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市委书记，【长征地标】抵达延安：一场“长征”的结束，另一场“长征”的开始 采访是一场抵达、长征从什么时候开始、红军什么时候开始长征、长征一号。
（南方周末资料图）
朱建国在延安开了八年旅游车。每年3月到11月，全国各地大量游客来延安参访，今年更是频繁，他几乎每天都要出车。
延安革命纪念馆、枣园革命旧址、杨家岭周恩来旧居、凤凰山革命旧址……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延安市共有革命旧址445处。朱师傅每天载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穿梭在这些红色景区，也不厌其烦地回答着游客们问他关于延安和红军长征的故事。他说，延安人没有谁祖辈上跟长征红军没有关系。
“快把咱亲人请进门”“当地老百姓为抵达的红军做衣服、军鞋，提供粮食，可以说，老百姓为红军驻扎延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据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工作了近十年的馆长张建儒介绍，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进入陕北苏区的吴起镇。此时，遭遇国民党的穷追不舍，直到在延河对面的红军赶来，和国民党军队展开一场激战，才割掉了这个“尾巴”。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刘煜接受媒体采访时曾介绍，红军抵达延安市吴起镇（现更名为“吴起县”）时，“还有些失望”。部队进入时，只看到当地十几户人家的窑洞，路上几乎碰不到老百姓。他们发现，在一孔窑洞门口挂着“赤安县六区苏维埃政府”的牌子，许多人才兴奋地欢呼“到家了！”
当年初冬，微寒料峭。事实上，红军进入陕甘根据地那天，并没有出现后来在舞台上、电影上看到的场景──群众举着红旗，敲着锣、打着鼓、扭着秧歌来欢迎红军的场面。相反，这个村子的老百姓看到的是一支衣衫褴褛、面容疲惫、抬着许多担架的军队，误把“红”字听成了“奉”，以为是正在围剿红军的东北军，他们过去的名称是“奉军”。奉军一向以军纪败坏而著称，老百姓听到后大都跑到附近的山上躲藏起来，只留下老弱病残，在窑洞里观察这支新来的队伍。
他们发现，这支军队不进民房，在场院里埋锅造饭，挑水扫院子。老百姓终于知道，这是从南方来的红军，“和刘志丹的队伍一样。”张建儒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群众开始从附近的山里回到家，让“南方红军”住进了简陋却温暖的窑洞。“虽然当时老百姓的生活条件也很差，但是面对此刻来自南方的红军，老百姓纷纷把自家的粮食拿出来，帮助他们解决生存问题和吃饭问题。”
此刻，陕甘根据地才出现了民歌里唱的那种热烈场面：“千家万户把门开，快把那亲人迎进来。”
“陕北条件艰苦，环境恶劣，但这里的群众基础比较好，老百姓大力拥护，红军得以在这里开展工作扩大地盘，开展东征、后来西征，然后就把这块根据地扩大了两百多公里，扩大以后就为迎接二、四方面军的到达打下了基础。”张建儒说，***曾感慨地说，“不是这块地方，我们下不了地。”
红色旅游成为延安的重要经济支柱之一。（李洁茹/图）
“到陕北去，不是一个盲目的选择”为何落脚点在延安？这是长征史上一直备受关注的焦点。据记载，整个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对落脚点的选择先后发生了七八次变化。
1935年中共中央遵义会议后，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确立了***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同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为了解决去向问题，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会议。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刘统对这次会议评价时说，当时党中央力主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到中苏边境创建根据地，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却提出南下向川康发展。一南一北，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中共中央将红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张国焘坚持南下。
北上的陕甘支队于1935年9月20日到达甘南宕昌县哈达铺镇。一个“意外”使中央下定决心到陕北。
《杨尚昆回忆录》中还原了当时的场景：“当时，我看到两个材料，一个是国民党政府出的布告，说刘志丹‘匪徒’在三边地区活动，政府正‘围剿’。另一个是我在老百姓家里看到的一张油印的红军传单，上面有‘红军占领中心城市的伟大胜利’这样的话。此外，从当时收集到的国民党区域的报纸上也证实国民党军队正在向陕北红军刘志丹部队进攻。”
这些消息，让***和他的疲惫不堪的战友们欣喜若狂。***说：“到陕北去，找刘志丹。”
张建儒认为“落脚陕北”，虽然充满偶然，但绝不是一次盲目的选择。“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贫瘠的山区，从军事上来讲，易守难攻，是国民党军事上稍微薄弱的一个地方。最重要的是，这里有（党的）武装、有党组织、有苏维埃政权，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由此看来，天时、地利、人和都切合红军的实际。张建儒说，“从这个角度讲，陕北救了中央红军、救了中央。”
但与此同时，中央红军的到来，也拯救了在错误的肃反运动中被抓起来的领导干部等一大批革命战士，救了陕北。
当时，即1935年9月，红25军进入陕北根据地，红25军、26军合并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后，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
刘志丹、徐海东等人在前方作战，准备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但是在后方，陕北共产党的个别负责人声称刘志丹等人是“右倾机会主义”，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一大批领导干部被抓起来，秘密进行提审，陕北的红色根据地的形势一度岌岌可危。
恰在此时，***率领的中央红军进入到陕西境内，正在寻找刘志丹的红军和根据地。陕北党组织负责人向***做了汇报。***判断这是一场错误的运动，并处理了这一场危机。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东方破晓，晨曦微露，站在宝塔山顶，俯瞰这片曾让诗人贺敬之魂牵梦萦的土地，很难想象，这块土地的前世今生。
20世纪初，延安只是陕北一块平凡无奇的贫瘠之地。由于地处陕北，在黄土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军阀战争与土匪掠夺的长期压迫下，百姓们饱受贫困与蹂躏，这里就如一潭死水一般绝望。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Snow）驱车自西安前往延安时这样描述：“陕北是我在中国见到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在那条新修的汽车路上，沿途的罂粟摇摆着肿胀的脑袋，等待收割。新修的路面经过水冲车压，到处是深沟浅辙。当时贪婪的军阀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最好的土地都种上了鸦片。”
1937年，由于中共中央的进驻，延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土地革命到统一战线，再建立陕甘宁边区，它创造的是一种从低谷至巅峰的可能性。
1940年2月1日，***曾在延安民众大会的讲演中十分自豪地说：“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因为长征，因为革命，使得延安这座城市与“红色”紧密相连。张建儒认为：“没有长征，党中央可能就到不了延安；没有延安落脚，可能长征还没有结束。”
80年后的今天，延安成为让人向往的革命圣地，每年总有不计其数的人前来参观。
根据《2015年延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初步核算，全市实现生产总值1198.63亿元；人均生产总值为53925元，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增加值280.51亿元，占生产总值比重为23.4，较上年提高2.3个百分点。
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延安除了“红色”的精神价值，也顺应潮流，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和经济价值来。据延安市旅游局公布的数据，2015年延安接待海内外游客3500万人次，旅游收入192亿元。朱建国不知道，正是他和数以万计的红色旅游从业者，把“延安精神”转化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对此，延安市委书记徐新荣雄心勃勃。他说：“延安市要大力发展红色文化、黄帝历史文化、黄河自然遗产文化、黄土风情文化和生态休闲文化旅游，做足淡季文章，进一步改善旅游基础设施条件，严格规范旅游市场管理与服务，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快速发展。”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延安再不是旧模样，她已经成为黄土高原一颗耀眼的明珠。
***曾说：“陕北是落脚点，也是出发点。”落脚陕北使中国革命重新建起了大本营，随即吹响了全民族抗战的嘹亮号角。
延安整风成为党的作风建设的范本，三五九旅和大生产运动、张思德和为人民服务、李鼎铭和精兵简政、党的七大等标志性事件也在这里诞生！
延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新的长征的起点！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朱建国为化名）
《【长征地标】抵达延安：一场“长征”的结束，另一场“长征”的开始》相关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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