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景，【城市记忆】延安问答：宝塔山下的变迁图景 延安宝塔山、城市变迁、宝塔山、宝塔山油漆。
本报记者刘涌延安报道
身处延安城中，周围是蔓延开去的房屋，房屋外面是绿树掩映的黄土坡。再向外，就是已经连上了头顶的天空。
也许真的有那么一段时间，这里曾与世隔绝。
后来，红军达到了延安。那是七十多年以前了。从那时起，延安这片黄土地便被注入了红色灵魂。再后来，黑色的石油成为延安的经济支柱。
这一切都使延安变得太像一个符号，抽象、模糊。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延安人，与这座城市，在历史长河中起起伏伏。
铁路何时到延安
1950年，折正千与他的夫人结婚，那年他19岁。
80岁的折正千已经从延安市宝塔区政协退休。折正千夫妻俩都是教师，在当时的延安县城也算是少有的知识分子。后来，折正千调到了延安县团委工作。
很快，时间就到了折正千记忆里重要的一年：1956年。先是那年3月，沿黄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召开——五十年代初期，国家将黄河中上游地区的黄土高原治理提上日程，青年成了国家首先动员的对象。
延安成为试点。而在巨大的感召下，从1955年入秋至1956年春，全国有6600万青年投入植树造林的洪流。诗人贺敬之还借着这次机会回了趟延安，并写下了著名的《回延安》。还有一件事情，让折正千同样念念不忘。那就是修铁路。延安人对火车早已期盼，那时还流传一首民谣：条条大路通北京，中央和咱心连心；北斗星亮晶晶，坐上火车逛北京。
然而1956年10月30日《陕西日报》登载的陕西省初步确定的远景交通规划中，醒目的西包铁路规划线路绕却延安而过。“这下我们不干了，当时正在开县人大会的代表也不开会了，大家就讨论铁路这个事儿。”折正千说。
折正千拿出了一份文件，古旧但很平展，那是他当年起草的延安县人民委员会给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的请示。“惟看到咸阳到包头的铁路线由洛川绕道宜川、延长北上，而未经延安感到遗憾。”老人一字一顿的念着这句话，还用手指在“遗憾”两个字上面又描了一遍。
这份文件延安县委直接交给陕西省委，而陕西省委又将原文转给了中央铁道部。“你看，我们在文件的结尾非常明确的要求限期作出答复。”折正千理直气壮的说，“不给延安修铁路，我们就去找毛主席。”
意见提交上去以后，折正千又回到北京继续在中央团校的学习。等他1957年下半年再回到延安时，发现来了好多勘测人员。“我心想，铁路也许有希望了。”果然，1959年1月份，陕西省再度公布的铁路规划中，西包铁路穿延安而过。
“铁路过延安要过山区、打隧道，修建成本比较高。国家当时还比较困难，这可能造成了开始规划时铁路绕延安而过。”折正千说。后来，中国的经济形势更趋紧张，延安好不容易争取下来的铁路规划也因此被搁置十三年。
那枚印错的首日封
“只要国家批准，铁一局愿意出钱、出人，坚持把铁路修到延安。”
1972年底，国家正式批准由铁道部铁一局承担全线施工任务，随后正式将该段铁路命名为“西延铁路”。在北京开会的铁一局领导会后即打电话到延安，第一时间报告了这条消息。
那年，李伟7岁，跟着父母住在安塞县粮食部门的家属楼。李伟的父母也是50年代支援老区建设而来到延安。
李伟当时还在上小学，对西延铁路并没有什么概念。他在学校里学的第一个字儿，或者准确的说是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但李伟清楚的记得当时的上山下乡运
动和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知青。
1970年春节，从延安返京的知青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并向周总理反映了延安的贫困和落后。当年3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指示中央和北京要支援延安建设。
“五小工业”(小钢铁、小水泥、小化肥、小农机、小水电)也就从那时起来到了延安。但好景不长，随着知青的离开，五小工业开始荒废。“技术和人才都走了，延安自己根本没有运营能力，也就只有荒废掉了。”李伟说。
不久，延安又遭到了另一次打击。
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大批铁路工人由富县调往唐山抗震救灾。从这时开始，西延铁路的建设进程开始放缓。1979年，国家调整国民经济，压缩建设规模，西延铁路更是面临下马的状态。此时，延安计委又与铁道部第一设计院在路线设计上发生分歧，而且未能达成协议。到1979年底，西延铁路全线停建。
此时已经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延安当地的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南部地区借助比较好的自然条件，农业生产上很快见了成效。南部农民的生活状况也开始有所改善。但当时全国范围“要想富先修路”的思潮中，延安始终惦记那条刚刚开了头的铁路。
1980年，延安地委在给上级的工作汇报(送阅稿)中提出，延安有能源、有林木，但由于铁路不通，这些优势得不到发挥。但直到五年后，1985年，国家计委批准西延铁路坡秦段恢复建设，次年铺通。可这仅是西延铁路的一半。
“我对当时铁一局的局长董峰贵印象特别深刻。”折正千说，“他说，只要国家批准，铁一局愿意出钱、出人，坚持把铁路修到延安。”当时的延安就是没钱，一旦国家不给钱修路，延安自己根本修不起。
这时候，延安地委、陕西省政府也连续向上级部门打报告，申请将西延铁路最后一段的建设工程列入国家规划。
1987年6月，国家计委同意每年给延安增加50万吨煤炭出口计划，约可赚回外汇1200万-1500万元用以补充修路资金的不足。
后来，陕西代表团经过与国家计委、铁道部、人民银行等部门的协商，筹集资金1.06亿用于西延铁路续建。1987年7月，国家计委正式批复。1991年底，西延铁路铺通。从开工到完工，历时19年；从规划算起，则已经过去了几十年。
延安人太兴奋了，1991年12月26日发行的庆典首日封上直接印上了“庆祝西延铁路胜利通车”。“铁道部门的人发现有问题，铁路铺通不等于通车，还得要试验、检测。但没办法首日封都发了，改也改不了了。”折正千晃动着那枚首日封，笑出了声。
老区建起石油城
治理整顿后的石油成为延安的主导产业
铁路铺通前两年，1989年，李伟结了婚。“当时家里为了讲排场，特意找来了一辆面包车。”
那时候延安北边的几个县，吴起、志丹、安塞、子长等仍十分落后。
延安北部的石油工业还没有崛起，南部黄陵县的煤炭是延安主要的资源。不过，那时候在国家统配运销的计划体制下，煤炭并没有如现在“黑金”一般的地位。黄陵煤炭面临着突出的产销矛盾。
当时的铁道部部长李森茂在参加完西延铁路铺通庆典之后，来到黄陵县进行考察。
延安北部县城的好日子很快就要来了。
早在1986年，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指示，石油部在延安召开陕北石油开发座谈会，决定将“延安地区石油资源开发利用委托延长油矿管理局统一管理，生产经营可由地方承包，使地方受益”。
但在1989年到1991年间，延长油矿仅登记4个项目，总面积1.7992平方公里。延安当地还没有明显感觉到石油带来的利益。倒是石油中央军(长庆油田)与地方军(延长油田)因越界开采的问题，时常发生冲突。
1994年4月13日，中石油与陕西省政府签署了《关于开发陕北地区石油资源的协议》，从长庆油田登记范围内划出约500平方公里，由安塞等6个县(集中在延安北部和榆林南部)组织开发。同时分别从长庆和延长油矿划出一定的面积，由油矿和有关县区联合开发。
从此，各县政府开始大规模对外招商引资，民间投资人涌入石油开发。到2000年底，仅延安、榆林两市就引进民间石油投资者1039家，打井4473口，形成原油生产能力100万吨，占地方原油产能的六分之一。
因为石油，许多人和延安这座城市一起一夜暴富。
但狂欢尚未开始，便戛然而止。
1999年，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土资源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等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陕北地区石油开采秩序情况的调查报告》，指出陕北石油开采当中存在的主体混乱、浪费严重、环境破坏等五大问题。报告要求，坚决停止和纠正允许投资商参与石油开采活动的做法，正在进行的非法开采活动，必须立即停止。
从2000年开始，陕西省开始清理整顿石油开采秩序，延安、榆林两市和十四个产油县也都成立了相应机构。
经过石油开采秩序的整顿以后，延安现在的石油工业规模初步奠定，也奠定石油作为延安支柱产业的地位。来自石油的收益长期占到延安市财政收入的80以上。
石油资源整合以后，成为延安的支柱产业。
经过五年的时间，目前，延安市石油行业占GDP的比重由5年前的96下降到70，对地方财政增收的贡献率由98降到45.5。延安市的“十二五”规划依旧坚持这三大产业的布局结构。
此时此刻，宝塔山下一定又有人在唱红歌，毛主席的延安故居一定又迎来了新的游客。此时此刻，退休后的折正千仍在收集关于延安的历史，李伟正在筹划着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二春，生意人边生信则着手经营自己的小日子。
无论是革命年代或者燃情岁月，他们与延安一起生生不息，延绵不绝。
“从此，黄色便在黄色中繁衍生息。”延安诗人曹谷溪写了这样一句诗。
《【城市记忆】延安问答：宝塔山下的变迁图景》相关参考资料:
红色记忆 延安1938、宝塔山、宝塔 宝塔山街道、陕西宝塔山油漆股份、陕西宝塔山新材料、宝塔山隧道、宝塔山 股份、山西宝塔山隧道、宝塔山典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