蔬菜、鸡蛋、黄酒、油馍……延安时期，军民之间的新春礼物，往往就是小杂粮和农家土特产。1943年春节，“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双拥运动”在延安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正月里来是新春，赶上了猪羊出呀了门。猪啊，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咱英勇的八路军。”首演于当年的《拥军秧歌》，以质朴热烈的唱词，勾勒出军民鱼水情深的热闹年味。
“新年前后，子长募集慰劳品大肉万斤、豆子70石、鞋5000余双。吴起赠每户抗战家属大肉2斤。”这是1944年新春佳节，陕甘宁边区涌现的拥军热潮之一。
1946年春节，当时的劳动英雄杨步浩带着老乡，一路敲着锣鼓、扭着秧歌到王家坪拜年，给中央领导送来书有“人民救星”的大匾额。
延安时期，军民之间的春节大拜年可谓是双向奔赴。1943年春节，***得知枣园村有24位60岁以上的老人，其中两位老人正月十五过生日，便在元宵节当天宴请24位老人，饭后给每人发了一块香皂、一条毛巾，还请大家看了场电影。
“有一年，秧歌队来杨家岭拜年，有户人家住在后沟里，因为要保障春节供应，忙着磨豆腐，顾不上看秧歌。”王延雄说，“毛主席请秧歌队专门绕到豆腐坊，给那户人家扭了场秧歌。”
用艺术礼赞生活
“联欢要提倡节俭”“秧歌不宜太多”“要关心群众疾苦”……延安时期春节前后的报刊上，常常刊登着暖心的过节提醒。“比如1946年陕北部分地区遭遇灾荒，春节来临前，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解放日报》发出指示，要求各地组织秧歌队时要遵循自愿原则，不宜铺张浪费，时间不能太晚，以免耽误群众生产。”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胡建满说。
“人民这么拥护共产党，根本原因是共产党让劳苦大众找到了做人的尊严。”陕西延安干部学院副院长杨晓红说。正如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的所见所闻：少先队员喜欢红军，因为“他们生平第一次受到人的待遇，吃住都像人”；穷人分到了田地，娃娃能上学；很多工人过的“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有运动、新鲜的山间空气、自由、尊严、希望”。
“红军未到的时候，这是一个荒凉的穷苦的城，然而人民的背上压着繁重的捐税。”诗人何其芳在《我歌唱延安》中如此写道，红军到陕北后，“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这个活着的城像一个活着的人，不断地生长。”他开始在自由、宽大、快活的空气中“为少男少女们歌唱”，感叹“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又是多么芬芳。”
“共产党领导下生活的巨变，是延安时期火红年味的现实土壤。”杨晓红说，“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佳节，劳动人民就是要在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里，用拜年、秧歌、社火等最朴实也最隆重的方式，表达翻身做主人的喜悦，表达最真实的欢畅。而艺术家们通过深入群众，创作大量接地气的年画、秧歌剧等文艺作品，为群众代言，用艺术礼赞这种全新的生活，全新的时代。”
当春节的脚步临近，今天的革命圣地，火红年味历久弥新：悠扬的民歌唱起来了，欢腾的腰鼓打起来了，热情的秧歌又扭起来了……
这“龙腾虎跃盛世春，五谷丰登又一年”的神州美景，恰如“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于1938年写给妻子钱韵玲的信中所愿：“我们到陕北去吧，那里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勇气，那里使我们更了解真正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