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周恩来、朱德等与国民参议会参议员在延安（右起：***、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御秋、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来、王若飞）。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慰问抗战军民。图为1940年5月31日，陈嘉庚抵达延安。
都斌
1940年的一天，延安马列学院专门派四个人到杨家岭去接***来作《论持久战》的报告。当他们走到延水河桥头时，没想到竟碰到了迎面走来的***。***严肃地说：“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才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算不了什么，不要接接送送。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作风——延安作风。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埃德加·斯诺——最早来到延安采访中共领导人的西方记者，陈嘉庚——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黄炎培——著名的民主人士，他们先后走进延安，亲身感受了这个神秘的红色之都。从延安归来，他们无不被延安的朝气蓬勃、自由民主的气氛以及求真务实的作风所打动，从而得出了共同的结论：“国民党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埃德加·斯诺：
“谁真的害怕人民，
谁信任人民”一眼便知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从延安归来所著《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写道：中共的首领可以在住满士兵、农民的街道上或城郊随意散步，无须警卫人员；人们食宿相同，住窑洞，穿布衣，吃小米、面食，即使***夫妇也只有两间破窑洞，唯一的奢侈品就是一顶蚊帐。朱德非常节俭，身上穿的衣服、袜子总是补了又补，为了生产运输把自己的马都让出来参加劳动。
给另一位观察者陈嘉庚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杨家岭的窑洞住所：“屋内十余只木椅，大小高下不一，写字木桌比学生桌稍大，系旧式乡村民用家私，盖甚简单也。”陈嘉庚回想三个月前刚到重庆受到蒋介石接见时的情景：蒋的座车驶到，传令兵高喊：“蒋委员长到……”在场的所有人“立刻肃立，大气也不敢喘”。蒋介石和宋美龄姗姗而入，挥手示意大家就座，众员方敢徐徐坐下，“蒋像个皇帝”。
对于蒋介石的“威风”，埃德加·斯诺在离开陕北的路上也领教了一番：“因为蒋介石总司令突然光临西安府”有碍观瞻，“农民被赶出了家”，“不雅观的破屋”被强行拆除。这与***等中共领导人在人民群众中的“随意散步”相比，“谁真的害怕人民，谁信任人民”一眼便知。
陈嘉庚：
重庆“虚浮乏实，
绝无一项稍感满意”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中共中央提出要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模范的抗日根据地。从1937年开始，边区政府大力整治民间陋习、破除迷信，社会风气和环境得到了极大改观。
陈嘉庚曾是坚决的“拥蒋派”，在重庆生活一个月后，陈嘉庚的思想发生了巨变：在国民党政府治下的重庆街头“男长衣马褂，清朝制服仍存，女则唇红口丹，旗袍高跟染红指甲”，“虚浮乏实，绝无一项稍感满意”，与当前艰难的抗战局势“不甚适合耳”。陈嘉庚还发现，重庆许多身居要职的国民党官员“假公行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
***曾这样自豪地概括了延安的新气象，他说：“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黄炎培：
延安的生活“如坐春风”
1943年4月和5月，边区政府分别制定和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腐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人员公约》，规定“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
抗战时期，共产党在各根据地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三制”民主政权形式，领导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政权体制，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先河。
1945年7月，当黄炎培信步延安街头，亲身感受到了共产党治下民主、文明、自由的风气，他不由赞叹道：“没有看到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没有一个面带烟容而颓唐的人”，“个个人都得投书街头的意见箱，也个个人得上书建议于主席***。中共政治作风变向平凡。”在延安街道上的闲逛，“警察是没有见过，游民他们叫作‘二流子’也是绝对没有的。”延安城内街道整洁，一切用品、公共设施、规章制度，“都切乎一般合理的要求”，“不唱高调、求理论上好听好看”。
返渝后黄炎培一连几天伏案疾书，写成了《延安归来》一书。在书中，黄炎培从延安观感、延安人物印象、延安政治作风、延安会谈情形等多个层面对中共大为颂扬，认为延安的生活“如坐春风”！
《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反腐倡廉至今教化后人》相关参考资料:
延安时期反腐倡廉、延安 打砸抢、延安 鬼城、延安 爆炸、延安 资源诅咒、延安 用工荒、延安 地震、延安 债务危机、延安 诉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