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觉得我是个医生的孩子”
金茂岳的工作从来都很忙，所以金星一直很独立。中学毕业的时候，金星选择了学医，“周围的人都觉得我要学医，这好像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有点子承父业。”她说，当年全班报考农医的学生只有6个人。
1960年，金星进入北医学习，1966年毕业，刚好遇到“文化大革命”，直到1968年才分配工作，直到1976年才跟随丈夫调回北京。
彼时金茂岳已经在北京市卫生局工作了，一次卫生系统开会的时候，卫生部党组书记听说金星调回北京的事，就和金茂岳说：“让你女儿去卫生部工作吧。”回家后，金茂岳和金星说起了这件事情，金星毫不犹豫地就拒绝了，她认为自己还是喜欢到医院去工作，她说：“医疗行政工作不适合我，而且没有感兴趣。其实父亲也是赞同我到医院工作的。”
但让金星没有想到的是，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她到处找医院，却到处碰壁。“从兰州回来一年半的时间里，我没有工作。我送出的简历，基本都没有回音。”金星坦白自己不愿意和父亲在一个系统工作，“我们那代人都很自立，没想过要靠家里什么，更不愿意让父亲罩着，我从来没想过自己出生在干部家庭，我就觉得我是个医生的孩子。”
做医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金星说：“小时候，只有在我生病的时候才能见到父亲。”在延安的时候，金茂岳总是很忙，金星也总是见不到父亲，这让她在那段时间对于父亲的记忆都是很模糊。“我上小学的时候是要住校的，只有周末才能回家，但那个时候我特别不愿意回家，回家根本见不到父亲，特别没意思。”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看得出来，金星还是有一些小小的难过。“到了我做医生的时候，我也很忙，只有父亲生病的时候，我才能见到他，和他说说话。”金星说，然而有限的聊天中，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父女俩还是在探讨医疗方面的事情。
1981年，金茂岳由于脑梗塞和心肌梗死反复住院治疗，当时金星在协和医院进修，工作特别忙，根本顾不上照顾父亲。那个年代没有护工，都是家属陪护，后来金茂岳的病情越来越重，北京市卫生局就给金星单位发了一封函，借调金星去医院照顾金茂岳，“这样每个月就不用扣我10块钱的奖金了。”金星说，这就是当时对父亲唯一的照顾了。
不理解现在医患关系为什么这么紧张
如今金星已经退休快20年了，她也会以普通病人的身份去看病，感觉到现在医院的条件比我上班的时候好多了，但是，明显地感觉医患关系不协调。金星说，“我们以前一直和病人相处得特别融洽。”“现在的医生和病人没太多的话，医生和病人之间缺乏沟通。”只要病人说出一个症状，就会开出一大堆的化验和检查，各项化验项目捆绑在一起，有用没用都得做。B超、CT扫描、核磁共振和名目繁多的各个科系的特殊检查，动辄数百上千元。还没有把疾病诊断清楚，就能开出一系列大处方，输液治疗司空见惯。病人对疾病的疑惑得不到答案，心中自然不高兴。
在延安中央医院的婴儿室里经常遇到早产儿，可是没有保温箱，也没有输液的条件。他们把延河边的细砂炒热了装在布口袋里放在婴儿床周围保温，用玻璃滴管把葡萄糖水和奶液一滴一滴地喂给小婴儿，稍有不慎就能造成婴儿呛咳窒息，这需要多么大的耐心和细心。就在这样的条件下竟然救活了差10天不足7个月的早产儿。这种对生命的关爱和强烈的责任心，可以化解所有的矛盾。这对于今天的医务人员，不是没有借鉴的，素质和职业道德是第一位的。
谈及如今各大医院猖獗的“号贩子”，金星说，“号贩子”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好的医院、知名专家都集中在大城市，所以病人也自然往大城市涌。”
在金星看来，“号贩子”坑害病人利益，败坏医院名声，违法违纪，必须取缔。杜绝“号贩子”的根本在于建立良好的诊疗秩序，实行分级医疗。“不是特别复杂的病症，一般的医院就解决了，没有必要集中到大医院，找专家。再高明的专家一天看几十个病人也保证不了让人人满意。”金星说“我还在医院工作的时候，经常接受下级医院转诊来看病的情况。”金星说，转院证不但介绍了病人的病情，还会建议病人到什么医院，哪个科系会诊。专家的会诊意见及治疗方案也会随转院证回到医疗单位。“这样也避免了病人到医院盲目地东挂一个号、西挂一个号的浪费医疗资源，制造过分紧张的看病难。”这必须完善基层医疗单位的建制，和本地区的上级医疗单位形成医疗共同体，提高医疗水平，同时开展更广泛的、更专业的疾病认知的教育。
寻找延安娃
这些照片中的娃娃有您吗？
根据金茂岳在延安中央医院妇产科保留下来的4个出生婴儿登记本，从1939年到1949年，十年间一共出生了3814个孩子。到现在为止，她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了其中2000多个孩子。遗憾的是还有1000多个孩子没有找到，她说如果有当年在中央医院出生的孩子看到这篇访谈，希望能和她联系。
这几张老照片是没找到的“延安娃”中的几个，如果您或您的家人也是“延安娃”，如果您觉得照片中的人似曾相识，请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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