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势必离不开“延安新闻学”的思想富矿，这得益于延安独特的地缘属性，还在于“延安新闻学”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闻学话语体系的“航向”。然而，在现有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思想资源中，“延安新闻学”常常处于缺位的状态，成为一种被忘却、被淡化的历史记忆。为此，从“历史—当代—未来”的三维视角介入，阐述“延安新闻学”建构中国特色新闻学的价值意蕴便是一个颇为值得讨论的议题。
其一，理解“延安新闻学”的历史价值，能够帮助我们明晰中国特色新闻学“从哪儿来”的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回望历史，辨识中国特色新闻学与“延安新闻学”在逻辑维度、实践维度及价值维度的继承性、发展性与一致性。譬如，以普遍联系的视角看，“延安新闻学”具备承前启后的独特价值，同时也彰显了极具特性的革命性与先锋性。就其革命性而言，它超越了五四时期梁启超、徐宝璜等人了解、批判传统政治影响新闻（传播）事业中羸弱的实践性趋向，笃定媒介及媒介实践可以成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有力武器。就其先锋性而言，“延安新闻学”中的新闻实践无疑具有很明显的现代性主体意识，它实现了媒介话语、意识形态与工农大众的有机结合，发掘并重构了工农大众的个性及主体性。在此基础上，它又将占当时人口基数最大的工农大众的“生命体验”“生命故事”编织进新闻生产的叙事体系和价值遵循之中，实现了经由新闻（媒介）文化接引“‘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的现代性转换，继而催生出如“群众路线”“群众办报”“典型报道”等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经典命题。
在这些经典命题的牵引之下，延安时期的新闻工作者都极为重视“新闻的作用”及“工农大众的价值”，这在过往的新闻实践中是难以见到的，甚至也是不可能见到的。缘何如此？大都在于他们将“新闻”及构成新闻的“事实（性）要素”视作一种终极追求，将维护人民利益、代替人民发声视作一种至上信仰。返观当下，中国特色新闻学极为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取向，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延安新闻学”中优良传统的继承、延续与发展。
其二，理解“延安新闻学”的当代价值，能够帮助我们明晰中国特色新闻学“如何出发”的问题。如何出发？这需要我们正确理解“延安新闻学”中彰显的原则、结构、范畴与表述，对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积极作用。延安十三年间，中国共产党在新闻与信息传播领域进行了多种多样的探索与实践。譬如，在“延安新闻学”的成型中，《解放日报》及其改版中的运作机制始终是无法绕开的关键因素，尤为值得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中加以借鉴。彼时，***等中共主要领导人及时纠偏了《解放日报》改版前新闻生产的偏向与征候，采取多种手段调适与改造，使其能够在新闻生产中有效地抓取现实中的主要矛盾、准确地对接现实中的主要问题，成为立场鲜明、形式生动、导向正确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借此来配合“整风运动”的整体性开展。
可以这样理解，《解放日报》改版中“为新闻生产立规”的做法，既顾及了“整风运动”的形式，又彰显了“整风运动”的实质，它以“规制新闻生产”为表征，是对媒介运作的价值内核进行结构性变革的有益尝试。《解放日报》的改版使我们认识到，新闻生产从来都不单单是一个所谓媒介“惯习”“风格”“模式”的简单问题，它关乎的更是认识论转换、价值论重构的文化政治与实践理性的问题。
其三，理解“延安新闻学”的未来价值，能够帮助我们明晰中国特色新闻学“如何走得更远”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需要我们从宏观上对“延安新闻学”的构成体系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和了解，进而对构成体系中一些结构较为稳固的内容进行科学研判与缕析，以达成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借鉴之目的。一般来说，“延安新闻学”的价值内涵极为丰富，主要涉及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就理论维度而言，它主要包含对新闻传播规律的归纳、对新闻传播事业角色与性质的总结，以及对“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等经典命题的论述；就实践维度而言，主要包括对“正面宣传为主”及“宣传要以我为主”方法的强调、对新闻工作（者）基本要求的重视等。
尽管这些内涵形成于大半个世纪以前，但不能就此忽视其在当下新闻传播场域中的适用范围与解释力度。相反，研究者需要进行价值复魅，将这些内涵中绝大多数要素作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基石与实践基础。“延安新闻学”是20世纪前半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重要阶段，而中国特色新闻学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新探索。在这差异性的时间维度之间，“延安新闻学”应当成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及话语体系进程中需要继承的优秀传统，成为未来阶段里中国特色新闻学“走得更远”的思想富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