关春节的故事，时间跨度60多年。
从单一走向多元，从追求物质需求到追求精神富足，对传统节日的感情从深厚到疏离……春节文化的变化折射的是时代的变迁。
近日，携程旅行网发布了《2015中国人春节出游意愿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千余名受访者中，近八成人希望用旅游来度过2015年春节，更有超过一半受访者计划出境旅游。
今年63岁的北京市民鲍大年也是受访者之一。他的女儿给他预定了羊年春节欧洲多国游作为新春礼物，同时也是生日礼物——63年前的大年夜，他正是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呱呱坠地，因而得名“大年”。
人生中第一次，鲍大年拿到了护照，他开始像年轻人一样，忙着在网上搜索“攻略”。
“现在出国旅游成了过年的时髦。不同的年代，过年的时髦都不一样……”鲍大年说。
几十年来，有关过年的记忆，成为“大年”脑海里最浓墨重彩的篇章之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过年看戏最时髦，油水最重要
上世纪50年代，儿时的鲍大年住在北京东单全国妇联的平房宿舍里。他记得，一到过年，妈妈在全国妇联的同事、那些年轻漂亮的阿姨们，就会在大棉袄外面套上花布罩衣，光鲜亮丽地参加单位的团拜会。“‘文革’前，整个社会氛围对穿衣打扮的约束还很宽松，一到过年，大家都会把自认为最好看的衣服穿出来。”鲍大年说。
上海是当时的时髦之都，在鲍大年的印象里，谁家如果有个上海亲戚，是件很得意的事，因为“能从上海买到别处没有的东西”。鲍大年的外婆就生活在上海。每到过年前，外婆都会给他寄来各式精美的糖果、点心，有时还有款式时髦的衣服，作为新春礼物和生日礼物。
没有上海亲戚的人们，往往会央求有机会去上海出差的同事“帮忙带东西回来”，以期在过年时更光鲜。于是，鲍大年的妈妈就有些头疼，因为“有太多人托她带东西”。
春节是最重视“面子”之时。有句童谣让鲍大年记忆犹新：“小分头，二两油，娶个媳妇不发愁！”说的是上世纪50年代的男青年出门都要“抹头油”的情形。“现在好多年轻人以头发凌乱为美，但是上世纪50年代的小伙儿却以头发油光发亮、纹丝不乱为美。”临近春节，姑娘小伙对发型普遍更加重视，“条件好的，会去四联理发馆理个发”。鲍大年回忆说。
鲍大年也见过一些贫寒的男青年，平时舍不得买几角钱一盒的头油，眼看过年总得“捯饬捯饬”，就只好把老榆木刨花泡在水里，“一直泡到树胶渗出，水变黏糊，就把这水抹在头发上，也有定型效果”。
当时在北京，看戏是年轻人的时尚之选，用鲍大年的话说，“就像今天的年轻人爱看演唱会一样”。“一到过年，梅兰芳、马连良等名角你方唱罢我登场，长安大戏院、吉祥剧院都一票难求。能带着恋人去看戏，小伙子会觉得特别有面子。”鲍大年的父亲就曾带着全家去看过一次戏，既是庆祝新春，也是庆祝儿子的生日。
到了上世纪60年代，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中国陷入“困难时期”。当时经济全面紧张，为保障供应、控制消费，国家对主要商品全面实行按计划凭票供应制度，而且定量标准较低。老人、小孩都吃不饱，更别提青壮年了。“印象里，60年代初的娱乐活动少了很多，现在想来，估计是饿的。”鲍大年说。
对累月见不到多少油水的年轻人来说，过年过节的所有盼头都瞄准了“吃”。
鲍大年的姐姐鲍勤是家中长女，跟着父母买年货，往往是老大的任务。1963年春节前，还是中学生的她天不亮就推着自行车去供应站，却发现门口早已排起了“长龙”，好多人甚至通宵没睡，手里攥着面票、油票、肉票，在寒风中翘首等待。
“一年到头，就指着春节解馋了。”鲍勤回忆，过年时城镇居民每人能多买半斤油、半斤肉，每户的购货本上还能多两斤富强粉、一斤黄豆、两斤绿豆、五斤鱼……“算是改善生活”。
那时候的年夜饭，就显得无比诱人。而鲍大年由于生日与过年重叠，总能获得额外的待遇——在全家人的注目礼下，细嚼慢咽地独享一个煮鸡蛋。
鲍大年当时在北京红庙小学读书，他记得，年轻的语文老师下课后经常趴在桌上，一动不动，节省气力。“她都浮肿了，胳膊上能摁出小坑”。但是过年后一开学，语文老师穿着新罩衣，又精神抖擞地站上了讲台，课间还陪孩子们做游戏。鲍大年心想，老师过年攒油水啦！
虽然食物不够，但人们对过年的礼节仍十分看重，走亲访友断然不能空着手。这种窘迫的局面，也催生出了在今人看来十分荒诞、匪夷所思的礼物。鲍勤有次去同学家里玩，发现屋里放着一捆红纸包着的“挂面”——走近细看，“面条”却是由极细的竹篾做的。节日期间，这种“竹挂面”会几易其手被不断转送。送礼者和收礼者都心照不宣，维持着“礼节上的体面”。
为了吃，年轻人的创造力是无穷的。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还未禁枪，过年前往往是打猎的高峰。鲍大年的父亲曾是红军战士，枪法不错，有时会被几个小伙子撺掇着，扛上一把小口径步枪去八宝山打野兔吃。“那时候，八宝山还的确是座山。”鲍大年笑着说，“打来的兔子回家剥皮红烧，那个香啊，能飘出去好远……”
“那会儿除了春节，还有一个传统节日令人向往，就是中秋节，因为有月饼吃！”鲍勤回忆。和今天年轻人要求“五仁月饼滚出月饼界”不同，上世纪60年代的年轻人能吃上一块五仁月饼，就是天大的满足了。眼下，各式新奇的月饼层出不穷，可让鲍勤念念不忘的，永远是五仁月饼。
吃不饱饭的年月，人们对外表的重视自然下降；另一方面，舆论风气也以破旧为美、以补丁为荣。一年春节，母亲给鲍大年做了条新裤子，思忖良久，又在裤子上缝了几块补丁。
“文革”青年：过“革命化”的春节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上山下乡”成为在饥饿中成长的一代青年共同的轨迹。青年与春节之间的故事，也开始发生变化。
1967年的《人民日报》，曾刊登过一封“春节不休假”的倡议书，里面如此写道：“‘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我们要大破大立。围绕春节，大造几千年来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旧风俗、旧习惯的反。大立无产阶级的新风俗、新习惯，大立***思想。什么敬神、拜年、请客、送礼、吃喝玩乐，都统统见鬼去吧……”很快，国务院也发布了春节不放假的通知，提出：“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放假；职工探亲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执行，以后再补。”
不放假的春节怎么过？1969年1月9日，春节前夕，鲍勤响应“上山下乡”号召，到陕西省延安县甘谷驿镇插队。不过，她选择去延安当知青，还有一个特别的情结：她的父母就是在延安相识相爱的。
尽管在上世纪60年代末，鲍勤的父亲已经被定为“牛鬼蛇神”，住在单位的“牛棚”里；母亲则被剃了“阴阳头”，下放至河北衡水干校。但她忘不了父母无数次描述过的延安春节——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起拉歌、跳舞、扭秧歌，和老乡打成一片……“特别革命浪漫主义！”
但是真的来到延安，鲍勤和知青小伙伴们却想家了。虽然家家户户都贴着春联，窑洞上挂着五颜六色的标语，老乡们扭起了秧歌、送来了玉米饼，生产队的集体食堂准备了有荤腥的晚餐……可她的胃，却不由得怀念起老爸的红烧野兔。
在延安的第一个除夕，鲍勤和许多女知青都坐在炕上掉了眼泪。鲍勤还记得一位老乡同情地说：“女子们惜惶（陕北话‘可怜’的意思）的！”
千里之外的鲍大年并不知道姐姐的眼泪。那个春节，他在父亲、弟弟的陪伴下，度过了15岁生日，并暗自下了一个决心。大半年之后的1969年10月22日，他坐了三天三夜硬座火车到昆明，又在大卡车上颠簸了4天，终于来到了比延安条件更艰苦的地方——遥远的西双版纳，并在那里一待就是10年。
“战天斗地，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这是“文革”期间的青年耳熟能详的一句话。
刚到云南，鲍大年等同批知青发现自己只能暂借茅屋栖身，兵团要求他们：斗志昂扬，动手建房！直到迎来了在西双版纳的第一个春节，大家仍一天没歇，每天上山砍木头，再从几十里外的山上扛着木头走回来盖房子。鲍大年说：“扛木头的肩膀被磨得血肉模糊，只能咬牙忍着。”在高强度的劳动中，鲍大年度过了没有庆祝的生日和春节。大年初一的早上，知青们早早起床，站在毛主席像前，共同高唱《东方红》。
彼时，全中国年轻人的春节几乎都是在“革命”状态中度过的，贴的春联都是“三十不停战，初一坚持干”。资料记载，在广大农村，“农业学大寨”、移山填海、开沟挖渠、大兴水利、大造梯田是春节的一景。
不过，在边疆少数民族青年中间，许多过年的传统习俗仍得以保留。一次迎新春之际，在西双版纳山上的爱伲人寨子里，鲍大年目睹了年轻的猎手们围猎野猪，整个寨子集体平均分肉的情景。“在年轻的爱伲人看来，节日就是节日，怎么能不喝酒吃肉？怎么能不唱歌跳舞？”热情的老乡邀请鲍大年一起猪肉，还奉上了自己酿的甘蔗渣酒。
即便在“节日革命化”的大风气下，也仍有一项“节日娱乐活动”深受从城市到边疆所有青年的喜爱，那就是“露天电影”。
鲍大年有个小他好几岁的弟弟，叫鲍大成。大年奔赴云南的时候，大成还是一名红卫兵。大成给哥哥写信，聊的最多的除了“革命形势”，就是电影了。每逢节日，在北京的工厂、学校、机关部队里，露天电影的放映都是“保留节目”。姑娘小伙，男女老少，早早就拎着小板凳在放映场占位等候。
“看的是什么，现在都记不清了，大家就是喜欢那种热闹劲儿。”鲍大成说。他用一段顺口溜概括当时的电影：“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又哭又笑，中国电影新闻简报，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
在遥远的西双版纳，鲍大年看的电影与弟弟并无差别。“电影翻来覆去就是那几部，但是一到过节就会放，而且年轻人赶几十里路都要来看。”鲍大年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娱乐少”，更重要的原因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露天电影场相聚，往往成了姑娘小伙眉目传情的好机会。
转折年代的春节：追求开放渴望美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让这一年成为中国的转折之年。对美和快乐的追求，也在节日的故事里留下了印记。就在这年，鲍大年、鲍大成兄弟，都考上了大学。
大学校园里的节日氛围，让鲍大年如沐春风。那正是“文学热、美学潮”兴盛的年代，端午有诗会，中秋有舞会，迎新春有文艺晚会，甚至还有内部电影。大家不仅可以看到一度被禁的《阿诗玛》《桃花扇》《李双双》等国产电影，还可以看到来自国外和香港的故事片。
曾经的“靡靡之音”也成了节日的伴奏。
初入象牙塔的鲍大成发现，不论院系、专业如何，同学间的新年问候也常与流行音乐有关。“买没买邓丽君新出的带子？”“刘文正的新歌你听了没？”“过年都去我家玩儿吧，我刚置了一个架子鼓。”
鲍大成回忆，年后过完寒假回校，校园里很多同学手上多了一个大砖头般的盒式录音机，一边放着邓丽君的歌，一边昂首挺胸走在校园里，“自我感觉极为良好”。
不过社会风气的开化，却是循序渐进的。
没考上大学的鲍勤，进入北京一家无线电器材厂当工人。鲍勤回忆，春节期间，去什刹海滑冰是许多年轻人最喜欢的娱乐活动。1979年春节，鲍勤和女伴一起滑冰时，一对外国人夫妇和她们搭话。女伴略懂英语，连蒙带猜地明白了老外的意思，原来是夸她们滑得好。老外走后，几个社区大妈却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警惕而义正辞严地质问鲍勤和女伴：“你们和外国人说了什么？！”
回想起这桩往事，鲍勤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