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间为：2017-11-17
“余久执刑名法术之业，默念新旧社会之不同，执刑宗旨也当有异其趣处。旧社会法意，概言之为报复主义，犯罪者反坐，加之于人者，也必施之于己。新民主主义社会之法意，对一般犯罪以教育为主，盖顾及社会、经济、教育诸因素不完善原因。余有论刑篇一作以明其意：
论治溯法史，钩稽申韩书。峻法为统治，使民慑以嚅。政权防反动，镇压势所需。其它诸犯行，非与生性俱。半为生计迫，半为教育无。环境复多诱，社会责难捕。醉梦罹法网，千载一唏吁。无刑固难致，徙戮亦非图。首宜谋教养，去贫与云愚，化邪为良善，四野臻坦途。勿囿旧观念，新知应普濡。”
这首名为《论刑篇》的小诗，收录于《窑台诗话》一书。作者正是曾主持延安怀安诗社，并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检察处检察长、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的李木庵。
（一）
在陕甘宁边区司法工作领导人中，系统接受过现代法学教育和训练的人不多，而李木庵恰恰就是其中之一。纵观李木庵的一生，其司法工作经历可谓相当丰富。他15岁考中秀才，后入京师政法学堂研习中西法治，成为我国最早一批接受过现代法学教育的专业人才。毕业后，李木庵留校担任讲席，从事法学教育工作。辛亥革命后，抱着以己所长服务国家和社会的愿望，李木庵转行从事起了法律实务，先后出任广州地方检察厅检察长、闽侯地方检察厅检察长，并在北京、天津担任律师，筹建两地律师工会，培养储备司法人才。
1940年11月，李木庵辗转来到了延安，资格老、名气大的他不久即担任边区高等法院检察处检察长，后代理高等法院院长一职，开始执掌革命首府最高司法机关。在此期间，李木庵除大刀阔斧地对边区司法制度进行改革的同时，还主持、参与了《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刑法总、分则草案》《陕甘宁边区刑事诉讼条例》《陕甘宁边区民刑事件调解条例》等一系列重要政策、法律、条例的起草和制定工作，为健全边区法制体系、推动边区司法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建国后，李木庵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刑事法规委员会主任委员，司法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顾问和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其间又参与起草或审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婚姻法以及《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法律法规。1959年李木庵逝世后，最高人民法院挽联上书“法律家，文学家，群推长者；为革命，为人民，功在国家。”
（二）
李木庵不仅熟谙中国传统文化，还系统接受过现代法学教育，又有多年从事检察官、律师的司法实务工作经历。所以，在辗转来到延安后不久，面对陕甘宁边区法制初创、制定法严重缺失等现状，李木庵即开始思考“如何建立适合的边区司法制度”问题。而创建既服务抗战特殊需要、又契合边区实际的刑事司法制度，则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正如李木庵在前文《论刑篇》中所言，旧社会的刑罚在于承办罪犯、在于同态复仇，但犯罪的产生往往又与经济、社会、教育的不完善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为此，他认为最佳的治理方案就是：“首宜谋教养，去贫与云愚，化邪为良善。”李木庵注重教育感化和修复破裂社会关系的刑事司法思想，同时也体现在其所参与起草的《陕甘宁边区刑法总、分则草案》中。该刑法草案开宗明义指出刑法的目的：教育罪犯转变恶习，不致再犯罪，训化为社会共同生活关系的善良分子；教育大众，使社会上意识薄弱之人，有所感观与警觉，从而减少社会上犯罪事件。在推行策略上，李木庵首先将“敌我矛盾”的政治案件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普通刑事案件进行区分，在罪种划分上采取了“公益”与“私益”两元结构，进而提出了刑事司法“半干涉主义”。对普通的刑事案件，允许当事人进行和解，并通过赔偿经济损失、赔礼道歉等非刑罚的方式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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