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何穆和陈学昭夫妇来到延安。何穆是著名的肺结核病专家，分配到边区医院任肺科主任；陈学昭留学法国并获文学博士学位，是著名作家，她被安排到边区文艺界抗敌后援会。两个人到延安后，工作积极性很高，竭力把自己的一技之长贡献给革命事业。可是日子一长，矛盾出现了。何穆是科班出身，工作认真，认为延安医疗界一些人有游击习气，他提出的正规化医院建设的建议，因为战争环境、敌人封锁而没有被采纳，他一时觉得工作被掣肘，不能发挥个人的作用，萌生了重回国统区的念头；陈学昭也因为生活上的不适，愿意跟丈夫一起离开延安。离开延安前，李富春代表中央为何穆夫妇送行，他叮嘱何穆，回到重庆后，有困难就与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联系，并郑重表示，若愿意回来，一如既往地热烈欢迎。何穆夫妇于1939年1月离开了延安，回到重庆开了一家私人诊所，面对昂贵的物价、特务的盯梢、黑社会的勒索，日子过得艰难，以致他们的男孩患病后因经济拮据不能及时治疗而夭折。他们想：连一个医生的孩子都因为无钱医治而死，这样的社会有什么可取之处？经过重庆与延安的反复对比，何穆夫妇于1940年12月重返延安，两个人都在1945年入党。
1938年3月，萧军到达延安。***想见见这位闻名遐迩的鲁迅弟子，派秘书和培元前去问候，和培元热情地为萧军安排时间与***见面。萧军一点不领情：“我打算去五台山打游击，到延安路过，住不了几天，毛主席公务很忙，我就不去打扰了！”***毫不见怪，亲自上门拜访。萧军1940年第二次到延安后，是***的座上宾。萧军在工作中与一些作家产生矛盾，对延安的一些现象也看不惯，他性格炽烈，一次与人吵架时竟然拿出了刀子，还几次提出离开延安。***多次与萧军谈心，还写信直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萧军在延安感受到共产党人对党外文化人的真诚与包容，不再嚷嚷着离开延安。
青年知识分子来到陕甘宁边区，毕竟是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这里有着与国统区截然不同的世界观。许多刚到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不适应、与军民融合不到一起的问题。同时，中共党内军内的一些同志还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的瞧不起知识分子，有的不信任知识分子，有的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
***在《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批评一些同志轻视知识分子的思想，对如何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提出明确要求：“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切实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使工农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这些要求，体现了把知识分子纳入党的体制、改善党的结构的战略思考。
“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发动的延安整风以及下功夫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工农的知识分子化”“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以及打造一支“有文化的军队”的重大举措。
中央出版局翻译和出版了大批马列著作，中宣部编印的《整风文献》规定了22个必读文件，引导青年知识分子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在鲁艺教书的诗人卞之琳说：“跑来延安的四方青年，对于新知识也如饥似渴，不限于在抗大、陕公等院校学习的，大家都经常人手一册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我自己当时未及而立之年，在这种读书浪潮里泡了一阵，也初窥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门径，使我日后在自我检验所作所为和明辨周围事态是非真伪当中，基本上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一生受用不尽。”
唯物辩证法、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统一战线、独立自主、理论联系实际、工农兵等词汇携带着崭新的世界观方法论进入知识青年的头脑。
鲁艺实验剧团演员孙铮是“宰相府走出的大小姐”，1943年7月辗转来到延安。在学习讨论会上，孙铮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叫“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事情：事情做得不好，后来认识到了，可以作自我批评；看到别人的缺点，可以提出批评，帮助别人进步。这使她感到十分新奇。孙铮的父亲孙泽余科举及第，官至汉中道尹，正四品；叔父孙泽公出任冯国璋政府教育次长，陆军中将；姐夫张先举是雍正王朝军机大臣张廷玉之后。在孙铮的记忆中，孙氏大家族的人从来都是背后讲别人的坏话，从来不曾有过自己反省的时候。面对批评和自我批评，她感受到一股荡涤灵魂的清风。她毅然拒绝了家庭提供资金让她出国留学的机会。她说：“大家庭有什么留恋的，连批评自我批评都没有！我不能要这些金银财宝，我要坚决走抗日的路！”词语就这样携带着方法论进入一个人的头脑，掀起头脑风暴，改变了一个人的世界观。
一面整风学习，一面生产劳动，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改变了一些知识分子“多空文而少实用”的空谈习气，他们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感情也加深了。画家张汀说：“整风以后，都觉悟到在窑洞里表现工农是不行了……现在需要真正面向工农兵了，和实际生活结合——下乡去。”作家吴伯箫离开延安时说：“从延安出来，人们第一个记得‘为人民服务’。”
同时，工农兵从知识分子身上学到了文化知识与科学精神。在延安，知识分子上衣口袋里插支钢笔的习惯在机关和部队逐渐流行开来。延安不生产笔，所有的笔都是带进来的。海伦·斯诺在《延安采访录》中说：“人们把老掉牙的钢笔插在衣袋里，只要能弄到手，即使他们不会写字，也要把钢笔插起来，这是他们视为现代文明的标志。”上衣口袋里插支钢笔的样子，从延安知识分子那里时兴，后来流行到工农兵当中，流行全国。
陕北的“土包子”与外来的“洋包子”结合起来的生动画面，令***格外高兴，他在党的七大的报告中说：“从前躲飞机也不走一条路，现在在一起扭秧歌了。”
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
——反帝反封建队伍中有知识青年组成的一支军队
1939年12月，***参加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他环顾会场，脱口而出：“满堂青年，朝气蓬勃。”“朝气蓬勃”这个词由此诞生。
青年是朝气蓬勃的，延安是朝气蓬勃的，所有革命者都是朝气蓬勃的。
***说：“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政府中，党部中，民众运动中，也要吸收革命知识分子。”朝气蓬勃的延安成为知识青年干事业的广阔舞台。
***带着年轻的胡乔木编写了“党书”——《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和《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胡乔木1937年到延安，1941年任***秘书；博古等一群知识青年把《解放日报》办成了具有“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的党报；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师从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王学文1937年到延安，翻译了《政治经济学论丛》《政治经济学大纲（初稿）》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还参与了解放区财政经济政策的制定工作。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工程师华寿俊造出马兰纸，基本满足了边区出版、办公、学习和生活用纸需求……
冼星海说：“为学习浪潮所推动，我也学习理论，最初只限于与音乐有关的东西，后来知道还不行，我就也来一个学习社会科学的计划。我看了一些入门书之后，觉得不至于落在人后了。但慢慢发生了兴趣，我竟发现了音乐上许多的问题过去不能解决的，在社会科学的理论上竟得到解答。”“生活即安定，也无干涉和拘束，我就开始写大的东西。”经过马列主义的洗礼，冼星海创作了《军民进行曲》《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等他一生最重要的作品。特别是《黄河大合唱》，包含天地元气，表现了中华民族顽强奋斗的精神，有一种不可阻挡的打天下坐天下的力量及信念。这样的作品，国民党内的知识分子写不出来。
1940年初春，范文澜教授历经险阻抵达延安，被任命为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交给范文澜一件任务：编出一本中国通史。范文澜从1940年8月开始写作，到1941年5月撰写出《中国通史简编》上册（上古至五代十国部分），25万字。如此速度，除了范文澜娴熟于传统经史以外，还得力于他熟练地运用崭新的科学历史观分析问题，以及来到延安后受到的教育和鼓舞。1941年9月，《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出版。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编写出的第一部中国通史。***感慨地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
“我把自己/投进你的光圈里/我看见每个人头上/都照着同样的光圈。”词作家公木说：“我居然同小我八岁的郑律成同志动手写起《八路军军歌》来，写了就唱起来，既无人授命，也不曾送审，这是多么充分的创作自由心态的表现啊！”他和郑律成合作的《八路军进行曲》后来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成为人民军队的军歌。
民歌、秧歌、剪纸等向来都是自生自灭，这些从前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在延安被升华到文化艺术的高度。《兄妹开荒》《拥军花鼓》……历史上许多不入诗入歌入画、不能上舞台的人和事被文艺家写进了作品。前人装不进去的东西，被新的时代装进去了。
一部《黄河大合唱》，唱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一部《白毛女》，彰显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事实。孙犁的《荷花淀》、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闹革命求解放的历史画卷，预示着一个人民当家作主人的新社会即将诞生。
见证延安文艺革命的萧军说：“子孙们向我们发问，日本鬼子是怎样被打败的？中华民族怎么艰难地从屈辱中跋涉过来？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告诉他们：请读一读延安文艺！”
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实践在青年知识分子面前打开一个崭新的空间。融入延安的知识青年深度参与了20世纪中国革命史和社会发展史。
“从军杀敌，以笔当枪，正义宣传参与政治仗；为国牺牲，血花齐洒，英勇楷模是为艺术光。”这是朱德总司令为鲁艺“抗战五年来殉难校友追悼大会”书写的挽联，更是对所有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的高度颂扬。
知识青年在延安，参加党，参加军队，参加政府，改变了革命队伍的面貌，为新中国的诞生，为中国共产党文化的建构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所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胡松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