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间为：2022-04-19
骆岚，陕西长安人。1920年生。193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女大、延安医大药科学习。全民族抗战时期，历任陕西清涧县妇救会主任、陕西绥德县妇女培训班指导员兼教员、陕西绥德女校教务主任、第一二O师三五九旅家属队教员兼支部书记等职。1942年与王恩茂结婚。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时，在第一二O师三五九旅司令部负责纺纱生产。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一纵队组教干事、家属队教员，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二军后勤部留守处教育干事、第二军教导团政治教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疆喀什地区妇联筹委会委员、新疆分局妇联宣传部副部长、新疆分局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中共吉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等职。
我这一生有三个可爱的故乡，一是生我养我的陕西长安；二是奠定我革命人生观的延安；三是我长期工作的新疆。
人们都说度过青春的地方最难忘，而我的青春是在我最难忘的延安度过的。每当人们提到延安，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延安的一切，想立即飞到她的身旁。我是1936年夏季从西安女师高师都毕业的。由于受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七七事变等影响，我的思想逐渐向革命方向转变。在学校我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先”——民族解放先锋队。毕业后，我和同班同学陈朗分到陕西泾阳县泾阳塔小学当了教员。没想到这个学校的校长很反动，不承认国共已合作，不让我教学生唱抗日歌曲，竟说国共没有合作，是共产党投降了国民党。他还私自拆看延安同学给我的来信，监视我们的行动。在反动校长的高压下，我们实在待不下去了。而延安同学又不断来信，介绍那里如何如何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如何深得人心。我们所在小学正好是通往延安的交通要道，每天我们都能看到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男女涌向延安，途经我校夜宿。这些都激起了我们对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深思，促使我们下了去延安的决心。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和陈朗趁老师、学生回家休息时，到集市上雇了一辆马车，带了行李，偷偷逃回西安。当我和父母商量我要去延安抗日时，父母苦愁着脸不说一句话。最后在我的劝说下，他们无可奈何地说：“去也行，不能等着当亡国奴。”随即给了我10块银圆，作为我去延安的路费。第二天我和几位要好的同学找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办了到延安的手续，于1938年12月的一天，奔向了向往已久的延安。
在延安我上了抗大、女大，还上了医科大学。虽然延安的学习环境和生活条件都很差，但是我们这些年轻人都非常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勤奋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在上大课和听报告时，还能见到中央首长，甚至经常听毛主席和朱老总的报告，我们真感到幸福啊！
延安不仅是我青春度过的地方、我政治生命诞生的地方，也是我爱情萌生、开花、结果的地方。1940年初春，上级派我和几位女大的同学前往绥德专区做妇女工作。开始我被分到绥德女校任教务主任，以后分到妇女训练班担任指导员。而第三五九旅旅部恰在绥德县城里。一天晚饭后，一位青年军人来找我。他不大爱说话，很腼腆。我细细一打量：他高高的个子，浓眉大眼，穿一身整齐的军装。我想，这大概就是前些日子那位好心人给我介绍的第三五九旅政冶部副主任王恩茂吧！我找对象的条件是要和我经历差不多的知识分子，年龄只能比我大两三岁，而眼前的王恩茂不符合我的条件，不是我理想中的人，所以，我的态度不积极，两人在一起，没有多少话说。经过两年断断续续的互相往来、交谈，特别是看了他的日记，知道了他的过去，对他的思想、品德、工作、学习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后，我感到王恩茂是个值得我信赖和爱慕的人，将来他会成为我的好伴侣、好丈夫的。
1942年除夕，我们在延安南门外第三五九旅八团的金隆客栈内一间破旧房子里结了婚。我们没有买一件新东西，只是把各自用的东西拿到一起来了。王恩茂竟然连胡子也没刮。对此，我很有意见，批评他太马虎，太不重视结婚了。他笑了，还带着埋怨的口气说：“哪里来的刮胡子刀呢！理一次发，才刮一次胡子。你这位从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不懂得我们部队是多么的艰苦啊！”
我们结婚的条件虽很差，但生活却是苦中有甜。记得1943年秋季，在金盆湾（第三五九旅旅都所在地)的窑洞里，当时，我已有了儿子——王北来，我把他放在纺车旁的小车里，一边纺线，一边照顾他。由于受孩子的牵累，我每天只能纺二三两细纱。上级为了调动大家的劳动积极性，号召男同志种地要做到耕二余一，女同志纺线也要做到自给自足。我们不少同志达到了这个要求，有的还超过了，涌现了一批男女劳动英雄和模范人物。
1958年，王恩茂全家在家门前合影。前排左起：王北建、王北难、王北新、王北会、王北长；后排左起：王北来、王恩茂、王北成、骆岚、王北离。
王恩茂同志当时已是第三五九旅的副政委，他每天都要和战士们同样劳动。一天傍晚，他和警卫员张振邦劳动回来，背上各背一大棵用湿土包着的樱桃树苗，蹒跚地走到窑洞门口，顾不得满头大汗，很快在窑洞门前挖了两个大坑，把树苗种上了。恩茂同志还抽空在院内空地上种了很多西红柿和一大片西瓜。不知他从哪里学来的技术，西红柿和西瓜长得很壮实。当我们吃到新鲜的西红柿和又大又甜的西瓜，看到栽活的樱桃树还结了果，我们高兴得跳了起来，我们完全为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而陶醉了。我多么希望能永远过这么平静的生活啊！
1944年秋季的一天夜里，我和孩子早已睡了。恩茂处理完公事，到午夜12点多了，他才睡下。突然，他叫醒了我，说有件事情早应告诉我，因怕我难过，经受不起，所以一直没有开口，现在，日子逼近了，不能再拖了。他说：“党中央毛主席决定以第三五九旅为主力，组织南下支队，到湖南、广东等敌后方，创建抗日根据地。组织已决定我南下行动。”并说这一次走得很远，要分别很长时间。我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不知说什么好，只觉得泪水湿透了枕巾。
从我到延安的这几年经历中，我深知在战争年代的长期分别意味着什么，当时我才24岁，很快就要生老二，而老大还没有学会走路。他这一去，生死难料，今后我该怎么办呢？他一边安慰我，一边给我讲道理。言语不多，却充满深情。望着眼前对革命忠心耿耿的他，我能说什么呢！难道一个共产党员可以在这种时候拉他的后腿吗？不能、绝对不能。两个月后，我们驻扎在南泥湾的部队到了延安，我们家属和孩子们被安排住在延安东门外清凉山上家属学校的窑洞里。记得当年11月9日，南下的部队集合在我们住处南边的飞机场等待出发。我在送恩茂同志到机场的路上，悄悄地对他说：“你给老二起个名字吧！”他未加思索地说：“离开北方到南方，就叫北离吧！”我说：“好！很好！还有纪念意义呢！”之后，我怀着深深的惜别和担忧之情，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了从他衣兜里拿出来的小本子上。
恩茂：你去前方留下我和北来，还有肚子里的北离，但是，我并不十分难过。因为我知道，你是为了执行党的决定，为了党的事业。我更了解你会永远爱我，绝不会让我失望。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会重见的。请你放心，我一定负责带好两个孩子，努力学习和工作，照着你所嘱咐的话生活。我愿你顺利地到达目的地，并祝你一路平安，身体健康！再见！
永爱你的岚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九日延安
王恩茂一去就是一年零十个月。在这六百多个日日夜夜里，我带着两个孩子，还参加了第三五九旅在延安组建的家属学校的工作和学习，生活是很紧张和忙碌的。每当夜深人静，孩子熟睡时，我常常借着微弱的灯光，阅读恩茂的来信。信中的每句话都勾起了我思念的泪水和惆怅，但更多的是给了我无穷的欢乐和力量。因为我知道他生活得很好，身体很健康，知道他在比我们艰苦千万倍的条件下顽强地战斗着。
1946年9月，朝夕盼望的丈夫终于和部队一块儿回来了，这时解放战争的序幕已经拉开了，我们的部队还没有来得及休整，就要离开延安，奔赴山西作战。望着住过的窑洞、上果的山腰坡地，望着亲手开垦的良田、延安潺潺的流水和高耸的宝塔山，特别是想到要离开党中央、毛主席，以及曾给我们做过报告上过大课的中央首长和教员们，我的眼睛湿润了，难过得几乎想放声大哭。
2022年4月12日，王恩茂的骨灰安葬于乌鲁木齐燕儿窝烈士陵园。图为王恩茂夫人骆岚（左四）率部分家人在王恩茂墓碑前合影。
八年的岁月，八年的往事，八年的思索和探求，这一切的一切都浮现在我的眼前，使我依依难舍，不想离开这可爱的第二故乡。但是，党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党的决定，我们就要无条件地服从。我们终于离开了生活、学习、工作、战斗和生产劳动了八年的故乡——延安，随军行进到达山西离石县。(本文选自《延水情一纪念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六十周年》，中国妇女出版社1999年版。标题为原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