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峥:光美同志,听说您是和宋平同志同一架飞机从北平去延安的。宋平同志当时并不在北平军调部工作。那是怎么回事呢?
王光美:1946年6月,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内战。8月,宣布“调处”失败。在这过程中,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一步步降格,人员逐渐撤离,准备解散。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开始是叶剑英同志,逐渐改为罗瑞卿同志,再到李克农同志,最后雷英夫还负责过一段。翻译任务越来越少。我也慢慢地不做翻译了,到交通处帮忙。当时交通处是荣高棠同志负责。他让我协助安排交通工具。我们就充分利用美国飞机转运干部。当时我们党的许多领导干部,乘坐美国飞机从这里调到那里,都是用军调部名义安排的飞机。后来这件事还受到了少奇同志的表扬。
我到军调部后,组织上有一个规定,就是从此不能再和北平地下党联系。因为军调部是公开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要绝对分开。有一次我骑车在长安街碰到崔月犁同志,简单说了几句话就赶紧走开了。
军调部工作结束以后,在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工作的同志,一般是哪里来的回哪里去。有的回晋冀鲁豫解放区,有的回解放区,有的要求去东北新区,也有的要求回家。我是北平地下党推荐来的,家也在北平,但我到军调部工作后,政治身份已经暴露,再留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已经不行了。组织上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想去延安。领导答复同意我去延安,要我等待交通工具。
10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得到消息,有一架从南京过来的美国飞机,要经过北平飞往延安。领导安排我搭乘这架飞机。那天,军调部用车把我送到西郊机场,只见有一架小型的军用飞机停在那里。我登上飞机,见到机舱里已经坐着两个人,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外国人,都不认识。那天天气很好,天空蓝蓝的,还飘着一朵朵白云。我第一次坐飞机,又是去延安,很新鲜也很兴奋,起飞后老站起来往窗外看。平时在城里不觉得,一出城往下一看全是山。那个外国人这时开口说话了,要我坐下来,说你这样不安全。这架小飞机就载着我们三个人,从北平飞到了延安。由于互相之间不熟识,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后来我才知道,那位中国人就是宋平同志,当时在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南京中共谈判代表团,途经北平回延安汇报工作。那个外国人,就是美国军队驻延安的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他们都是临时搭乘这架飞机的。
那天是几月几号?由于当时没怎么在意,时间一长,也就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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