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之波澜壮阔大概是民国学生运动史上之最，它不仅指发生在1935年12月9日的示威游行，还包括“一二·一六”及1936年“三三一”等几次大型示威，一系列救亡学生运动，余波持续至七七事变抗战爆发。20世纪五六十年代活跃于政坛或学术界的中流砥柱，履历中大部分都有“一二·九”痕迹，如经济学家顾准，外交家龚澎、黄华，文学史家王瑶，科学家钱伟长，清华校长蒋南翔，北大校长陆平……1935年他们正在北平上大学，国家危亡之际，即使“书呆子”也受到感染，离开冷板凳走上街头。
学运高潮退去，青年领袖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向。一位美国华裔科学家晚年说：“我是‘一二·九’那时候的学生。说老实话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中等的学生，一点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崭露头角的，是那些当时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如果他们不干革命而来这里学习，那成就不知要比我这类人高多少倍！”“一二·九”之后奔向延安的清华1934级学生韦君宜感慨道：“他说的全是事实。我们这个革命队伍里有好多当年得奖学金的、受校长赏识的、考第一的，要在科学上有所建树当非难事。但是我们把这一切都抛弃了，义无反顾。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全部贡献给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
无论治学从政，特殊的经历使他们一生带着理想主义色彩，与一般的政治家和学者气质不同。他们被称为“一二·九”一代。
北平学生或比中共中央先读到《八一宣言》
1935年何梅协定签订后，华北将成为第二个东北，中国将亡国等传言纷纷。国内民族主义高涨，尤其青年学生，无不同仇敌忾渴望抗日。国民政府认为开战条件不充分，一味忍让，压制抗日言论，更不允许民众组织抗日活动。社会氛围压抑到极点，黑云压城。“到处都是干柴，你一点就起来”。
“一二·九”爆发前后，中共在北平势力很单薄。大革命失败之后，华北地下党组织屡遭侦破，至1935年，北平不过有党员十来个，共青团员二十个左右。国民政府对高校管控严格，北大校址位于王府井附近的沙滩红楼，在当局眼皮子底下，中共不易渗入。清华燕京地处今天的西北四环，属于远郊，左翼组织得以发展。燕京有黄华、龚澎等，后来都成为周恩来手下外交干将。清华主要由中文系学生蒋南翔、历史系姚依林、地学系黄诚领导，他们皆是中共地下党员；“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这句名言传诵全国，是学运的招牌广告语。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句话是蒋南翔的手笔。韦君宜说蒋南翔从不对人提起，“他这个人就是这个作风”。
1935年夏秋，黄河泛滥，北平遍布华北和山东灾民，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指示姚依林、黄敬等，发动进步学生，组织黄河水灾赈济会，利用这个合法组织搞学生工作串联各校。有学生从北平饭店一楼一位法国人开的法文书店中买到了《共产国际通讯》《共产国际半月刊》两本杂志，从中读到了《八一宣言》。进步学生组织立刻展开行动，一夜之间，教授学生起床都在门缝、脸盆里发现了一张《八一宣言》传单。
《八一宣言》是王明在共产国际起草的，以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名义，号召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内容深得人心。1935年10月首次发表于巴黎报纸，当时***率领中央红军历尽险阻刚刚抵达陕北落脚，11月下旬才和共产国际代表接上头，所以北平学生读到《八一宣言》也许比中共中央还要早。
“冷水冲散学生总比到使馆被敌人用机枪打好得多”
救灾工作完成后，赈济会1935年11月18日就地转化成北平秘密学联，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有了基本班底。《八一宣言》的传播为学运做了舆论准备，学联的成立做了组织准备。恰在此时，日本策动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宣布脱离中央。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联合胡适、傅斯年等教授，联名宣言坚决反对一切脱离中央的阴谋举动。北平学联乘机发动各校学生起来行动，决定于12月9日到中南海新华门，向在居仁堂办公的何应钦请愿。
活动性质初定为温和的“请愿”而不是“示威”，因为学联对人数够不够展示“威力”尚且信心不足。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张兆麟认为应该先统计一下人数，够800人就上街，学联党团书记、辅仁大学的彭涛是中共党员，他认为不必统计，直接上街喊口号，各校必有内应，一定能超过800人。彭涛意见占了上风，会议决定城外由清华、燕京率领，城内由东北大学带头，沿途发动其他学校。
1935年的冬天来得比往常早，尤其是12月9日那天的天气，很多人回忆都用了4个字：滴水成冰。9日黎明，北平当局得到消息封锁了各校校门，并扣住燕京清华通往城里的校车。学生们翻墙出校，徒步16里走到西直门，清华燕京多富家儿女，很多人生平第一次走这么多路。军警早已把守在西直门、阜成门等城门，阻止学生进城。
城内已经沸腾，以东北大学为首，师范大学、女一中、镜湖中学、东北中山中学等校学生手臂挽着手臂，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来到新华门广场，提出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6项要求。何应钦当天前往小汤山不在中南海，国民政府军委会北平分会参谋长侯成出面勉强应付，劝学生谅解政府困难，读书救国。学生哪里肯听，强烈要求开放西直门让清华燕京队伍进城，侯成推诿不应，现场情绪压不住了。东北大学总指挥宋黎等人商议后宣布，改请愿为示威游行。
示威队伍由新华门出发，沿西长安街经西单、西四牌楼，途中辅仁大学、中国大学、汇文中学、十七中学、孔德中学等校加入进来。队伍到北大门前，高喊“北大恢复五四精神！”“北大起来！”由于策划游行的学联骨干中没有北大成员，北大事先没有接到通知。最先听到门外“叫阵”的历史系学生王德昭打响了红楼课钟，大批学生听到口号和钟声才知道出大事了，顺手扯床单写上标语，纷纷从教室和图书馆中涌出。
游行队伍越来越大，据“一二·九”的组织和参与者们回忆，行至王府井大街已达5000多人，河北监察区官方文件记载是1000多人，胡适称自己当时在现场旁观，见学生“人数不算多，队伍不算整齐”。
在王府井，学生与军警发生了激烈冲突：平津当局调来消防水车，学生试图冲破封锁线，遭遇水龙喷射和棍棒殴打，冷水喷到学生身上很快结成硬壳，一些勇敢的同学冲上去抢夺水龙向军警反击，地上到处是冰碴和斑斑血迹……这一幕被写进历史教科书，写进小说《青春之歌》，在影视剧中不断再现。
平心而论，平津当局在一二·九运动中并不算“血腥镇压”。据北平市长秦德纯记述，12月9日当天他接到日本大使馆武官电话，对方要求派日本宪兵出来维持秩序，秦德纯立刻拒绝，说“这件事我们地方可以负责”。秦德纯下令警察只能劝阻，不得使用棍棒等武器。燕京大学学生、后来成为著名外交家的柯华回忆，学生进城路上被一大群警察拦住，领头的警察并不蛮横，只是反反复复说我也是奉上司命令，请同学们高抬贵手回学校，但学生往前“哗”地冲过去，警察也就散开了，毫无暴力行为。随着事态逐渐升级，军警开始使用棍棒镇压。王府井距离东交民巷一步之遥，日本使馆已经架起机枪，这是学生纠察队也侦察到的事实。用冷水喷射学生固然野蛮，平津当局的想法是，天寒水冷，一冲即散，总比让学生冲到使馆被敌人用机枪打好得多。学生在游行之前想到了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做了政府开枪的思想准备，惨痛的历史没有在他们身上重演，整个“一二·九”期间，没有一名学生被杀害。
国民党员学生也上街了
西直门外，清华、燕京、北平大学农学院等一千多名学生，从黎明站到黄昏，始终未能进城，至晚上5时左右只得郁愤返校。经过一整天斗争，北平城内外的热情都被调动起来了，各校相继选举成立学生自治会或救国会，发动罢课，没能赶上这次游行的学生都要求“再来一次”，北平学联也决定趁热打铁再掀高潮。
殷汝耕冀东伪政权成立后，日方加紧向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及南京国民政府施压，推动“华北自治”。何应钦与宋哲元一面与日方周旋，一面与蒋介石商议成立对日妥协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会原定于12月16日成立，消息传出，北平学联决定于这一天发起第二次示威。
“一二·一六”游行与“一二·九”相隔一周，有充分准备时间，规模更大，组织更完善，多达万名学生参加。北大教育系学生陆平（1960年成为北大校长）回忆，“一二·九”北大是仓促上阵的，很多同学说“五四”北大走在前面，这回太丢人，“憋着很大的气”，下次一定要搞好。16日，全校90的学生都出去了，校旗、横幅、标语、传单一应齐全。当时流行一种说法，北大学生思想自由，各有主张，如有3个人便无法意见一致。“一二·一六”却全体统一行动，左翼和中立的自不必说，连国民党员学生也上街了。
学联吸取上次的经验教训，指挥学生化整为零，游行中遇到阻挠随时解散，待暗号响起又突然集结，军警四处出击也抓不到主力。遇消防水龙，则迅速冲上前用小刀割破水管，致使水龙无法喷射。城门依然关闭，清华燕京学生齐力撞断了西便门城门铁杠，汹涌汇入城内在天桥会师。宋黎架着北大数学系学生黄敬登上一辆破电车演讲，吸引大批市民。（黄敬原名俞启威，当时是李云鹤的丈夫，也是她的入党介绍人。“一二·九”时李云鹤已在上海改名蓝苹，不久与黄敬分手，后来去延安改名江青。）
柯华回忆，下午5点左右宋哲元调来了他的二十九军大刀队。这支队伍1933年在喜峰口夜袭日军大显神威，《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就是为他们写的。大刀队内部的命令是只能使用刀背不能用刀刃，但刀背砍下来，学生也吃不消，许多人受伤。学生得到市民同情，人力车夫帮忙送学生去医院，开豆腐店的送来热豆浆，还有居民送来热水和大饼。
天津、上海、南京各地学生得知北平学生游行，群起响应。武汉高校和中学几乎没有共产党员，进步教师和爱国学生不少，以武大为领袖，各校在武汉三镇游行示威，声援北平。
“学生们尝到权力的滋味，欲望恐怕难以满足”
1935年12月下旬，南方各校在当局和校方劝导下结束游行恢复上课，但北平在学联领导下坚持罢课。清华校长梅贻琦劝学生爱护学校，学生说：“校长啊，我们爱校但更爱国家！”清华中文系1934级学生王瑶回忆，闻一多让学生不要闹事，他和同学们一起用力跺脚表达抗议。
北大学生会成立纠察队，戴着白袖章阻止想上课的老师和同学，一些理科同学被纠察队从实验室揪出来不许做实验，学运领袖们晚年回忆时也感到当时做法极端。化学系1933级学生姚震江回忆，纠察队特意派了文学院同学把守理学院，理学院同学把守文学院，“以免人熟拉不下脸来”。1936年1月4日早晨，纠察队学生爬上北大红楼钟塔，把打钟的绳子盘上去，不让工友敲响上课钟，被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制止。陆续有学生赶来上课，周炳琳招呼他们进教室，但都被纠察队阻拦了。不一会儿胡适到场，见状十分恼火，大叹“对牛弹琴”，学生齐声说“你才是牛”。半小时后蒋梦麟赶来，一怒之下冲上去撕姚震江的纠察队袖章，被姚推开，师生二人对骂“你打人”“你混账”。姚震江回忆，蒋梦麟气得浑身颤抖，胡适赶紧把他搀扶上楼去了。
北大历史系学生孙思白说，胡适有股拧劲，“对付学生上更直截了当”，不管学生怎样反对他，他永远长篇大论强调“读书救国”。在号召复课和提前放假的全体师生会议上，胡适自告奋勇上台讲话，学生在下面发出阵阵嘘声轰他下台，许多学生描述他当时的动作是“两手拽着挂在脖子上的长围巾的两端，一面说，一面舞”。20年前红透高校的超级偶像，此时已是“进步青年”憎恶的对象。不仅胡适，“五四健将”罗家伦、傅斯年也是坚定反对学潮的“保守”教授。“一二·九”一代在运动中打着继承“五四”精神的旗号，但“五四”一代已被他们抛在身后甚至唾弃了。
外界历来认为北大以“五四”为光荣传统，盛赞蔡元培开兼容并包之风气，但蔡元培恰在“五四”之后一度辞去校长之职。他说：“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