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末冬初，我终于来到了朝思暮想的延安。那时虽是只身一人，举目无亲，但是情绪高涨，心情愉快，比回到家里还要兴奋。
一到延安，首先看到的是一座雄伟的城墙，从西边的凤凰山腰延伸到延河岸边，使这座城一半在山坡，一半在平地。市场商店主要集中在从南到北的一条街道上，我们下榻的招待所却在城外，初到时只是抽空到城里看看,也听人谈点延安的古往今来、传说逸事。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让出延安，由中共中央进驻。从此，延安也就成了中国党和它领导的革命力量的首府。还在保安时，***就和丁玲开玩笑说，你看我们是不是就是个小朝廷。他还把当时任总书记的张闻天戏称为“开明君主”，把刘英叫“娘娘”。中央搬驻延安后，领导人和主要机关住在凤凰山麓，而张闻天住的院落也就被戏称为“皇宫”了。后来延安遭到日本飞机的多次轰炸，城内房屋已被破坏得一塌糊涂，大多数老百姓都从城里搬了出去。中央领导人也先后搬到蓝家坪和杨家岭，住上了窑洞。但城里也还有一些房子可供利用。例如1938年冬天我们抗大的澡堂就还在城里，让大家轮流去洗澡。所谓澡堂，就是用砖砌一个池子，中间设一口大锅，先给池子挑满水，然后在锅底下烧火，不断地烧，整个池子的水也就热了。洗澡时，人只能蹲在锅的四周，要防止掉到锅里。所以洗一次澡也挺紧张。而且论到后洗的人，水也太不干净了。一个冬天，我大概只洗了两次，有几次就弃权了。到了1939年以后，城里已经很少有人住，有些空地还被老百姓种上了庄稼或蔬菜。延安城也就变成了一座空城。
延安的地形是这样的：西边背靠凤凰山，东北隔河相望是清凉山，东南是著名的宝塔山。延河从北面流来，在宝塔山下拐了个弯儿向东流去。从南面流来的南川河也在这里汇入延河。这样，就在延安城的东南北三边形成了三条大川。以东边的大川最为宽阔平坦，后来我们还在那里修了一个用三合土作跑道的飞机场。在城区被日本飞机炸成废墟后，延安的党政军民学就分布在这三条大川的十多里以内。
我初到延安印象最深的还是它那石头城墙和清澈的延河水。延安宝塔固然出名，但是因为别处看到的多了，所以并没有在意。我在延安生活了七年，竟没有上过宝塔山，还是五十多年后重回延安时爬过一次。
延安由于自古就是边塞重地，所以修了一圈被《延安颂》称为“庄严雄伟的城墙”。城墙用很大的长方形条石砌成，这是我在别的地方没有见过的。我见到过的省、县城墙多是用砖砌的，有的还干脆就是用土夯成。延安的城墙非常结实。延河和南川河夏天常爆发山洪，可以冲走像房子一样大的石头，但对城墙却毫无办法。我有个很要好的抗大同学，后来分配到枣园的社会部工作。1940年秋的一天，他和女朋友坐在沟口一个大石头上谈恋爱。突然山洪爆发，他们来不及躲避，就连石头带人给冲走了。在李克农主持的追悼会上，我还作为生前友好的代表讲了话。另一个故事是，我们抗大的几个炊事员，夏天嫌窑洞里闷热，就常到南门外一个土木结构的露天戏台上乘凉睡覚。有一天，半夜来了山洪，把戏台子整个儿连锅端，先是很稳地冲着走了一段，直到撞到延安城墙上才散了架。只有一个人抱着根木头冲到岸上活下来了，给大家讲这次灾难的经过。
我这里要附带说一下的是，这一“庄严雄伟的城墙”后来很快就被我们自己给彻底破坏了。那已经是1940年以后，日本飞机很少再“光顾”延安。从这时起，延安兴起了一阵拆城墙修礼堂的风气。除党校大礼堂、八路军大礼堂、中央大礼堂、军委大礼堂、边区大礼堂等以外，一些次一级的机关学校也修起了礼堂。例如我们俄文学校，不到二百人，也抬回城墙的条石，修了个大礼堂，但用处很少。我就参加了修两个礼堂(本校和军委)的抬石头工作。等到日本投降我离开延安时，城墙的山下部分已拆得乱七八糟了。不知道延安的拆城墙是不是起了带头作用，反正这个传统是一直保持了下来。全国解放后仍然是到处拆城墙，连北京也没能幸免。如果说延安拆城墙还是为了盖房取料，那么北京和某些地方的拆城墙，就只能说是纯粹属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破四旧”了。
到延安后，首先要和延河打交道。汽车站在南门外，但是抗大校部却在东关。下车后就得扛着行李、趟过延河去报到。从此我就一直住在延河东岸，这就要经常过河和在河边行走，喝延河水，用延河水，和延河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我在延安的七年，从来没见过延河断水，而且平时水量还不小，除爆发山洪的短时间外，河水也总是清澈见底。我们食堂用的水，就是直接从河里担回来的。除冬天结冰可以滑冰外，其他时间洗衣服、洗澡都在河里，夏秋季还能游泳，举行游泳比赛。***的秘书、延安的著名青年哲学家和培元，就是游泳时不幸淹死在延河里的。可是前些年我再回到延安一看，延河已经变得和黄河一样，水浑浊得一塌糊涂，河床尽是黄泥，经过几道过滤才勉强可用。而且河水也变得小多了，有时还会断流。和当地年纪大的老乡聊天，他们说，“自从老毛搞了个大跃进以后，河水就变浑了。”这还是我离开延安后几十年来第一次听到老百姓把毛主席叫“老毛”，当时感到十分诧异。一想，到底还是延安的老乡！
我是1938年秋到达延安进入抗大的.到抗大校部报到以后，就被安排住进总校的招待所。由于不断有各地八路军办事处或我党我军其他机构介绍来的人上抗大，所以住招待所的人也在不断增加。学校采取的办法是随来随编队，从几个人到十多个人编一个班，满三个班成立一个区队，三个区队变成一个中队。总之，从一进招待所就有人管，就参加学习和其他活动。当时正是抗大第四期先后毕业、第五期筹备开学的交叉时期，所以我作为第五期的学员，就在招待所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蟠龙入党
在招待所住了差不多两三个月之后，我被编进抗大第五期四大队二支队五中队，开往离延安90里地的蟠龙驻扎。这是因为延安容纳不了太多人,吃和住都有困难。所以抗大有好几个大队分散到了外地。除我们大队外，xxx当政治委员的一大队就在瓦窑堡，还有个大队驻在陇东的庆阳。
蟠龙这个地方，是一个只有一两个饭馆和几个小铺子的小镇子，但是后来出了名。因为解放战争时彭德怀在那儿打了一仗，消灭了胡宗南的一个旅，是为蟠龙战役。蟠龙本来就穷得可以。打土豪、分田地，把地主都赶跑了，剩下的全是穷人。我们连队住进了离蟠龙一二里路的一个地主大院。那儿就像北京的四合院，有一圈用石头砌成的十来孔窑洞。我们队有一百多人，分十二个班。每孔窑洞纵深一丈多长，有个通铺土炕，炕前面只能容纳一个行人。这里要住十一二人的一个班，拥挤的程度可想而知。白天活动只能在室外，晚上睡觉简直无法翻身。
我们的编制是大队、支队、中队、区队和班。大队长相当于团长。支队下面有三到五个中队，我管它叫加强营。支队长就相当于营长。我们四大队的大队长先是刘忠，不久就换成了罗华生。我们的支队长是洪学智，退伍前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退伍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到蟠龙住定后就开始了抗大的正式生活，一方面积极学习，一方面开荒种地。经过几个月的了解和考验，组织已决定吸收我入党。找我谈话并且后来成为我入党介绍人的是我们的区队长张雅权。他是原四方面军的一位老红军，其实年纪还不到三十岁。他的谈话直截了当，没绕什么弯子，问了些个人情况后，就干脆说，我们认为你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可以申请入党了，一切就看你自己的决定。他所说的条件，主要是指两点。一是已经经过了一点初步考验，说我在来延安途中遭国民党扣押，和他们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而且最后从监狱里面逃了出来。当时和我一起被国民党抓起来的那几个新四军是被无条件释放的，因为新四军属于国民革命军，是合法的。正好，他们也编在我们连队，大家互相证明都没有一点问题，斗争都很英勇。二是我入校后各方面表现好，学习工作认真，进步快，劳动也是模范。那个时候，不叫劳动模范，叫劳动英雄。我被称为劳动英雄，是上了书的。张雅权说的我这头一条，后来反而因此倒了霉。抢救运动一来，被国民党扣押就成了当特务的根据，因为国民党搞“五分钟突击制”，何况我一个月才跑出来。所以这段光荣史反而成了政治包袱。至于第二条，我这个人确实有个保持了一辈子的特点，就是办事认真，全力以赴，决不落后。后来遭到批判时，这又成了个人英雄主义和好表现。我有时在和熟人聊天时也不免自嘲地说，我这一辈子吃亏就吃在“认真”二字上。不过当时听到组织上有这样的评价还是很高兴的。而且由于思想的转变，已下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决心，所以当即表示了入党的要求，接着就办理写申请和填表等入党手续。但入党介绍人按规定得两人，而我们队上的党员还很少，大约就是几个干部，于是除张雅权外，就给我找了个大队文书叫胡传孝的当挂名的介绍人。当时就交代清楚，两个介绍人的名字都得记一辈子，因为以后每次填表都得写上他们。所以胡传孝我只见了一面，但至今还记着他的名字。那时的入党容易，还表现在不拘年龄上。按党章规定，年满18岁才能入党，但我1939年4月入党，十足年龄还只有16岁半，只是按农历算，勉强可算18岁。候补期(七大后改称预备期)只有三个月，还因表现好而提前转正。
说到入党介绍人也很有意思。我自己就做过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入党介绍人，人家都记得我，可我只记得十数八个人。例如我后来当助教的那个连队，成立时基本上都是非党知识青年，就靠我们几个干部发展。一个谈话和了解，另一个挂名。我因管教育，所以多为挂名，而以指导员刘毅民为主。“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怀疑我们介绍的一些部、司级干部有问题，外调找刘毅民，他就推说：“我的记忆力差，何方记忆力好，你们去找他吧。”推到我这里，可我也记不得，不敢说人家是党员，也不敢说人家不是党员，经常挨造反派的训。
我是在蟠龙镇和其他连队共十来个人一起进行入党宣誓的。那是4月份的一天晚上，我们到了一间房子里，里面黑咕隆咚，只点了一盏煤油灯。那盏煤油灯用的是咱们自己炼的煤油，点着了，满屋子是烟，把墙上熏得黑得一塌胡涂，什么也看不见。当时根本没有印刷出来的领袖像，墙上挂的不知道是在哪本书上剪下来的马克思、列宁的像，也看不大清楚。大家宣誓前，领导先讲解誓词内容，只有简单的几条，如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服从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决议、保守党的机密、永不叛党。最后主持人还要叮咛，回去一概不能跟别人说你入了党。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抗大的党组织都是秘密的。平时要开小组会，就偷偷摸摸地通知我们，然后到山沟里或其他的秘密地方去开会。其实，一般人如果注意，从我们的鬼鬼祟祟中也能看出个名堂。转正时仍然是把我们一堆人召集到一起开会，也是一个晚上，互相看不清。
后来一了解，好家伙，秘密里面还有秘密。我在三分校学习时，队里有一个同学叫谭可夫，一般人都知道他不是党员，平常吊儿郎当的。但他觉得他这个党员当得窝囊，让大家看到他搞了半天连党员都不是，面子上实在过不去，就总想显露一下，叫别人猜到他也是党员。他和我年纪相仿，关系不错，私下告诉我，他是秘密党员，只不过他属于安全系统，和上面直接联系，任务就是来监视连队里面有没有坏人，包括党员里有没有坏人。
转三分校
1939年7月，抗大总校要上前线了。因为总校当时已有一万人，加上陕公、鲁艺等，人太多，边区老百姓供不起，于是中央决定，抗大、陕公、青训班都开到华北敌后去办。听到传达后，各队的气氛立即热烈而紧张起来。大家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都争着上前线，谁也不愿意留在后方。我当然也坚决要求随队走。但那个时候我们中队正好有四个人在打摆子，害疟疾，我是其中一个。另外三个人是：李洁(解放后当了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王兰(当了农民银行副行长)、徐宗华(后来干什么就不知道了)。我们四个人也试图“装”成好人，但“装”不过去，人家知道我们是病号。这样，我们就被留了下来。打摆子，有的是一天一次，有的是隔一天一次。病来的时候，一会儿热，一会儿冷;过去了，也就没事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时候，***给张闻天写了封信，说他又犯了疟疾，挖苦到了极点。
上前线的人是从蟠龙直接出发的，让我们四个人带介绍信回延安去。当时延安总校也留了一部分教职员工，组成第三分校，由许光达和陈奇涵任正副校长，李逸民和黄志勇先后任政治部主任，李国华任训练部长。我们就回三分校报了到。其实，我们四个人本来也不在一个班，互相间并不怎么熟悉。从蟠龙出发，磨磨蹭蹭地大概走了两天，才走到延安。从蟠龙到延安的一路上，我们没有吃到粮食，只靠吃鸡蛋充饥。因为我们只带有路条，没有粮票。粮食管得严格，鸡蛋倒是可以随便买。我身上没钱。我们四个人当中，只有李洁有钱。他为什么有钱呢？因为他和张松如(笔名“公木”，“八路军进行曲”的作者)都是北师大的学生。在他的同学中，有的在西北联大当教员或教授，有的在大后方继续工作。从他们那里，他常能争取到一点外援。但这时李洁身上也只有一块钱，我们一路上就拿这一块钱买鸡蛋吃。那时物价便宜，一毛钱就能买十个鸡蛋。
到了延安报到后重新编队，我们四个人都编到了抗大三分校第一大队第五队，属政治队。我们队的队长、指导员和区队长都是四方面军的老红军，只有管教育学习的政治助教是抗大前几期毕业、新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那时连队干部只有指导员、队长和助教三人，下设三个区队。区队长以上都是上面任命的，班长由大家在本班的学员中选举产生，有时还定期改选。我们三个人一开始都是普通学员，只是过了一阵我被选为和班长平行的学习组长。
(二)紧张的学习
头几年延安生活的主要特点就是紧张的学习。不论是上学还是工作，都是以学习为主，使延安成了一座学习城，一个大学校。正规上课的抗大更是如此。
我在延安的七年，除劳动生产、整风抢救以外，其余都可以算是学习，大体上可分为：当学员，当助教，学俄文。
在蟠龙时，可能算是预科，没分什么军事队、政治队，学的课程都一样，如社会发展史、统一战线(也称中国问题)、游击战术、制式教练等。不过当时也说，以后还是要根据学习表现和个人志愿重新编队的。这在进三分校后就开始实行了。所谓军事队，是以培养军事干部为主，除公共课程外，多教一些军事课。政治队主要培养政治工作干部和理论教学人才，政治课居多，如中国问题、社会主义概论(1939年后改为联共党史)、哲学、经济学等。当时给我们讲联共党史的是杨松和萧向荣，讲哲学和经济学的都是何思敬。吴冷西也讲了一阵列宁主义概论。但政治队也得学军事，学怎样打仗。因此，军事课除游击战术以外还有好多门。因为时间短，一门课可能只上那么几次。比如说，我们那时候要学地形学，学如何利用地形地物，什么开阔地、集团家屋、独立树等等;学筑城学，挖战壕，什么蛇形壕沟、电光形壕沟、单人掩体、机关枪掩体等;学军械学，如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又分木柄手榴弹和马尾手榴弹，如果不学就连手榴弹也不会扔)等;还学点弹道学，否则，来复线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总之，学的虽然多属常识，但门类还不少。而且很讲究实用，要经常进行野外演习、沙盘作业。由于缺乏弹药，一个学期只练习一次实弹射击。教我们的军事课的，基本上是些老红军和新参加革命但懂军事学科的人。
在三分校比在总校学习的时间要长一些。在总校，一期一般是学半年，就可先后分配工作。在三分校，我们却学了将近一年。原因是从1939年起，抗大从大后方的学生来源已基本中断。一方面，由于国共关系开始紧张，外面来的人已很难来到延安。另一方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蜂拥参加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实际上留在国统区的知青也不多了。所以抗大三分校开学后，形势已相对稳定，可以比较安静地多学一些东西了。
一到延安，学习生活就非常紧张，真是争分夺秒，互相比赛。因为大家来延安，就是为了学习革命道理，准备献身革命的，所以学习热情特别高涨。上课没桌凳，学员都是搬块石头或砖头，坐在地上听讲和记笔记。回到延安后，因总校已走，剩下一些桌凳，可以做到每班一张桌子，每人一个板凳。为躲日本飞机，上课时都是各人带上凳子到野外去上课。课外时间更加热闹，对笔记，开讨论会，个别交谈，阅读指定的参考书等等，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当了助教
我在三分校学完毕业的时候，大概是十七岁。他们觉得我理论学习学得不错，分配工作的时候，就把我留下来当了助教。这下子我就变成连级干部了，津贴也增加到了三块五。当时区队长的津贴是两块五，学员是一块。其实，当助教，与其说是工作，不如说主要还是学习。因为助教的基本任务是辅导学员学习，安排上课、联系教员等行政性工作倒在其次。而要辅导别人学习，首先得自己尽量学懂。何况我们队的学员，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多数是中学、师范学生，还有少数大学生，学历普遍比我高，年龄也都比我大。我本来就怕学员们看不起，再加上有些学员还经常提些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就更增加了我的压力。因为当助教就得给学员解答问题，不管是学习时间也好、平常时间也好，有问题大家都找你。也不论是哲学、经济学、马列主义、中国和世界革命运动史，反正有什么政治课程，就得辅导和解答有关的问题。例如一次晚上集合点名的时候，一位学员就举手提问：“《共产党宣言》中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请何助教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我就得站到队前回答说，这是指，现代社会是死劳动支配活劳动，就是资本统治劳动者;将来的社会是活劳动支配死劳动，就是劳动者当家作主，支配一切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这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所以一直记着。1979年我才恢复工作，参加设在钓鱼台国宾馆的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当年的学员，有外贸部副部长崔群、军委装配部部长李光等四五个人到那儿来看我，我还给他们提过这回事，开玩笑说他们是有意刁难。但他们坚决否认，说对我还是很尊重的。
面对压力和争取尽量把工作做好，我只有挤出时间拼命读书。首先是政治理论书籍，特别是马列原著，凡能找到的就一定往下念。像《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左’派幼稚病》、《列宁主义基础》等这些小册子和单行本，读了不止四五遍。而且也认真读起《反杜林论》和《资本论》(第一卷)来了，详细记笔记，还和邻队助教霍世章一起去旁听过张闻天任组长、成员包括王学文、王思华等著名经济学家的“《资本论》学习小组”的讨论会。其他理论书籍，如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陈唯实的《战斗唯物论讲话》等，只要能借到，也就读起来。对于这些“砖头”(在延安时人们把《资本论》这些厚书都叫做“砖头”)，到底读懂了多少，实在很难说，但是起码得到了两个好处。一个是养成了好读书的习惯。一个是基本上适应了当时的工作需要。再加上对教育行政以及其他方面工作都比较认真负责，1941年抗大五周年时还被评为“努力于教育事业、工作积极”的教职员加以表彰。国防大学2000年出版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史》上还登了这个名单。后来要开始整风了，毛主席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就讽刺挖苦“十七八岁的娃娃，教他们啃《资本论》，啃《反杜林论》”！这里面当然包括有我。在参加普遍整风的时候，也确实觉得毛主席批评得对，那些“砖头”自己并没有读懂。可是事后看来，毛主席的批评其实是错误的，连他本人也知道站不住脚，所以建国后编《毛选》时，自动把这句话删去了。事实证明，毛主席那种提法，是他一贯轻视知识、轻视理论学习的表现。他自己活到八十多岁也没有读过《资本论》，怎么能谈得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呢？可人家列宁十五岁就读《资本论》，十七岁已经对工人协会开讲了。你说列宁一开始就读懂了，恐怕也不见得。
而且延安整风前的政治、文化学习，并不限于各学校自己的组织安排，而是带有社会性，全延安都弥漫在浓厚的学习和研究空气中。例如跨单位的集体学习和学术活动就很多，包括定期地上大课，有一阵吴亮平每个礼拜在延安大礼堂系统地讲一次社会主义概论，我就基本上没有拉过;不定期的各种报告，如果是中央领导人或从前方回来的高级将领的报告，会有单位组织或通知参加，如果是学者或文人的报告，则看海报，自由参加;还有些专题讨论会，等等。此外，各种研究会或学习组织也可以说是遍地开花，上自***、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下至一些学者、文人、教员等，都可参加讨论或旁听。例如***就组织和参加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请何思敬逐章讲解，然后大家讨论。张闻天任组长的“《资本论》学习小组”，我旁听时已学完第一卷，开始讨论第二卷了。这类组织实在不少。当时的理论繁荣和学习热潮，现在想起来还使人感到兴奋和怀念。特别使人留恋的还有一点，就是思想解放、敢想敢说的风气。无论是开讨论会，还是平时谈话，经常会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人们把那些空话、套话、重复来重复去的老话和教训人的话，通统斥之为“洋政治”。有时就听到有人说，“别给我来这套洋政治！”而且一些批评和争论在报刊上也可以经常看到，更不用说街头的和各单位的墙报了。从国民党地区来的知识青年，对这种自由民主空气感到可贵是很自然的事。我这个人喜欢和人争论，被一些熟人戏称为“杠子头”。“抬杠”的习惯，大约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养成的。因为一到延安就有一种得到解放的感觉，为了革命，对什么问题都可以想，都可以说了。例如我在进抗大头一学期，还只有十六岁的时候，就和我们队的助教沙英辩论起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需求和供给的矛盾说，真有些不知天高地厚。这位沙英同志还健在，曾经当过《人民日报》的理论部主任。“文革”前在街上遇到，他已不认识我了，后来经我一提，这才说：啊，想起来了。
延安那几年，人们对理论的兴趣和学习的劲头，应该看作是全国人民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和热烈追求美好理想的情绪的一种反映，首先在大小知识分子身上表现了出来。后来整风的时候，把这种可喜的现象当作教条主义批判，搞起了“舆论一律”，我看是完全弄错了。这等于给一场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泼了一瓢冷水，一下子刹住了人们的理论兴趣。谈到这里，就使我想起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上说过的一段话。大意是：一个民族失去了对理论的兴趣，就会变成缺乏教养，不动脑筋，就会盛行金钱观念和升官发财思想。看来，恩格斯批评德国资产阶级的话，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咱们中国。把延安整风说成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或者启蒙运动，就是没有看到或者有意掩盖延安整风在历史上的长远消极影响。
在抗大学习和工作期间，人们除了读政治理论书和上课指定的参考书外，也还读各种各样的杂书。对我来说，这是因为，读马列的书中有许多引证，刺激我还想知道更多的东西。例如我至今还记得《资本论》上有一句话，“这里是罗得岛，就在这里跳吧！”没头没脑，不知是什么意思。刺激的结果就是，知道了这个，又发现了那个，读书也成了连串的葫芦。于是希腊神话呀，莎士比亚呀，能找到书，就挤出时间都看。一阵还刮起了争着看中外文学名著的风。一部著作，后面排了一串等着看的人，因此就有了时间限制，比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在一个人手上只能留两个礼拜;屠格涅夫的《罗亭》或《前夜》只能留一个礼拜等。我在学习哲学上遇到了不懂自然科学的障碍，也曾经想补课，请我的堂兄李彦圣寄了一批数理化课本，可惜用了很大劲，没有钻进去，只好拉倒。不过在时事学习上，倒是为建国后研究国际问题开了个头。那时候，延安每天出一张油光纸印的小报叫《今日新闻》，相当于现在的《参考消息》，每个连队发一份。我们队长识字不多，指导员工作忙，也没大兴趣，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一个人看。看了，就可以定期给学员作时事报告。有时外单位还找去叫给他们讲国际形势。直到后来进俄文学校当了学员，也还给同学们做报告。前不久，有的老同学遇到一起又提到这件事。
1940年秋天，抗大三分校那一期学员要毕业了，我这个助教也面临留任还是另行分配工作的问题。由于学校领导，其实就是政治部和训练部，经过将近一年的考察，认为我政治学习进步快，工作积极认真，有培养前途，因此把我调到训练部，先作半年多的准备，下学期就要当政治理论教员了。这使我得到一个更好的学习机会，正合乎我的想法，所以二话没说，就把行李搬到了训练部。与我为邻的是著名教授张庆孚、陈唯实等人。虽然我的文化程度和理论水平，同他们简直没法比，年龄也相差一大半，但是他们都没架子，把我当小弟弟看待，相处得很融洽。张庆孚就常跟我们谈他做地下工作的情况，特别是立三路线时期的荒唐事。如说，有一次为了考验一位新党员，就用红布包一块砖头，让他天黑后放到一个指定的危险地方去。陈唯实也常来我的窑洞里坐坐，一次看到我在墙壁上贴了一张毛主席的题词，他认为很宝贵，干脆坐下来抄了去。
提起这段题词，倒有一段故事。我1939年在政治队学习的时候，有位名叫董行的同学，年龄比我大十多岁，穿着皮夹克和皮鞋，留着山羊胡，显得与众不同。他到南门外的新市场买了一丈多白洋布，亲自送到杨家岭毛主席住地，留下一封请求题字的信。过了一阵，毛主席派人送了回来，他就得意地展开让同学们看。我觉得很好，赶紧抄了下来。上面写道，“血气旺盛的人，最容易性急心粗，主观的(地)片面的(地)看问题。我们要冷静细心，客观的(地)全面的(地)看问题。单有自信心，容易犯左倾。单有不足心，容易犯右倾。自信心与不足心并有，那就不会犯错误了。”陈唯实是哲学家，所以对这个题词特感兴趣。我也因为在墙上贴了一阵，就一直默记到现在。六十多年来，我还没在别处看到过，为了“立此存照”和多方求证，2003年，我在一篇刊登于《炎黄春秋》6月号上的《沉痛悼念李慎之同志》的文章中公布了这个题词。说来也真巧，过了不到两个月，《炎黄春秋》杂志社就转来这位同学的信，说我提到的就是他，并谈了请求题词的经过和他本人后来的悲惨遭遇。由于他经历稍为复杂和表现稍为特殊，在延安一直没能入党，抗大毕业后分配到部队做文化教员。在1942年普遍整风开始不久的抢救运动中，他被抓起来关进保安处，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被送到山东做教育工作，改名董破晓。此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有他的份，还变成了右派，被送往新疆，现在已九十四五岁，离休在家，仍然是位非党民主人士。
在训练部的那些日子里，完全是自己学习，愿意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基本上没人管，既不参加劳动，也没有其他杂务干扰，真是个读书学习的好机会。可惜这种自由自在的日子过了半年多，就被打断了。
学习俄文
为了以后和苏联直接打交道，特别是军事上的配合，中央决定在延安培养一批俄文人才，于是就在抗大三分校成立了俄文队。而配干部、调学员，自然是政治部的事。那时三分校的政治部主任是李逸民。把我调离训练部，动员我去俄文队学俄文的就是他。由于大后方的学生来源早已断绝，招收学员只能从延安各机关学校中抽调，首先得从本校找。而且外文要从头学，学员还得尽量年轻点。当时我还不满19岁，所以一开始就被选中了。李逸民找我谈话，但我实在不愿意学俄文，要求上前线。他就说：你小小年纪，上前线能干些什么？已经上前线的人还要抽回来培训呢，你本来就在后方工作，更应该安心留在后方。还讲了学俄文如何重要和将来多么有用这样一些话。动员到最后，看我还是不愿意，他干脆宣布，这是组织决定，不能讨价还价。这一来，我不同意也不行了，只好去学俄文吧。就这样，1941年3月，我就作为最早的学员进俄文队了。从那时候起直到1945年日本人投降，我在俄文队(经过四次调整机构和改变名称，最后叫延安外国语学校)一共呆了四年多。除了头一年和1944年9月以后这两段时间外，我们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用到整风抢救和劳动生产上去了，真正用在学俄文上的时间并不长。尽管我学习语言的天赋不高，但是当时俄文学得还算不错，1943年经过考试分班时就被分到了第一班。解放后当过周总理俄文翻译和总理办公室秘书的马列、当过驻苏联大使的李则望、当过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的付克、茅盾的女儿沈霞、黄华夫人何理良等，都在这一班。
俄文队全盛时期学员曾达到三百余人(整风审干后的1944年夏只剩下了110多人)。大队长为常乾坤，建国后当过空军副司令。教务主任卢竞如，资格很老，是1925年的党员。她后来给高岗当过翻译。高岗翻了船，她被定了“贪污”和“里通外国”两大“罪状”，在监狱里被关了二十多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得到平反。他们两位都是长期在苏联呆过，常乾坤还当过苏联的空军上校，所以俄文都很好。其他几位教员如王弼、张培成、黄正光(越南人)等，也是从苏联回来的。还有十多位教员和助教，都有相当水平。但是由于主要搞的是整风和生产，所以他们的用武之地也不多，和学员一样，都失去了两三年的时间。蒋南翔1945年3月给中央写的《意见书》批评道，单是抢救运动就使全党差不多损失了整整两年的宝贵光阴，这在俄文队和后来的俄文学校也得到充分证明。
正当我们学校大搞劳动生产，计划做到粮菜自给有余，还要用三五年的时间在我们学校山脚下建一个有五种果树的“五林园”，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日本人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抗战一下子胜利了，我们学校也自然办不下去了。半个月后，我作为第一批离校人员中的一个，就告别延安，开赴东北了。整风抢救还留有尾巴，没有完全结束，例如有些人的甄别结论还没定下来。我们播种的庄稼，蔬菜也不知后来有无人收。所有这些都已顾不上了。从此离开延安，直到五十多年后的1997年才又回去参观了一次。
(三)整风前的延安生活面面观
我在延安的生活有一大半是在抗大度过的。因为直到1942年6月成立独立的俄文学校，俄文队仍属抗大三分校和由它改编的军事学院。凑巧的是，正是这个时候，延安的普遍整风开始了，并且很快转为肃反和抢救运动。这就使延安各机关学校的生活分成完全不同的两个阶段。我在这里谈的是前一段，至于后一段整风抢救，下面还得专门谈。而且不管哪一段，各单位除业务工作和专业学习不同以外，各方面都是差不太多的。何况那时延安只有三两万脱产人员，相互联系非常密切，集体活动如游行集会、文化体育、上大课、听报告等，也很经常。所以，我一直把抗大生活看成延安生活的缩影，谈延安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是主要拿抗大作依据的。
头一段的延安，可以用两句话来形容：一方面是紧张热烈的学习，一方面是欢乐又清贫的生活。除了上面已讲过学习的一些情况外，这里我们再谈点当时延安生活的其他几个方面。
清贫简朴的物质生活
抗大学员的津贴，是一个月一块钱。在陕甘宁边区，主要流通“边币”，但也还用银元。边币是陕甘宁边区银行自己印制的，在相当时期都是和国民党的法币等价，还是相当顶用的。毛主席批评教条主义时说，“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要解释的是什么问题，看来大概只是为了挖苦大知识分子就是了。在蟠龙的时候，边币实在周转不开，我们的司务长可以自己拿张纸条子，上面写上二毛或一毛，然后把私人图章一盖，到抗大合作社也能买东西。我就用过两次。那时候人都比较老实，胡作非为的人不多。一块钱的津贴，只够买点生活用品像毛巾、牙刷、牙粉什么的。国民党加紧封锁后，牙刷、牙粉也买不到了，就自己做牙刷、用盐水刷牙。有好几年，我用的牙刷就是自己用猪鬃做的。那个时候的牙刷不像现在的牙刷，现在的牙刷一开始人们叫“玻璃牙刷”，没窟窿眼。我们那时的牙刷背面都有几排窟窿眼。只要用丝线把猪鬃绑起来，从窟窿眼儿里穿过去，把鬃毛剪得整整齐齐，牙刷就做成了。
延安生活中吃穿住的艰苦是无须多说的，不过后来也有所改善。以住来说，在抗大当学员，一个班挤着睡在一条土炕上，根本没法翻身。我从小养成蜷着腿睡觉的习惯，进抗大后很快就给纠正过来了——只能伸直腿、挺着睡。当助教后，住的条件得到改善，可以一个人住一间小平房或者一孔小窑洞了。对于从事理论教学工作来说，这实在太重要了——可以使你不受干扰地看书、备课、找人谈话。所以这种特殊待遇倒是一直得到大家的理解，无论是整风前还是整风中我都没有看到在这方面有什么反映和意见。从此以后，我的读书、学习、做学问，大多是一个人用一间屋子，真是幸运。
在延安的吃饭问题，除一个短时期外，基本上都可以吃饱，只是油水太少，作为细粮的面食很稀罕，大米饭好像没吃过，一年四季全是小米干饭和稀饭。吃干饭还则罢了，要是吃稀饭，晚上就得起夜三、四次，厕所又离得老远，经常是来不及穿衣服，光着身子跑去小便。由于很少吃面食，所以大家，特别是北方人，一遇到吃馒头或面条就像没了命一样。例如上山背柴吧，当时已拣不到多少干柴，只能见树就砍，不管乔木灌木，晒干能烧就行。而且柴禾越背越远，每次来回都得走三四十里路，这就得带上干粮。每次都是天不亮起床，吃饱一顿小米干饭，然后每人发五个到七个大馒头作为午饭。可是这个馒头的诱惑力太大了，即使才吃完小米饭，也还想接着吃一两口馒头。经过一路的思想斗争和过一阵吃一口，几乎每次都是走到砍柴地点，馒头已吃得差不多了。这时才开始砍树，捆好，往回背。每次都是背到半路就饿得不行了，经过多次休息，最后勉强回到连队，等到吃晚饭，已经是天黑好久了。
提起吃饭，我倒有点小小的本领，就是吃得快，特别是面食，这可能是在学校吃食堂练出来的，加上又是北方人。比如吃起馒头来，我是基本上不用嚼的，吃一口当场就咽下去了。开饭时，拿来一大笸箩馒头，谁吃得快，谁沾光。二两大的馒头，我一顿饭起码能吃十三、四个(连有的女同志也能吃十一、二个)。有一次我抬粪回来晚了，一问马勤(后来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你吃了几个了？他说，吃了四个了。我说：坏了，得赶快追上去。我拿一个馒头，还没走到吃饭的石头桌子旁，已经三口两口下了肚;我就再回去拿上一个(一次不让拿两个)，还是没走上几步就吃完了。结果等我吃了八个馒头，马勤才吃了六个。他一则吃得慢，二则唾腺有毛病，一吃就两个腮帮子淌大汗。我们一年到头能吃上几顿馒头啊？有了馒头，还不是拼命地吃。
我们很少吃面条。说起面条，我倒还有个拿手的本事：会擀面条。要论起擀面条，南方人毫无办法。我一个人可以擀够四、五十个人吃的面条。擀面杖有两三尺这么长，面擀开了以后，折过来，擀了再折，中间夹上餺面，擀薄了再切。吃面条，我更是拿手。别人吃面条又嫌烫、还要嚼。我不怎么怕烫，而且对他们要嚼反而感到奇怪。我说，那面条一到嘴里，就自动滑进肚子里去了，有什么嚼头呀？有一次，我吃了四碗面条，王兰一碗还没有吃完呢。于是，他就在那儿苦苦哀告，求我赶快给他盛一碗在那儿存着，要不然他只能吃上一两碗了。吃的面条只放盐，连醋都没有，更没有什么油水。
平时下饭的菜，基本上谈不到。春夏还有点自己生产的青菜，秋冬就是把晒干的白菜叶子放到锅里，用水一煮，熟了以后放盐。最后再撒一点点生棉籽油，还可在每人菜碗里看到那么一点儿油星。
在延安时期，大家都盼着共产主义。但什么是共产主义，谁也说不清楚。有时一起议论，一些人干脆说，到共产主义有馒头吃也就行了。日本投降前后，有的单位出过墙报讨论，关于抗战胜利后，进了大城市，你首先要做的是什么？有人说，要先买个洗脸盆。有人说，我要先洗个澡。也有人说，放下行李就下馆子。可见那时人们的物质要求有多么低。
延安生活中衣食住行中的衣，更是随便，谁有什么就穿什么。一开始，各人都带有行李，衣服能穿一阵，穿破了还可以撕成布条打草鞋，或自己改一改、缝个裤衩什么的，公家只发一套从国民党那儿领来的军装制服和有青天白日的军帽。1940年起就每人每年发一套衬衣，两年发一套棉衣。棉衣，许多人都是凑合着穿，破了补。我和几个会织毛衣、缝衣服的人，是头一年穿新棉衣，第二年来个大拆洗，里子面子全翻过来再从新缝上，变旧为新，还挺像个样子。反正是各显神通，除了军队上比较讲究外，大家的穿戴真是五花八门。我看见冼星海在文化沟指挥《黄河大合唱》，穿的就是陕北牧羊人穿的光板羊皮袄，听唱的***等人戴的是羊毛擀的毡帽。
延安的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但精神生活还是健康愉快的。新的思想还使一些人以贫为荣，甚至故意穿得破烂一些，以表示自己的“无产阶级化”，讲究吃穿反而会被人看不起。
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
整风前的延安，到处洋溢着一种自由、活泼、生动、欢乐的气氛，真是生龙活虎，劲头十足。自由空气和平等精神，也许是我们这些青年学子到延安后最重要的感受。这里只随便举几个例子。
遍地的歌声
延安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也许就是《延安颂》上说的“到处传遍了抗敌的歌声”。只要一集合，就要唱歌。我们平均一个星期学一首新歌。杜矢甲、郑律成都教过我们。每天早上集合，先唱歌，唱完歌再吃饭;晚上点名，也要唱歌。开联欢会或纪念会、晚会，更要唱歌。集体唱的，主要是救亡歌曲。这种歌子，我现在还能记得几十首。歌颂自由、民主、平等的歌子也很盛行，什么“我们为了博爱、平等、自由，愿付任何的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连《太行山上》这种抗敌歌曲，也要特别加上“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的句子。后来还兴起了大唱苏联歌曲之风，特别是在我们俄文学校。此外，也可以自由学唱一些国民党地区当年的电影插曲。例如《渔光曲》、《夜半歌声》、《梅娘曲》，甚至《秋水伊人》、《何日君再来》等，我就都是在延安学的。当年唱歌的这种自由空气，还没听到有人干涉过。
唱歌，最热闹的还是集合开会的时候。无论会议规模大小，歌声总是此伏彼起，啦啦队也是喊个不停。连队开会，各班相互啦;全校开会，各队相互啦;几个单位或全延安的大会，就“一致对外”地啦，例如“鲁艺来一个！”或“抗大来一个！”。而且还经常“啦”到了中央领导人和有说唱特长的人。荣高棠就是因为演出“卖梨膏糖”的节目，连名字也改了(后来把高糖改为高棠)。有领导人参加的会也就啦领导，包括朱德、***、张闻天。记得一次朱德就在不断的喊声下，被迫站起来唱了一首北伐时的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齐欢唱！”我们的副校长罗瑞卿，在欢送总校上前线的会上，大家一直喊要他唱歌。他因打仗时下颌受过伤，咀张不大开，所以就咬紧牙关用尖嗓的四川话说，“同志们，明天我们就要走马登程了，本来应该给大家唱个歌子，可惜我不会唱喽，对不起，对不起。”这几句话，后来成了一些晚会几个人学说的“保留节目”，所以印象特深。其他一些领导人如***、张闻天等，任凭你怎么喊，他们就是岿然不动。但这说明，毕竟那时人们敢这样喊。
经常的集会
那时延安的会也特多。这里说的会并不是那些学习讨论会、生活检讨会、早集合、晚点名，而是指大型集会，由许多单位集中到一起开会，进行纪念、庆祝、表民意、听报告等，有时开完会还要游行。那时热情高，打小旗、呼口号，从不厌烦。特别是“红五月”，从五一、五三(济南惨案)、五四、五五(马克思生日，延安规定的学习节)，直到五卅(上海惨案)，要开不同规模的许多会，而且每次会上都有一些领导人讲话。记得1940年朱总司令在学习节的大会上动员大家学习时就讲过，不久前在西安的一次国防会议上，他就把胡宗南等国军将领讲得没话说了，原因就是他学过辩证法，那些家伙却不懂。而且他那时讲话还有点旧社会的语言影响。提到云南起义后他任旅长，在四川打的一次胜仗，他说，“那次战役是谁指挥的？就是兄弟我。”***也常在大会上作讲演，但开始时我听不懂他的湖南话，曾闹过笑话。例如1939年八一在追悼平江惨案烈士大会上的讲话，我就把他一再讲的反共派，听成了“黄公帕”，以为这是一个人的名字。那回也是我第一次看见毛主席发脾气，用粗话骂“黄公帕”，说他们搞什么统一战线，“统他妈个卵子”。每次开会，还有其他领导人以及各界代表讲话。讲话也比较自由、随便，从来没见过有人念稿子。
开大会的还有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听报告。除了延安的中央首长常给大家作报告外，从前线、大后方和国外回来的或来访问的人，也经常请他们作报告。周恩来副主席每次回来，抗大或联合其他单位，总要请他做报告。连从美国回来的陆璀、从南洋来参观的陈嘉庚，也都到抗大作过报告。还有一次印象特别深的是王明的报告。大约是1939年春天，他才开完国民参政会从重庆回来，给大家讲参政会的斗争。那时等级制度并不森严，听报告的人可以在报告中间或报告后向报告人随便提问题，站起来问也行，但递条子的多。王明正讲着，就有人递条子问：我们共产党有七名参政员(按指***、陈绍禹、董必武、林伯渠、秦邦宪、邓颖超、吴玉章)，其他人都去，为什么毛主席一次都没去过？王明回答也很俏皮。他说，你们会不会下象棋？难道不知道双方的将帅是不能见面的，一见面不是就将起军来了？六中全会已经实际上确立了***的领袖地位，王明自己发言也说要众星捧月。但是这一情况没向下传达，各种会上对***的介绍仍然是“我们党的领袖之一”。所以对王明的答复我们并没听懂，以为只是指军事统帅，一个是国民党军委的委员长，一个是我方的军委主席。实际上王明指的是两党领袖。
活跃的文体活动
那时的文化生活真是丰富多彩，除了遍地歌声外，还演出各种各样的戏，更不用说办墙报、写文章了。陕北的秧歌，经过鲁艺等单位的改造提高，就变成了许多秧歌剧，不仅老百姓爱看，干部、学员、领导人也都爱看。当时延安有几位专心致志于通俗化、大众化的文化人，如诗人柯仲平连编写到朗诵的街头诗，马健翎编导的秦腔《血泪仇》、《三滴血》，以及一些眉户(地方戏)和秧歌剧如《夫妻识字》、《十二把镰刀》等。一个时期，由于***的点头和胡乔木、周扬等人的提倡与组织，延安还演起了许多中外名剧，如《三姊妹》、《钦差大臣》、《马门教授》、《前线》、《雷雨》、《日出》、《北京人》等等。大家看得特别起劲。《雷雨》、《日出》、《前线》我就看了好几遍，以至一些台词都可以背下来。与此同时，康生等人又提倡起唱京戏，组织“平剧团”。经过一二○师，搞来不少行头和乐器，党校和鲁艺都在演唱传统和新编京剧，从《打渔杀家》、《岳母刺字》、《八大锤》、《珠帘寨》到《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领导和群众一起看，散场后一起走。一次我就在散戏后听到吴玉章等人和***议论，说看来我们也得派一些“王佐”去找“陆文龙”，到将来反攻时搞里应外合。不但这两个单位，后来连我们二百多人的俄文学校也借戏装组成了演出团，常彦卿(解放后任外贸部部长助理)和王麦林(曾任全国科普秘书长)合演《武家坡》;张东川、付克、何理良等演《牧虎关》。邓友民写和画的海报及招贴画还颇有水平。直到整风抢救以后，除“大、洋、古”的戏不再演了外，其他各种形式的戏还在创作和演出。例如曾同我一起进军东北时打前站的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大化，就是戴着“特务”帽子和李波演《兄妹开荒》的。1944年后，一些人的特嫌问题还没搞清楚，就已投入创作和排演大型歌剧《白毛女》了。
体育活动在整风前也很活跃。抗大最盛行的是篮球比赛。我就多次看到朱总司令和大家一起打球，一些人还特别多给他球，让他投篮。夏秋季还常在延河积水的洼处进行游泳比赛。一次有个取名“飞鱼队”的组织，把通知错送给了康生。
康生还为此写了一首打油诗，道是：“邀我游泳吃一惊，字如飞鱼认不清。半天识得一个字，原把康云误康生。”后来谢老(觉哉)谈写字应规范化的文章中在报上公开引用了这首诗。
其他文体活动还不少。例如各单位，抗大就是各连队，都有俱乐部组织，由大家公选主任和各种委员。我就多次当选过宣传委员，除给大家报告时事，为墙报组稿等外，有时还要办点“外交”，和兄弟单位联系，商量一同组织联欢或学习讨论会之类的事。给我印象深的是和住在我们旁边的三五九旅家属学校的联系。以前，王震率三五九旅从前线回陕北，在驻绥德、米脂期间，曾有意让一批老红军干部就地找对象。于是许多干部就在当地找到了爱人。其中也有笑话。说是有两个军官同时看上了一个本地姑娘，都托人说合，可姑娘不知谁的官儿大，问部队上一位介绍人：团长大还是司务长(排级)大。被问者是帮司务长说情的，回答说：当然司务长大。于是姑娘就嫁给了司务长。结婚后到部队上一了解，才知上了大当，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后来三五九旅上前线了，不能带家属，分散开又怕出问题，因而办了个处于半封闭状态的家属学校。大家平时学文化，但总有点苦闷，需要搞点文娱活动，可又不能和外单位的男性多接触。学校的负责人叫王芙(她的丈夫邹文轩，解放后在哈尔滨办飞机制造厂)就找我帮忙，我除了给她们讲形势大好的时事和设法联系别单位给她们搞点演出，也实在没法可想。因为她们不能和外单位搞联欢，更不能办跳舞晚会，连看都不行。
民主的气氛和实践
提起办墙报，就令人想起延安前一个时期的民主气氛。各单位的墙报，除发表学习心得、问题争论等以外，谈时政和向组织提意见也是一个重要内容。那个时候，提意见比较随便，领导上可以答复，也可以不答复。答复，也就是在晚点名时说一下。因为每天点完名，指导员都要讲话，内容除讨论连队上存在的问题外，大多是些空话、套话、车轱辘话，人们听烦了，后来就流行一个顺口溜，说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指导员来讲话”。墙报上的意见，领导上或者没看或者不好讲，反正往往没人理，还不如直接写信。例如我在1941年一个短时间内就写了两封信。一封是写给贺龙的。说的是同一个连队的学员，抗大每年每人发一套衬衣，但一二○师调来的人，再给他们单独发一套。我说，这不但本身已经是山头主义，而且还在助长和培养山头主义。后来贺龙专门派人来向我作了解释。虽然没能说服我，但表明人家还是把我的意见当作了一回事。第二个意见是关于生活问题的，具体内容已经想不起来了。信是直接写给校领导的。当时三分校的校长是许光达，副校长是陈奇涵。来我们大队讲话的是陈奇涵。对我提的问题作了答复和解释。但由于我的署名用了个“何方谨上”，他答复时就念成了“何方谨同志”，结果大家也弄不清提意见的是谁，一时变成笑话。在当时，提意见是一种很平常的事，一些文化人还写成文章发表在报纸或刊物上。这也确实反映了民主的气氛，但是后来一出“事”，可就坏了。1959年外交部党委把我作为“张闻天反党宗派”主要成员进行批斗时，曾提出我是一贯反党，一个重要证据就提到那次给贺龙写的信。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只能承认并作了检讨。
这里还可以讲一次民主的实践，就是1941年选举第二届边区参议员。我们三分校和鲁艺、自然科学院三个单位为一个选区，产生一个参议员。我们提的候选人是当时的校长郭化若，鲁艺提的是院长周扬，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退出竞选。因此参与竞选的只有郭化若和周扬。郭化若因参加军委会议，委托俄文队队长曹慕岳替他竞选。周扬则是亲自出马，除谈了自己的施政意见外，还批评郭化若缺席，说明他对选举不够重视，将来还能保证负起参议员的责任吗？双方的啦啦队也是嚷成一片。我只记得鲁艺的啦啦队长是我的老乡刘炽(著名音乐家)。他能出洋相，花样翻新。只听他大喊一声，“《安娜·卡列尼娜》是谁翻译的？”鲁艺齐声答曰：“周扬！”相形之下，曹慕岳就名堂不多。但选举结果，由于抗大人数大大超过鲁艺，结果还是郭化若当选。周扬上台讲话说，其实他和郭化若都是共产党员，不论谁当选，也都得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徐老最后上台说，他是鼓励搞竞选的，这也是将来和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竞选时的预演和操练。过了一阵，第二届参议会开完了，郭化若迅速向三个单位的选民作了传达，其间还回敬了周扬两句，但周扬那次没参加。郭化若提到，有人说他上次请假是不重视参议会工作，其实他是很重视这一工作的，而且保证一定做好，请大家监督，云云。不管应该如何评论当年的选举，这总是我平生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见到过的竞选活动。
平等的人际关系
在延安的生活中，给人一个很重要的感受，就是觉得人和人是平等的。那时一切机关学校都是军事化组织，不但有上下级之分，而且强调的也是厉行服从。但是并不觉得谁拥有不正当的特权，或者有权就可以欺负人，而是确实认为上下级只是分工不同，在政治上还是平等的，上下级关系没隔阂。例如前面说的开大会，就体现了关系的平等。首长坐在主席台上或演出时坐在前排，大家觉得应该。有的首长来晚了，前边还有人自动给让位。有的首长干脆坐在后面的人堆里，和大家一起，也不会有人觉得奇怪。啦首长唱歌也是平等和亲切的一种表现。当时最盛行的是请首长题字签名。开会时队列不能乱，但只要一散会，一些人就掏出本子拿出笔请首长题字签名了。我就多次看到毛主席一边走一边给人题字，只是简单地写“前进”、“奋斗”、“努力”等字样，直到走出会场外上马为止。节假日，还常碰到中央首长和大家一样地在街上走来走去。特别是他们喜欢去文化沟(原名大砭沟，后因文化设施多些，给改了名)。他们都是骑着马来，进沟后下了马，让警卫员牵着马在远远的地方等着。那时中央领导也很随便，没有解放后那种前呼后拥的现象。在街上遇到，也是各走各的，可以打招呼，也可以不打招呼。一次我在文化沟就看到，***见何思敬走过来，赶忙上去打招呼。而何思敬却只点点头就擦肩而过了。后来他给我们上课，才发现此公确实有点傲慢。例如问他哲学参考书是否应该读《大众哲学》。他竟回答说，那天上厕所时翻了一下，接着连说了三个“看不懂”，因此建议大家看参考书还是看马列原著。你看，对《大众哲学》多么不屑！还有一次也是我亲眼看到，陈云进延安城北门被站岗的挡住，问他是哪部分的，为什么不系风纪扣。陈云规规矩矩地扣上风纪扣才让进去。那时延安没汽车，有些人连马也不骑。毛主席后来坐的是洛杉矶华侨捐赠给八路军抗战用的小巴士。在抗大总校上前方去以前，我在延安看到惟一骑自行车的只有罗瑞卿和他的警卫员。据说是他用《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在大后方出版所得稿费买的。另外，吴玉章老人因怕骑马危险，在延安常看到他骑毛驴。但江青喜欢骑马，我曾几次看到她在东关飞机场骑马跑。
一进抗大，就有回到家里的一种感受。这除政治思想等原因外，亲密的同志关系也是个重要因素。无论编到哪个队哪个班，大家都团结友爱、亲如家人。那种互相照顾、互相帮助的精神是后世的人难以想象的。当干部的确实做到了以身作则。例如我碰到的第一个班长，姓李，在我们班只呆了两三个月就调到别的班去了。临走欢送的时候，连我在内，不少人都哭了。他真做到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逢事先替大家着想。那时在班里以我年龄最小，他总帮我收拾被窝打行李，连全班的毛巾怎么挂、牙刷怎么摆，都要每天整顿一番。其实他的年龄并不比大家大多少，只是个高中生。对多数人来说，一个连队的文化水平和年龄都差不多，中学程度，二十上下;但对少数以至个别人来说，相差可以隔代。例如我们队，年长的有四五十岁，年轻的有十二三岁。有两个人干脆是父子，分别编在两班。不管年龄和文化的差别，课程、操练、劳动却都是一样的。当时的同志关系，完全做到了像一首苏联歌曲上所唱的：“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这个称呼比什么都亲密。”人们把抗大比作一座熔炉，确实，许多人一进去就很快被熔化了。包括一些国民党，甚至特务，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也会坦白自己的身份，决心弃暗投明。
团结友爱的同志关系并不妨碍经常的争论和互相批评。除我们前面谈过的，经常会为学习内容和其他理论或文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争得面红耳赤。另外还有定期的生活检讨会，就思想、学习和生活问题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对这些，大家的态度都是很认真的，即使有人对你提了意见，你也会感到是为了你好，并不是找茬子和整人。不但互相批评时态度温和，而且事后并不影响相互关系。我只见到对不同意的批评有会后相约解释的，还没遇到过因此结仇的。这和后来的思想斗争很不一样。还有件有意思的事，是我们在1939年上半年实行的“五分钟检讨”制。由于晚上没灯，除了摸黑讨论学习问题外，临睡前还躺在被窝里对自己当天的学习、劳动、生活作点反省，多是些芝麻小事，如今天某一劳动没主动去做、吃饭时菜吃得多了点，对别人照顾不够(这时还不是分菜给个人，而是一班由值日生打来一盆，大家围着一起吃)等等。谈的比较随便，不讲也可以，没人勉强。有时正在说着，有些人已经睡着了。
军事化生活片断
除了前面所谈外，最后再附带谈点抗大生活中的军事化片断。
抗大是军队编制，应该说一切生活都是军事化的，这也是大家来延安的追求：学军事、上前线、打日本，所以说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不过真的习惯军事生活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以军事演习来说，平常白天还好说，晚上就要出洋相了。例如在我当了助教后，连队来了一次半夜的军事演习。当时大家睡得正熟，突然吹起了紧急集合哨子，按照平时的演练和理论上的要求，应该在二十分钟内就穿好衣服打好背包，半小时就集合完毕出发。那时正是皖南事变后的反共高潮，指导员在动员讲话中宣布，国民党军队已经快到延安南面几十里地的劳山了，上级命令我们立即朝东面甘谷驿方向转移。接着队长就下达了出发令。队伍急行军到城东十里的桥儿沟(鲁艺所在地)，队长宣布这是一次军事演习，现在向回走。这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经检查，多数人表现不及格，路上丢掉的东西不少。有一位山西来的大学生，把东西往毯子里一堆，抓住毯子四个角背着就走，向回走时只剩下一条毯子，其他东西只好再沿路去找。有的人甚至连鞋子都丢了，极为狼狈。
再比如晚上站岗放哨，虽然也只是个把礼拜才轮到一次，但轮到不好的时间就实在够呛。每人站岗的时间为烧完一根香。因为当时连队没有钟表，就以烧香代替。轮到天黑后和天亮前都好办，但轮到半夜就艰苦一些。有的人半夜睡得正香，带班的班长或副班长悄悄(以免惊动别人)把他捅醒，到交班时却不见人来，回去一看他老兄又躺下睡着了。我轮到最倒霉的一次，是看守一堆死去的同志。那是1939年秋天，前方一批据说是搞宣传工作的干部回到延安来开会。这年9月1日，日本飞机来了，他们和周围的人总共有三四十，就往一个大石头窑洞里躲。结果一棵炸弹落在了窑门口，气浪把他们全都冲死了，只剩下两人(其中一人为胡乔木的夫人谷雨)幸免于难。白天，人们把他们的尸体挪到窑洞外平地上摆放着。正好这天晚上半夜轮到我站岗，看守这些尸体。带班的班长四处走，看尸体的就我一个，简直怕得要命，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心里一再念叨学过的唯物论：世界是物质的，死去的人也是一种物质，没什么可怕的，鬼魂更是没有的。以此给自己壮胆。但是不行，还是怕。心想，这理论联系实际怎么就这么不容易。而且时间过得真慢，那根香也似乎烧不动，于是我就拼命地吹，只是别让带班的看见就是了。这是我平生对时间观念印象最深的一次，那时还不满17岁。后来读《聊斋》中的《惜余春》，词中说：“慢道长宵似岁，侬视一年比更犹少”，当时的感觉真是一年也比不上那一根香。
那一阵跑警报也是常事。1939年日本飞机对延安的轰炸特别频繁。城里几乎已被炸平，但东关还剩有一条小街、几家铺子。倒霉的是我们连队仍住在东关原总校所在地的一排平房里，因此跑飞机就成了家常便饭。而且当时信息特差，日本飞机已经过了黄河，不知从绥德还是宜川打电话给延安，延安经研究判断和报告请示后再鸣枪发警报。有几次是听到鸣枪，飞机已经飞到头顶上。因此，人们躲飞机就不能完全靠警报了。不论白天晚上，只要有人喊，“飞机来了！”大家总是拔腿就跑。于是也多次闹笑话。例如一天晚上有人说梦话：“飞机来了！”旁边的人起来就跑，一时惊动全队，指导员、队长也跟着跑。跑到飞机场边的壕沟，一些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下跳，有好几个人摔伤了腿或脚。后来一看没什么动静，觉得不大像，就追查怎么跑起来的，这才弄清是有人说了梦话，而说梦话的人也是被人惊醒，跟着跑了出来，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夏天蚊子多，为了睡好觉，我发明了一个办法，就是用被单缝成一个筒子，连头带脚钻进筒子睡，脖子下面拴条绳子，起床时解开绳子就出来了。一次天快亮时突然来了飞机，一着急，那条绳子怎么也解不开。最后撕断绳子，用那个被单往身上一裹，跑进了山下的石头窑洞(图书馆)。当时因为缺衬衣，更不发裤衩背心，所以夏天一些人就只盖个被单或别的东西光着身子睡。那次跑飞机就有个小同学，一时忙乱竟然光着身子跑了出来。到图书馆躲飞机的男女学员都有，挤成一团。他实在不好意思就要求和我共裹一个被单，我说，那怎么行！连我不也暴露了？他只好钻到个旮旯蹲下，等人家都走完了才三步两步跑回来。
这年冬天，我们连队的同学有一两个月干脆不脱衣裳睡觉。因为跑起飞机来往往不是来不及就是找不到自己的鞋，光脚跑出去不但受冻，主要的是脚上扎得不行。所以我就自己做了一双厚袜子，一有警报，我可以跳下炕就跑，为此，还真占了点便宜。
1940年，我当助教的新连队已搬到半山上的窑洞住，原来的那些房子干脆扒掉了。但此后日本飞机反倒来得少了，而人们的心理却发生了变化，从怕飞机来变为希望它来。原因是这时住窑洞已经很保险，飞机来扔炸弹还可以捡炸弹皮卖。当时边区不产钢，钢在延安成了宝贝，不但制造枪械需要，就是一些农具如锹、镢、镰刀等，前面的刃上也都得加上一点钢，因为生铁铸的太脆，熟铁打的太软，一用，刀刃就卷起来了。连前方根据地，制造枪炮，都靠破坏铁路后搬回的钢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打造农具用钢很多，所以这炸弹皮就更值钱了。但说来也奇怪，越是希望日本人来扔炸弹，他们却越来得少了。有时轰炸过后，我们就赶快跑向投弹处，炸弹皮已被就近的人检去了。不过有时也可在炕土里挖到几块碎片，这就卖不了几个钱了。太平洋战争后，日本飞机再也不来光顾延安了。
(四)劳动生产
延安生活中，劳动生产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而且贯穿前后两段。从我个人的经历看，延安整风前的劳动生产还不算太多，1942年以后，劳动才越来越繁重。这除了主观上对形势的估计和任务安排外，也与国民党政府对我们减少供给直到停止发饷有关。比如，从我到延安后，一直到1941年，劳动都不算太多。因为八路军属国民革命军，军需由国民政府供给，据说每个月要发五十万元法币。我们抗大自然也能分到一些军饷。当时穿的衣服是国民党发的军装，戴的帽子上有青天白日国民党党徽。但是，国民党的军饷数量不够，什么时候发给也不一定，而且延安脱产人员太多，所以我进抗大不久，中央就动员劳动生产。1939年2月2日，延安开了动员大会，***提出进行生产劳动，解决吃饭穿衣问题。
动员会后，我们四大队开往蟠龙，大概不到一个月，就上山开荒了。那时大家的劳动热情很高。每天扛着镢头、排着队、唱着歌上山。路上也很热闹：各个班自己分别唱歌，互相拉着唱歌，或者大家来个齐唱。到了开荒地，各级领导已事先分配好一天的任务，各班就分散成一个扇面，用撅头朝着山头向上挖。那时蟠龙人少地多，荒山有的是，而且土地革命后已没有地主了，可以由我们挑选向阳的山坡开。
我们五队是个知识分子队，绝大多数是从来都没参加过农业生产的学生，一开始不大适应这种劳动，不会干活。比如说，镢头怎么个拿法，就很有讲究。要是不牢牢地抓紧镢把儿，手上很容易打泡。有人手上就很快起了血泡。但是大家的劲头还是很足。手破了，缠上纱布、咬紧牙关继续干。当时的口号叫“轻伤不下火线”。劳动是有指标的，每班每人挖了多少，最后要用皮尺量。最多一人一天能挖三分地。大约只有老红军才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一般人能挖出一分地就算不错了。开完荒，接着就是播种。我在劳动中的表现是比较出色的。一来我从小劳动，干农活比较熟练。二来我劳动劲头大，拼命地干。张松如等记者随时了解劳动情况，有了值得写的东西，就当天写出报道，登在抗大的生产快报上。他们看到我年纪小(还不到十七岁)、肯卖力、成绩比较突出，也写过我的事迹。当时还出过一本名为《生产战线上的抗大》的书。记得这本书最后印成的是毛边不裁的那种，读的时候得由自己去裁开。在这本书里有一篇文章题为“独战一方的四大队”，其中就把我称为劳动英雄。那时候还不兴劳动模范这个叫法。
总校上前线后，那些开荒播种了谷子(小米)的地，大概留给了当地老百姓。1939年7月，我们几个病号回到延安编入抗大三分校，农时已过，就没再开荒了。1940和41年，也都没有开荒种庄稼。
1940年的劳动内容，主要围绕自己的生活安排，如背柴、背煤、轮流做饭、整理环境等。1941年又增加了在平川种菜，抽人开些作坊以及其他公派任务如修飞机场等。总而言之，对我们大家来说，这两年劳动并不多，主要时间还是用在了学习上。
一个时期我们的劳动内容还加了一项背粮食。我们一个礼拜要到安塞去背一趟小米。粮站离延安五六十里，一天要打个来回。队上头天就宣布：明天去背粮食，大家准备好裤子。为什么要准备裤子呢？那时没有口袋，只能用裤子装粮。背粮食时，我们把粮食倒进两条裤腿，把裤脚扎好，往肩膀上一搭，走起路来还挺利索。后来，有些老同学见面开玩笑，还学当年区队长出发前的号令：不要忘掉带上裤子！
1942年后，俄文队的生产劳动任务开始繁重起来，劳动也比较多样化了。在***的长期打算和丰衣足食的号召下，1943年改建的俄文学校，进一步开展起大生产运动，上级定下的劳动指标更高了，粮食一定要生产出多少多少，要求我们不光是自给，还得交些公粮，并且要设法赚一点钱。这时，又正值抢救运动高潮。但整风抢救还不能耽误农时，要做到整风生产两不误，所以生活相当紧张。俄文是基本上不学了，既没时间，也没心思。
在大生产运动中，延安附近的荒地已被各单位开得差不多了，我们学校只在杨家岭争到一块，种上了土豆。大面积开荒种地就找到离延安好几十里外的杜甫川去了。为什么叫杜甫川？据说是唐朝安史之乱时，杜甫曾逃难到此。“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一诗，就是写他妻小还住在这一带的。学校除女同学留下纺线外，男同学全部开到杜甫川，分住在不知什么时候什么人留下来的一批窑洞里，就地埋锅造饭，上山开荒，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从开荒到播种，相当紧张地干了两个多月。当时的荒地漫坡地已经很少，一般都比较陡。最陡的我们把它叫“挂画地”。从山下望去，一批人参差不齐地排成一条曲线轮着镢头向上挖，真像挂的一幅画。由于坡太陡，有时一不留神站不稳，就会滑下来一段地。我就滚下来过好几次。那时也不管什么水土保持，只要能种上庄稼，还是有荒就开，遇到灌木树丛(大树老早就被砍伐一空)，就来个披荆斩棘。当时最恼火的是遍地甘草，盘根错节，怎么也挖不干净。播种完了后锄草时，不但甘草难锄，而且碰上它的根还可带出好些谷苗。
我们的菜地却是近水楼台，在飞机场旁有百亩川地，可用井水灌溉，种的菜有十多种，自给有余，除送别的单位和卖出一部分，还烂掉不少。特别是西红柿，夏秋间，在我们窑洞前面，经常堆得像小山似的，一堆一堆的，谁愿意吃，随便拿。但是生吃是它，做菜还是它，又没油水。开始时兴趣还挺大，后来就越来越感到不好吃了。蔬菜丰富，但是粮食品种单一，总是小米，遇到吃面条或馒头，就不免发生抢的现象，而且好像总是吃不饱。在杜甫川开荒时，一次改善生活吃包子。一个饭量大的同学卢振中(后来当过武汉华中工学院副院长)，二两大的包子吃了24个后才打听是什么馅。直到最近，老同学遇到时还常以此作笑谈。
除了种粮食和蔬菜外，我们还分别在东关和南泥湾开办了养猪场和豆腐坊、酱园等小作坊，抽调一些同学停止学习专门去劳动经营。那可真体现了延安精神。人们的觉悟高、干劲大，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讲价钱，保证干好。后来长期担任中直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的高福有，就被分配去做豆腐。他钻研业务、埋头苦干，心甘情愿地给大家做了几年豆腐，吃不完还拿出去卖，为公家赚点钱，曾当选全边区的劳动模范。还有个叫江淮的同学，大学生，四川人。他说他会做酱，也真会做。于是就让他带了几个徒弟去做酱。我去参观时，才发现，做酱脏得不行。他们用脚在里面踩。我说，你这个脚洗了吗？在里面乱踩？他说，洗不洗的，无所谓。后来我到地方工作时发现手工做酱都很脏。所以这酱，是只能吃，不能看的。
为了解决穿的问题，我们还不分男女，每人一辆旧式纺车整天纺线。纺线可是个巧活，女同学大多纺得好，一些男同学可就有点抓瞎了。倒如凌祖佑(现在铁道部离休)一拿起棉絮手上就出汗，急得他经常两手在地上搓，棉絮当然也搞脏了。女同学中不少人能纺出又细又匀的一等线，即由三股线合成、可供缝纫机用的线，当时大家叫“机器线”。后来我也可以纺出机器线，这在男同学中还是少有的。至于多数人纺的线，不是嫌粗就是粗细不匀，只能用来织质量差的粗布。同我睡一个炕的邓友民，名堂多，能发明创造，还给纺车安上了个加速轮。他是《新民报》邓季惺的弟弟，上海美术学院毕业。解放后，他因为懂俄文，就当了中国和波兰最早联合办的轮船公司的中方代表。这个公司是由双方轮流当董事长的。
紧张的劳动生产，确实收获不小，生活有很大改善。例如不但蔬菜供应充足，吃上了豆腐，过个十天二十天还可会一顿餐，每人分到一大碗红烧肉，可以完全吃饱。而且几乎每次会餐后都有不少人出洋相。由于吃得太饱爬不上山，饭后总有些人在回宿舍的路上躺到半山上，东一个，西一个。我和另一些人的办法是，在窑洞前不停地跑步来促进消化。也有不少人吃得拉肚子。虽然每次都要弄出些笑话，但是大家还是盼望会餐，杀一口猪就一顿吃完，不愿平时匀着吃。
同1942年前那段劳动比较，这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劳动热情下降，情绪普遍不高，再没有以前那种满山遍野的歌声和热火朝天的干劲了。我们在杜甫川劳动时，来回的路上几乎听不到说话声，一些人拿着小说边走边看，一些人只是低头走路。如果听到说话声，多半是有人在发脾气或吵架。劳动休息时，也是有人看小说，有人倒头便睡。有时也可听到歌声，那就是个别人站在山头唱他喜欢的歌或借唱歌以泄愤，《夜半歌声》就曾流行一时。在我的记忆里，杜甫川前后几个月的劳动，好像一次集体唱歌都没有，即使领导号召，也无人响应。劳动有定量，开荒、锄草都是按人分片的，而且不到时间也不会收工。因此，一些调皮的人就骂老天爷为什么不下雨。如果看见乌云过来，有人就会说，希望最大的雨点下到(管我们劳动的)队长的鼻子上。一次，校长曾涌泉爬上山来看望大家，有的同学如罗焚(现从全国文联离休)就硬说是来打猎的，一直争论了几十年。可见对立情绪之大。
造成这种情绪低落的主要原因当然是整风抢救。不但被抢救的人(不在少数)火气很大，就是一些抢救别人的积极分子，不是由于感到孤立就是因为有其他想法，也提不起劲儿来。另外，也由于当时中央和一些单位领导对形势估计过分悲观，把困难看的太重，把抗战胜利看得太遥远。因此加大了生产任务，作了长期留在延安的打算。这种估计和部署是有些脱离群众的，所以调动不起大家的积极性。我们这些教职学员们的想法是，既然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就应多抓学习，不必拼命扩大积累，为“丰衣足食”花费太多时间。所以当时不少同学就对这种想法和规划不以为然，提起什么“五林园”之类，都是用讽刺的口吻。
(五)延安整风
整风分两个层次
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了。整风，我是从头到尾都参加了的，但那只是一般中下级干部和学员们参加的普遍整风。当时以至后来很长时间，都不知道延安整风分两个层次。其实决定中国命运的，主要的还是上层整风，而且在这两层之间隔着一座密不透风的墙。像我这样参加了普遍整风全过程的人，就对上层整风一无所知。什么两条路线斗争，中央的什么事，直到我离开延安也没听说过。近几年常和老友曾彦修谈到延安整风，结果这老兄和我一样，也是什么都不知道。他当时在中宣部，是在胡乔木的直接领导之下工作的，可是有关整风，胡乔木什么话也没有给他们说过。他当年就在中央大礼堂旁边住着，可根本不知道在那儿开了将近一年的六届七中全会。你看，那时的保密搞得多厉害！
上层整风的情况，文化大革命中才透露了一些，我才知道延安整风原来有两个层次。1999年以后，我改行学习中共党史，看了一些材料，访问了一些老同志，例如和刘英老大姐就谈过几十次，这才对上层整风有了一定了解，并写了若干篇学习笔记，还打出来分别向当年在延安的老同学、老朋友征求意见。没想到许多人竟然说，这些草稿的内容非常宝贵，好多事情他们是读了这些笔记才知道的，并且鼓励我继续写，告一段落时一定要出版，说这对还历史本来面目很有帮助。在大家的鼓励下，我就把原来已经写出的有关张闻天的文稿和后来写的整风笔记，结集成册，出了一部《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由于现时内地缺乏言论自由，严格控制新闻出版，这部书只好拿到中国特别行政区香港去出版了。
现在看来，对于延安整风的两个层次，大概可以作这样的归纳：上层整风是进行路线斗争，反对两个宗派，确立***的绝对权威;普遍整风是改造思想，反奸审干，使人人成为党的驯服工具。如果说到具体感受，那就是：上层(间接了解)只有路线斗争;下面(亲身感受)主要是抢救运动。由于长期保密，到现在也还是捂盖子，不公布延安整风和与它有关的档案，不透露上层整风和下面抢救的具体情况，所以人们就只能按官方党史的解释去了解了。一般的说法是，它是一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一次全党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彻底清算王明路线的运动;后来又增加了一条内容，说成是反对苏联、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和干涉、取得独立自主的运动。我在《党史笔记》中就是要表明，这些说法都是不确切不真实的，有的说法完全是事后诸葛亮，是过了多年以后才编出来的。但是由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而且越编越圆全，又是众口一词，久而久之，人们也就信以为真或真假不分了。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上层整风直到现在也还被实际上列为禁区，有关档案资料成为长期绝密件的原因吧。
既然已经出了《党史笔记》，我们就可以不再多谈上层整风了。但有两个问题还需要再简单讲一下。因为这两个问题影响特别大，即使对延安整风持批判态度的人，像著名学者王若水，都受到迷惑，陷入误区。一个是，关于整王明和清算王明路线;一个是，延安整风是整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风。
关于王明路线
现在，人们一谈起延安整风，就自然提到清算王明路线，把这两件事完全给捏在了一起，无论是写书、写文章，还是开会座谈，简直是众口一词。其实这是不真实的，是建国后才编出来的。所以我在《党史笔记》中否定了延安整风主要是整王明、是清算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王明路线这种说法。因为，第一，王明并未主持或操纵四中全会，不可能在那次会上搞出什么王明路线，更不可能控制“中央码头”。这次会由米夫直接操持，管具体工作的还是周恩来。所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原想在那次会上把王明弄成政治局常委，但是周恩来不同意。后来选出的六个常委和候补委员中，都没王明的份。王明只捞了个政治局委员兼江南省委书记，分工管苏区还是周恩来。而且米夫又一直在上海坐镇。因此，王明那时并不处于可以提出和推行什么路线的地位，当时也没人说王明搞了一条什么路线。王明充其量也只是在上海换了些基层领导。到了六月份，向忠发一叛变，中央停摆了，不能工作了，大家都藏了起来。请示共产国际远东局，一商量，周恩来、王明目标太大，得离开，瞿秋白也得离开。王明就被派到莫斯科当中国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去了。1934年1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后来被说成是标志着王明路线进入高潮的全会，实际上，王明本人对这次会却是持批评态度的。而且正是在这次会上，***得以从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
第二，王明在这以前不但没有反对和打击过***，而且在1933年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维护、支持和宣传***的。他到莫斯科后，一开始是反右倾的，但同***并没有什么恩怨。后来随着共产国际态度的变化，王明也多少转为反“左”，批评博古的一些“左”的政策和对***的排挤，还着重宣传***。1935年共产国际开七大，王明代表中共发言中对领导人的排名，第一就是***，当时还是总书记的博古反而排到了第十二名。王明1937年底回国，在1938年的六中全会上他就拥护***为全党领袖。是他第一个把***说成是伟大的理论家，第一个发出“学习***”的号召。看来，王明一回国就宣称他并无夺帅印之意的话，不一定是假的。说他要篡党夺权，有取代***的野心，并没有多少确凿证据。而对这些，***也是了解的。所以王明从苏联回来，他就表示热烈欢迎，说是喜从天降。对当时王明传达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包括“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等在内，他都同意。后来王明在长江局将近一年的工作表现，确曾引起***的极大不满，但在1938年的六中全会上他还提出对王明“应当原谅之”。
第三，延安整风的头两年，王明并没有被揪出来当作批判的主要对象，即使批评，也只讲他在长江局的右倾错误。后来提到了路线的高度，说王明路线是投降主义路线，但这只是指抗战期间的问题，并不是后来人们了解的属于“左”倾冒险主义的王明路线。这后一个王明路线首先是由康生提出的，唯一的根据就是王明写了一本《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至于这本小册子怎么就变成了一条路线，到现在也没有人能够说清楚。我们这些参加普遍整风的人，不但整风期间，就是建国前很长时间也没听说过王明路线。
现在，我也算学习了五六年党史，对王明路线可以谈点个人的看法了。王明的右倾投降路线，看来是整风后期无限上纲的结果。说王明、周恩来等人在抗战初期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是可以的，但不能说长江局执行了一条右倾投降路线。至于王明的“左”倾冒险路线，也就是许多年来成为党史上定论的王明路线，其实也是莫须有。我看这是人们后来逐渐编织起来的一个大箩筐，把1931年后一切“左”的东西都往里面装的产物。许多问题不但和王明不大沾边，而且还带有极大的夸张成分，如***、刘少奇常说的，王明路线把苏区搞垮百分之九十，把白区党闹了个精光。
驳所谓整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风
把延安整风说成整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风，这就比清算王明路线的说法更晚了，大概是在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苏共二十大以后，***的思想才解放到可以谈论和批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程度。根据整风时立下的规矩，也就是舆论一律和同领袖保持一致的规矩，某些领导人和整个宣传出版系统也一下紧跟上了。有些人还利用写文章特别是写回忆录的形式添油加醋，越编越圆。最后变成了正史，全国人都得学这样编写出来的党史。其实，不但延安整风期间，就是之后，在斯大林还活在世上的时候，***和一些领导人是不是有过这种思想，都很值得怀疑。即使有一点，也是不敢说出来的。要说实际情况，延安整风不但没有反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恰恰相反，整风使用的武器正好是他们的著作和文件，以及其中所体现的精神。
对这个问题，我在《党史笔记》中已经讲过了，这里就提个头吧！第一，整风没学一篇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主要学的是斯大林的东西，并且明确规定以《联共党史》为中心材料;第二，无论是上层搞路线斗争还是下面的普遍整风，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反对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反而强调他的理论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第三，经过延安整风，普遍增强了对斯大林和苏联的景仰，“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信条和说法，从此就普及开来了;第四，整风后，共产国际早已解散了，但是我们却加强了向斯大林的请示汇报，明确提出尊苏共为上级，它的有关决定，我们不同意也要服从;第五，建国后实行“一边倒”，一切照搬斯大林模式，实行全盘苏化，直到现在也是影响很大。
光是上面列举的这几点，就可以看出，那种说延安整风是整斯大林的风，根本不合乎历史事实，都是斯大林被揭露后逐渐编出来的。
普遍整风
前面谈的上层整风，只是我事后听说并且经过好几年的学习才了解到的一点情况。但普遍整风，我可是从头到尾参加了的。不过，这方面过去人们已经讲得很多，所以我就只简单谈点个人经历。
上层整风，党史上已经正式定为：开始于1941年政治局的“九月会议”。不过这是严格保密的，我们当时和多年后都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我们参加的普遍整风，只能从1942年4月3日中宣部做出在延安讨论中央关于开展整风和毛主席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即第一个“四三”决定)算起。
张闻天找我谈话
当然，在正式开始整风前还是有些先兆的，表现在1941年的延安生活已出现很大变化，盛行于1938—39年的许多活动，像以前那种遍地歌声、经常的集会游行、纪念会、联欢会、大报告、上大课、上下一同逛街等，逐渐减少甚至消失了。有些现象，如等级制、保密制、警卫制、宣传教育的管理等，却明显加强了，开始不断改革学校和在职干部教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负责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张闻天找我谈了一次话。
大概是1941年4、5月间(具体日子记不清了。当年的日记本在抢救运动时被收缴后再没发还)，我所在的抗大三分校领导通知下来，说洛甫同志要找一个在抗大做教育工作时期比较长的干部去谈话，领导上研究后决定让我去。于是我就按照规定的日期和地点，早饭后一个人到了杨家岭张闻天的住处。从我们住的清凉山东边的黑龙沟到杨家岭，甩开大步，大约也得走一个小时。由于事先已有安排，所以我就通行无阻地被领到张闻天住的窑洞里。那时他和刘英的窑洞有相通的两孔，像住房的套间一样，里间住人，外间办公。我进门后，他们夫妇一起接见，张闻天就问起了抗大的教学情况和我对学校教育的意见。在我汇报后，他提出，过去那种学习是不是离实际远了一点，因此今后需要改变，少学点马列主义书本知识，多了解一些实际问题，比方把在学校学习的时间缩短，很快就到实际工作中去，着重在实际中学。他的谈话带有对过去学校教育过多否定的意思，这是我不能接受的。那时我也才十八岁半，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所以就毫不客气地把他的意见给顶了回去。我认为抗大过去做法还是对的，马列主义还学的不够。因为新参加革命的青年，不多学点马列主义，怎么能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永远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呢。很明显，张闻天的主要目的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并没想完全说服我，只是和颜悦色地交换意见，所以谈的还挺好，一直谈到勤务员已经打来午饭的时候，他们就留下我吃饭。
那时的等级制还不十分严格，上下的生活待遇也悬殊不大，再加上他们自己的严于律己和不开后门(有些领导人就经常接受前方缴获和境外采购的馈赠)，所以他们吃的小灶和我吃的大灶悬殊并不太大。他们有两个炒青菜，也没肉，油水并不多。我们只有一种大锅菜，都是煮熟的，没油水。主食，我们，完全是小米饭。他们却每人有四个约老秤半两的小馒头，小米饭管饱。刘英挺热情地说，“你们平时吃不上馒头，今天这几个馒头都归你，我们吃小米饭。”甭提这几个小馒头对我的诱惑力了。所以我也就毫不客气地给吃了个净光，但连个半饱都谈不上，又不好意思再吃小米饭，就只好起身告辞，打道回府了。后来我跟张闻天工作了十多年，“文化大革命”以后又和刘英来往了二十多年，还多次提到那次谈话。对我来说，谈话的详细内容是大半忘了，但那几个小馒头却始终牢记在心。
从杨家岭回来，大家都问我谈了些什么。听我叙述后，他们也和我一样搞不清是什么意思。直到近几年我改行学习党史，才领悟到这是张闻天要紧跟***的表现。根据张闻天整风期间所写的《反省笔记》上讲，大约从1940年起，***就老是批评他主管的宣传教育工作，包括经过毛看过和书记处通过的有关干部教育的文件。可见，张闻天找我谈话时说的，已经流露出***要“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意思。不过说老实话，我的感觉还是太迟钝，不但当时，就是事后也没把这次谈话和很快就开始的整风运动联系起来。
学习整风文件
普遍整风是从学文件开始的。中宣部的《四三决定》规定了十八个文件(后来陆续增加到二十七件，正式定了个名字叫《整风文献》)，包括毛主席的整风报告、几个讲话和《反对自由主义》等文章，康生的两次报告，中央的几个决定，斯大林的十八条(《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以及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要大家学习讨论、写笔记，还要考试。按照延安机关学校的统一部署，我们单位也改为半天学俄文，半天整风。说到这学文件，开始读，大家还有点兴趣，但要求学两三个月，一个文件要反复读多少次，后来就感到烦了，有的人干脆利用学文件的时间偷看别的书或学点俄文。我也是默记各种古典诗词。这种现象曾受到领导上的批评，但是并没有完全纠正过来。这也说明，延安整风创造的这种长时间学一两个文件的学习方法，有点像和尚念经，效果不见得好，可它还是一直传承了下来。
学了一阵文件后，按规定就要联系实际、检查工作了。头一段主要是给领导提意见，每天开会，还出墙报，也可以给上面写信。这阵时间，当领导干部的感到紧张，我们这些学员们却显得轻松。例如俄文队队长曹慕岳(解放后改名曹慕尧，在沈阳军区工作)，听大家提意见和本人检查就开了一个礼拜的全队大会，他自己也承认有好几个晚上没睡着觉。不过这种矛头向上、批评领导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转向各人联系自己的实际，按《四三决定》的要求，“反省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这样一来，形势又倒转了过来，群众(一般知识分子干部)开始紧张，领导干部显得轻松了。特别是进入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先是领导上抛出一批思想斗争的重点和审查历史的对象，使这些人感到巨大压力，既要在会上接受大家(主要是积极分子)的批评和回答没完没了的问题，还得不断写出书面的检查交代。其余的人，也是既要准备自己的反省，开会时还得向重点对象进行批判和提出质疑。这样一搞，没有多久就走向全面紧张，俄文学习完全停止，集中力量搞整风了。所以毛主席说，1942年是基本上停止工作搞整风的“整风年”。
批判王实味
学习文件搞了没几个月，就开始批判王实味了。
1942年三月间，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分两期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当时大家看了以后，从内容到形式(文字技巧)都非常佩服，对后来一些人发表的批评文章还颇不以为然。就在报上不断发表批评王实味的文章的那一阵，延安各机关学校发下来《野百合花》让大家讨论。一开始，我们这些学员们，几乎众口一词地同意王实味的观点。因为我们并不了解，中央是把《野百合花》当作反面教材发给大家看的。我们一个班发一份，给大家念，念完让大家讨论。讨论时，大家说，对呀！写的挺好的呀！写的都是真的呀！而且普遍认为，革命队伍里确实有缺点，提出来是有好处的。要是提出来就批评，以后谁有了意见还敢提？革命队伍不就成了死水一潭吗？大家讲得兴高采烈，振振有词。不料没过几天，领导上就动员批判了。
大家一时转不过弯来，开会没人发言。经过领导再三动员和积极分子带头，形势才扭转过来，大家才批判王实味和检讨自己的思想了。后来才知道，批判王实味是毛主席的统一部署。看了《野百合花》以后，***拍了桌子，怒吼起来：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解放日报》怎么能登这个东西！立即打电话，让他们检讨！这下子才开始组织批判《野百合花》了。我们这些人当时虽然不摸底，但是一看《解放日报》不断在大力批判《野百合花》，就再不敢表示同意它了。不管你有没有意见，也得跟着批。
那时的批判，有的是真的，也有的是假的，是为了表示划清界限;还有半真半假的。随着运动的深入，往往是弄假成真，大家的思想还真转变过来了。
其实，不光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延安的大知识分子像丁玲呀、艾青呀等等，比我们转变的还快，不到一个月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对王实味的口诛笔伐，上纲上得更高。据说只有一个萧军坚持不同意见，竟然放弃吃公粮，到农村当了两年老百姓，自食其力地种地。
在延安，前一个时候知识分子还是有很大的自由的。可后来他们为什么会突然一边倒，都跟着跑了呢？我正在研究个人崇拜问题，觉得这个现象真有点不可思议。起码说明了知识分子的动摇性，政治上不坚定，所以抢救运动一来，绝大多数人都作了假坦白，承认自己是“特务”，如同苏联的布哈林等人一样。但要是往深处研究，就会发现这种看法并不合乎实际。在抢救中一些工农分子“坦白”得更快，还出现了主动的集体坦白。再看历史，在党的队伍中，特别是在领导人中，成为烈士的倒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居多。可见那种简单贴标签的阶级分析法是很幼稚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我们学校的整顿三风，除开头几个月学文件，提意见，还谈点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转入批判王实味，就只有检查思想、追究历史、交代问题了，整风运动实际上也就变成了抢救运动。从各机关学校的情况看，大概都同我们一样，1942年7、8月后，就不再搞什么整风，而是大搞抢救了。现在许多书上写的，延安整风搞了好几年，抢救只有十多天，其实都是瞎编的，哪儿有这回事！
(六)抢救运动
何时开始
批判王实味实际上就是抢救的开始。因为把王实味弄来弄去，很快就弄成了托派、特务。王实味和托派的关系，本来是他自己早已向组织部交待了的。后来一批判，和这联系起来，他就成了托派，于是全延安就声讨托派王实味。根据那时的逻辑，托派、汉奸、特务是三位一体的，王实味也很快升级为“国民党探子”。后来的党史著作和一些积极分子的回忆，都把这件事说成是康生干的。温济泽就一直这样说，还说这是他们党委书记李言告诉他的。可是有人在李言生前问他，他却说：我是从中组部查材料了解到王实味和托派的关系，其他情况我不知道。可见温济泽说的也不是事实。其实，首先在大会上说王实味是托派的，是陈伯达。根据***天天听汇报和陈伯达是他的秘书等情况看来，这个托派很可能是***给定的，结论就是他亲笔批的。而且说王实味是“国民党的探子”，也是***的语言。王实味被打成托派后，还抓出了一个以他为首的五人反党小集团。紧接着，彭真又在中央党校抓到了“特务”吴奚如，还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讲了抓“特务”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也发出了要发现坏人(托派、日特、国特)，拯救好人的号召。随后他又在西北局高干会和康生一起批评一些单位领导麻木不仁，对抓坏人重视不够。在这种情况之下，哪个单位还敢怠慢？于是就遍地开花，到处抓起特务来了。各单位领导看到人家抓出坏人，心想咱们这儿怎么能没有呢？经过互相听汇报和交流经验，一些单位还有点比着来，好像抓的坏人越多成绩就越大。上面不断提要求，督促检查;下面既要完成任务，还想有立功表现，因此事情只能越搞越糟。抢救运动就是这样从上到下轰起来的。时间大约在1942年秋天和冬天，各单位的进度不完全相同。我们学校就是在天气还没变凉的时候，从追查历史发展到抢救的。我印象特深的是，围攻和抢救我的时候，天气既不热也不冷。当我实在瞌睡的不行答应考虑考虑，一时得到允许回窑洞睡觉时，炕上没行李，只铺着草，我就是没脱衣服在铺着的草中睡了一大觉的。而且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时住的还是在黑龙沟的老窑洞。
所以我说，那些谈延安整风的党史书，把抢救运动定在1943年7月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报告以后才开始，而且只搞了十多天就被***下令停止了，完全是睁着眼睛瞎编。想想看，当批判和声讨王实味以后，就自然从检讨思想进行追查历史了，运动一起来，很快就变成了大轰大嗡，哪儿还能搞什么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整风学习呢。咱们的党史，弄虚作假的太多了！
联系实际、追查历史，怎么个追查法呢？各单位的情况大体一样，就是每个人轮着来，交代自己的历史，好像是搞人人过关。其实不然。一般都先安排一批重点对象，而且很快就卡壳了。一个人的历史也可能一个月也搞不完，因为问题会越交代越多。有些问题还有点道理，多数问题毫无道理，本人也根本说不清楚，真是“秀才遇见兵”。一开始还有人在那里吹自己的经历呢，说自己很早就参加救亡运动了，吹着吹着，就吹出破绽了，正好让人家抓住小辫子。许多人并不想吹，但在翻来覆去的追问中，自己也会前后矛盾，甚至越说越糊涂。我们有个同学叫高中一(后改名高亚天，翻译过西蒙诺夫的《祖国炊烟》)，参加革命前在北平大同中学上过学。运动一开始，他就被当做重点对象抛出来了。学校领导组织大家追查他的历史，说问题的要害就在北平上学这段。当时我还没出问题，也被布置了任务。那时我们的同学中没有几个到过北平，更不用说上学了。所以光一个大同中学就搞了好多天，问来答去，还是一盆浆糊。多年以后，问答的内容都忘了，但当时那种尴尬场面和大同中学这个校名却印象特深，忘记不了。正巧建国后我在外交部工作，大同中学就在旁边，我的儿子还在那儿上过学。现在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要抓高中一上大同中学的问题。
我来自西安，还算见过一点城市。但有的人比我还土，竟弄出这样的笑话，向审查对象是怎样来的延安。回答说是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乘火车。提问的人立即插问：你是经过什么关系坐上火车的？那国民党的火车能随便坐吗？真是弄得大家哭笑不得。说话的人认为，火车是国民党的，参加革命的人不能坐。这说明他不但没坐过火车，也没见过火车。
其实，当时延安没见过火车的干部特别是老红军，还有的是。我在抗大的原队长曾世保，是四方面军的。他就给我们讲过：他们在从鄂豫皖向四川转移时，要晚上穿过平汉线。由于从来就没见过铁路，所以在急行军中大家也要弯下腰去摸一摸。结果大为失望。原来以为铁路是在地上铺上厚铁板才叫铁路，没想到只摸着了两根铁杠，那火车怎么能在上面走呢？
当时抛出的重点和怀疑对象，多是历史比较复杂一些，特别是在旧社会做过事情的，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的，被敌人逮捕和关押过的，以及平时吊儿郎当、爱讲怪话、表现不好的，等等。确定对象后，就由领导给分工，找几个积极分子，再搭配几个普通学员，去围攻(名义上叫帮助)一个重点，日夜鏖战，直到被围攻者“坦白交代”。如果坦白的“好”，又表现积极，还可成为积极分子，去“帮助”别人，并担负一定的领导工作。例如我们的同学兼区队长何匡，交代的就比较早。当抢救对象越来越多，积极分子越来越少的时候，他就又吃开了，不但恢复了区队长职务，还去抢救别人呢，也“帮助”过我。解放后，何匡在编译局翻译《资本论》等马列著作，后来任《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我们还常有来往。
如果说，一开始，抢救对象还是根据本人的经历、表现等确定的，但很快就靠乱咬乱供了。因为一个“坦白”了的“特务”，人们必然要追上下的组织关系，谁领导你，你们一起还有谁。光承认自己是“特务”，不交代这些，还是过不了关的。这一下就乱了套，越供越多，上面又一直坚持逼供信政策，我们学校就有一大半变成了抢救对象。只见窑洞内外，山坡上下，这里一堆，那里一伙，人们在吆喝着，劝说着，从早到晚。没想到很快也轮到了我的头上。
我被抢救
由于我小小年纪就到了延安，本来不应该有什么问题，所以一开始还被看成积极分子，跟着人家瞎嚷嚷了几天。但是，没多久，我就被抢救了，遭到一批人的围攻，而且一上来就使用了车轮战术，弄得我蒙头转向，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开始抢救高中一、何匡、卢森(他父亲是国民党海军，他平时也以海军炫耀)等人时，我还信以为真，认为组织上确定的对象没错，一定是有根据的。等抢救到自己的头上，也还半信半疑，以为出于误会。后来一看周围，垂头丧气的人越来越多，这才认定抢救运动是胡闹了。不管怎么认识，自己不是特务总是明白的。所以，他们一抢救我，我就坚决抵抗。但是他们不讲道理，什么理由也不讲，只是一口咬定你有问题，劝的劝，逼的逼，就是要你坦白。我问，你们根据什么认为我有问题，他们总是一句话：你自己的问题自己明白，不要装糊涂。于是就打起态度来了。
我为什么被抢救呢？估计是，我从家乡带出来的那两个比我小一岁的同学之一，叫史宗棠的供出了我。另一个同学叫陈克让，当时他已经上前线，后来在前线牺牲了。为什么我怀疑是史宗棠供出的我呢？因为经过几天的僵持后，学校政治处主任叶和玉找我谈话，他说：人家比你小都坦白了，你自己还装迷糊？我听后一想，那一定是史宗棠了。我们是一起被国民党抓住和关押的。他大概是顶不住，自己坦白了，还拉扯到我的身上。这只是当时估计，直到现在也不能肯定。后来我也再没见到过史宗棠，也许是冤枉了他。
那时候，只要有人一供，你就完了，立即就得交代。交代谁呢？光承认自己是特务还不行，还得交代组织关系。你讲你是特务，那谁领导你啊？你下边还有谁啊？所以，韦君宜在《思痛录》里讲，她的丈夫杨述承认自己是战略特务，还得供出领导他的是他在四川的哥哥，不然还是过不了关。而且那个时候各种各样的说法很多，什么国民党有个五分钟的突击制呀、红旗政策呀，等等。说国民党厉害着呢，抓到你五分钟，就能把你突击成特务。何况我被国民党抓了个把月！国民党怎么能对你那么客气呀？你怎么能跑得出来？从监狱里出来的人，***历来就是不大相信的，总怀疑你有问题。到底是谁供的我，不但当时不说，直到现在，组织上也不讲。但我知道，我的档案袋里是装有这种材料的。因为后来出任中组部巡视员的老同学李则望曾偶尔透露过一点我被抢救的情况。连蒋南翔对抢救运动提了意见，中央作出他反对中央审干九条的决定，一直到四十年后的1985年中组部给他作平反结论时，他才知道自己的档案袋里有这件东西。至于有些被“控制使用”了一辈子的人，大概直到死，也不知道档案里有这种要命的材料。我真想不通，为什么一定要在干部档案中长期保存这些假材料假检讨？延安撤退时，宁可“销毁”许多极为宝贵的材料，(例如连胡乔木都认为有很高史料价值的张闻天所写大事年表式的“中国革命记事”，以及从苏区经长征到延安整风时的日记和其他珍贵史料，张闻天离开延安时无法带，装成一个小箱交中央办公厅保存，经过两三年也没送交本人，解放后一查问，说是已奉命“烧了”。对此我一直以为是个谜。)但对大小干部的个人档案却不辞辛苦地几经辗转最后运到北京，长期保存下来。这又是为什么？
对我的抢救，一开始还算客气。总是说：你再好好想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了以后，一切都照旧，不会对你怎么样，还是自己的同志，只是上了国民党的当嘛;国民党这个坏东西，罪过在他们身上;你一个年轻人，辨别能力不强，跟着人家做了什么坏事也不要紧，只要说出来就好，就是自己人了;你现在在沟那边，我们一拉你就过来了，要不然，你还在沟那边。他们讲得甜言蜜语，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那些假坦白的积极分子，看架式，好像已经从国民党方面站到共产党方面来了。别人还在被抢救着，他们已经没事了，但在抢救别人时并不太积极，显得理不直、气不壮，多少有点无可奈何的样子。比如何匡吧，他也来抢救我，把我叫到山坡上，坐在那儿，他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坐上一两个钟头。最后，他说：还是放明白一点儿吧！这样，他也完成任务了，我也算被劝说了。但是两年后一甄别，他又说起真话来了，说他一开始就不相信何方那么个小鬼会是特务！
在抢救我的头几天，我还坚持和他们讲道理，软硬两套都不吃。因此，他们一个星期里就根本不让我睡觉。白天晚上都劝说审问，二十四小时搞车轮战。那时候，连煤油灯都点不起。印象中是，皓月当空，六、七个人围着我，翻来覆去地跟我说：你老实一点，等等。有唱红脸的，有唱黑脸的。有的人还讲道理，总而言之是让你不得安宁。你在那儿低着头，不说话也可以，不理也行。有时候人家提问题，需要你解答，你就答复一下。瞌睡得不行了，也回答不清楚了。
僵持了一个礼拜，人老不睡觉不行呀，我招架不住了。我说：我坦白。他们说：好，那你就好好想一想，明天把交待写出来。我一下子高兴了，回去就睡了一大觉。第二天，他们去抢救别人了，让我写材料。交代什么呢？想来想去，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我说，我忠心耿耿干革命，怎么是特务呢？在信中，我一方面表明自己不是特务，是他们搞错了人;另一方面还批评这种抢救的办法不对，恳求毛主席派人来了解情况，加以干预。
人家总是催：你写的材料写好了没有？我说：我写得慢，有些情况还得慢慢想。这样，我又可以多睡几天。他们在那儿抢救别人，我变成旁观者了。但你不能总当旁观者吧，人家还在催我写交待。于是，我就把我写的东西交上去了。交上去，一看，原来是告状信。这可坏了！第二次抢救开始了。这样一来，他们的态度不像以前了，不友好了，开始骂人。当然，我们那儿还比较文明，推推搡搡是有的，不像党校那样用绳子拴住两个手指头把人吊起来。我记得最清楚的、感到最恼火的是，一个叫邸桂芳的女同学，她是原三五九旅副旅长刘转连的爱人，把一口痰吐到了我的脸上。那简直窝囊死了，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恶心。
大概又有一个星期左右，这期间我被围攻得更厉害了。这个推你一下，那个推你一下;你才打个瞌睡，他就把你推醒，让你恼火得不行，又不敢和人家干仗。这里边有的人是已经坦白了的，也有的是还没有惹到他头上。又熬了这么一大阵后，我也“想开了”，既然上次上书毛主席都不理会，一定是被学校领导扣压了，自己已没有别的出路，就坦白吧。于是我对抢救的人们说，这次我决心坦白，他们表示欢迎，但怕再上当，怕我又写信，所以就常来检查。可我呢，确确实实又写信去了，前面写得含含糊糊。他来检查，也看不清楚。那时候也挺乱的，到底谁检查谁，谁管谁，他们不太明确。我究竟是归谁管，我也不知道，所以实际上没人管。我在信中写的内容有些还是申诉。领导上和积极分子们看了当然不承认我是坦白交代，于是又折腾起来了。
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那时，我有个同学，算是女朋友吧，但关系不深，来往时间不长，所以知道的人不多，只是我们互相有点好感，认为是朋友。那时候我在学习等各方面都表现得比较好，又给大家做时事报告，那个女同学对我挺佩服，愿意接近，非常友好。我也很喜欢她。这时连她也来抢救我了，还暗地里塞给我一个纸条，说是只要我坦白交代，朋友还是朋友。本来我一被抢救，就意识到这个朋友关系不可能再继续了。等她一来抢救，我就完全灰心了。“朋友还是朋友”，只是劝我坦白的抢救辞令罢了。所以我当时在填的一阙《菩萨蛮》里，还记得最后两句是：“挥泪向云英，表心待来生。”
提起填词，倒要多说几句。我从小喜欢古典诗词，而且好高骛远，不知天高地厚，进抗大后就开始学着作诗填词了，还不懂基本格律，就已写成了一小本诗集，上引两句也抄在这个本子里。后来抢救运动越来越紧，大约是1943年夏天，就开始搜查和收缴个人的东西了。我们当时的支部书记张开帙，在没收我的东西中也包括有这个小本诗集。但是他看不懂，问我，这写的是些什么？我当然不会告诉他。另外，他们怕我自杀，连我的一把小刀也给没收了。特别是我的几本日记，没收后不发还我，使我极为恼火。当年，我在西安被扣留的一些事都记了日记。我很早就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不管每天有多么忙。到延安以后，也是把学习、劳动都记了日记。这些东西没收后再也没归还我。我一怒之下，作了两个大改变。一是从抢救以后，再也不记日记。但后来由于工作的需要，总得作点工作笔记。不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这些工作笔记，包括东北地方工作和外交部时的工作笔记，又被抄走了，也是泥牛入海，一去不复返。二是再也不学写诗填词了，所以“文革”初期外交部没收我的东西中就少了这一项，积极分子们批斗我时只能在我抄写的旧诗词中做文章，而找不到我有什么“反诗”了。
当我决定坦白交代时，却不知道要坦白什么？真费脑筋呀。当时人家具体地问过我，有时候也提示，比如你究竟是“复兴”还是“CC”？在这里还可以插个故事，是我的老朋友王维之在未印行的《回忆录》中写的。说是1943年12月25日陕西关中地委(驻栒邑县马兰镇)开防奸动员大会，参加的有三四千人。延安派来调查部局长师哲作动员报告。坐在王维之旁边的一位姓白的工农干部问，“标语上复兴社后面的那两个半拉子圆圈是什么意思？”王告他，那是两个英文字母念CC。白听后一拍大腿说，“糟了，我坦白加入的是东西南北的西。”其实我也并不比这位老白强多少。这两个组织是怎么回事，我并不知道，到现在也还是不清楚。但是不知怎么搞的，当时想来想去，竟然觉得“复兴”比“CC”强一点儿，“CC”大概更坏，因此我就承认是“复兴”了。这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也真复杂，除了CC、“复兴”以外，还有什么军统、中统、蓝衣社、三青团等一大堆，随你挑。我挑了个“复兴”，但怎么能说清楚呢？由于领导人和积极分子们自己也搞不清这些特务组织，所以只要你承认是某个组织的特务就行，他们并不深究。即使有人问到，你只推说人家没讲这些，也就蒙混过关了。严重的是紧接着就要追查组织关系，这是最难办的了。抢救的问：是谁介绍你参加的？或者你的领导是谁？这个问题更费劲。我想，我决不能陷害朋友和熟人。但是你不说，又不行。于是我想来想去，认为白区大概不会搞抢救，就说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一个人。那时候，我还记得他的名字，现在已经忘了。在办事处是他给我办的手续。我就说，是他介绍我参加复兴社的。我说，他介绍我时，没对我说复兴社是怎么回事。究竟加入了以后干什么事情，他说以后再通知我。就这样，算是马马虎虎过关了。我也不知道被我供出的同志后来是否因为我的招供倒了霉，受到什么影响。但我一直认为，这次假坦白和咬别人，是我生平犯的一次严重的政治错误，一辈子都感到惭愧和丢人。
过了关以后，我回去越想越不对头。怎么能做出这种荒唐事情呢？不但害了自己还害了别人！精神上的压力比坦白前还厉害。所以过了不到一个礼拜，我就坚决推翻了。但不是说推翻就能推翻的，也得写材料！再叫我写材料的时候，我就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复兴社，我完全是因为自私自利、个人主义，为了自己睡觉，为了过关，瞎胡编了一气，实在对不起党，对不起同志。这个决心一下，再怎么折腾，我也决不再承认了。所以我从那次坦白中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后来反而长期成为“死顽固”的抢救对象。
这样僵持了一年多，一会儿紧，逼你交代问题，劝你坦白;一会儿松，又不检查了，叫你去劳动。不过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实行三人同行制。平时不准随便离开学校，出去劳动的时候，开荒种地是集体行动，掏茅坑抬粪，也要“好坏”搭配，三个人一起。我推翻原来的交代以后就一直在那儿挂着。紧的时候，硬着头皮顶住;轻的时候，我就找一些闲书看。例如抬粪的时候，我就带本《红楼梦》，有空就看，没空就背。这些倒没人管，也还有点小自由。因为戴上了特务的帽子，所以也没人敢理我。我感到很孤立，就用死记硬背一些古典诗词来自我消遣。后来，女朋友和一个高级军官结了婚，我也无动于衷。
到了1943年7月的时候，兴起了一阵声势更大的抢救运动，规模已经超出我们学校的范围，参加校外的坦白大会了，还到中央大礼堂看过几次示范。有一次，军委系统在王家坪的桃园开坦白大会，我们俄文学校属军委系统，当然要参加了。大会由大家叫他参座的叶剑英主持。他作动员，号召失足的人坦白。我们校长曾涌泉在那儿领呼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主席台两边设有“光荣席”，桌上摆着香烟茶水，看来很简单。其实这香烟在延安可是个稀罕的东西。这以前，听报告或开大会时，有些人总是抢着坐在前面一排，为的是拣点儿烟头。例如像毛主席等吸烟的中央领导，他们虽然够节约的，但总会剩点烟屁股扔到地下，这时坐在前排的人就可偷偷用脚把那烟头勾过来，拾起装在自己的口袋里，回来就和几个烟友一人抽一口。但是“光荣席”上的香烟吸引力并不大，许多人被积极分子连拖带拉就是不上去。人们也来拉我，我也坚决抗拒。直到前些时候(2003年)，我的老同学蓝曼还开玩笑，那次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何方抱着一颗小桃树，怎么也不松手。有一批人上去了，不晓得有多少人，我也看不清。他们被拉上去，坐到了光荣席上。即使你没有坦白，坐在那儿，大家一看，也会以为你坦白过了。一坦白，就算“光荣”了，还可以抽一支烟。但是我坚决不上光荣席，抱着小桃树死不撒手。让他们嚷嚷去，嚷嚷完了总得散会。
这样时紧时松地抢救搞了一年多，被抢救的人占了一半以上，其中大多数都作了坦白交代。其实，外面有些单位比我们整的还凶。毛主席在中央党校的报告(1943年8月)中就说，一个行政学院，除了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都是特务，学生中也是过半数。另外像军委三局的电讯学校，一共二百多人，就挖出了一百七十个“特务”。1939年我在抗大毕业时，组织曾想调我去这个学校学习，由于我不同意，也就没有去成。那时还比较民主，注意征求个人意见。
抢救运动的实际情况和现在一些党史书上说的并不一样。毛主席既没有下令停止，“审干九条”下来后抢救也还在继续，而且花样翻新。例如1943年底，也遭到抢救的我的同班同学邓友民，这老兄还真多才多艺，除专长美术外，还会作词谱曲，编了个歌子叫《放下包袱过新年》，好人“坏人”都得唱。我现在还会唱第一句：“同志！你的背上有个大包袱。”后面的大意是，它压的你喘不上气来，赶快坦白交代，丢掉包袱，欢欢喜喜过新年。一直到1944年才平静下来，由领导和少数积极分子关起门来搞甄别，不漏风声，非常神秘。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个甄别法。当时只是感到抢救的暴风雨停止了，人们在一起都是沉默寡言，谁也不去打探，即使问到，人家也不会说。被戴上帽子的人，只好等候命运的安排了。
甄别前后
1944年开春，延安的机关学校先后停止轰轰烈烈的抢救，开始搞甄别了，但许多单位关起门来的抢救还在进行。而且甄别也只是少数人的暗箱作业，知道的人很少，根本不是中央后来说的是什么群众运动的一个阶段。这个甄别大概搞了一年多，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还没完全结束，有些人例如成钢、王里等人的“五人反党集团”，蒋南翔的“反对中央九条方针”，是一直到xxx平反冤错假案，才给做了结论的。在这一年多里面，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一个一个地搞平反。不知他们是怎么个甄别法，也不和本人见面，过了一阵就拿出结论和你谈。我的问题应该说并不复杂，但也是过了几个月，差不多是半年以后才再找我谈话，亮底。大意是说，你不是政治问题，抢救你的原因是由于你有自由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意识等等。我一听，就是瞎编的，当然不干。我说，自由主义怎么能变成政治问题，你们不是批自由主义，是当特务抢救的呀！他们(政治处主任、组织干事等)解释说，那是非常时期，国民党要打进来了，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就容易混淆了。我说，你们当时可是说有人供我，人家比我年轻都坦白了，现在又扯到思想意识问题，明明是给你们找借口，不但不承认搞错了，还要给我留尾巴，我是绝对不同意的。结果谈了好几次，互相都没说服，我就拒绝在结论上签字，另写了自己的保留意见交了上去。直到现在，这个没本人签字的结论还放在我的干部档案袋里。这一套说法后来还一直传承了下来，整错了人总是事出有因，留点尾巴，领导仍然一贯正确，积极分子自然没责任。
别人的甄别是怎么进行的，我不知道，但是估计情况差不太多。经事后了解，许多人觉得，结论说没政治问题，摘掉了特务帽子，就已经很满意了，至于抢救的原因，如历史复杂、有些事过去没向组织说清楚，还有隐瞒，以及指出思想意识的什么毛病，这些都不管他了，所以还是痛快地签了字。还有些人，是组织上给挂起来了，不知是特嫌问题没解决还是本人态度不好。其中有的是离开延安后，经过或长或短的时候，才给做的结论，也有挂了一辈子的。
为什么要在延安停止大规模抢救搞甄别呢？看来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是抢救实在搞不下去了，不停也得停。不少单位，越抢救特务越多，直接影响到各方面工作特别是中央的领导。例如通讯系统大部分人被打成特务，使中央和各地的联系中断了好几天。再搞下去，恐怕就会乱了套，物资供应都可能受影响，领导人自己的吃饭都可能成问题。边区政府不是被李维汉整得总务处的勤杂人员在老处长的带领下集体坦白成“特务”了吗？通讯部门的一千多人还不是1944年春节由王铮带着，用给毛主席拜年的办法，让毛亲自给集体平了反。毛的说法是，这次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个澡，结果灰锰氧放多了，烫伤了你们娇嫩的皮肤，现在我向你们敬个礼，你们要回去好好工作。另一方面，坦白了的那一堆“特务”，也并不安静，今天这个翻了案，明天那个又反复了，弄得单位领导十个指头要摁十多个跳蚤，疲于奔命，狼狈不堪。再加上关押重要“特务”的保安处等地方早已人满为患，老一套的逼供信办法也越来越不灵了，自杀的人日有所闻，恐怕是实在抢救不下去了，只好收兵。
二是领导层的态度越来越不一致。周恩来、张闻天和林伯渠等，本来就不相信，只是初期不便多说，也无处可说。等到抢救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有点搞不下去了，他们就分别向领导核心的任弼时反映了有关情况和意见。其他中下层领导提意见的也不少，如蒋南翔。朱德、陈云、王稼祥等人好像是一直作壁上观，实际是不同意的。有些领导人，经一年的抢救，已日益看到抢救搞的不对头，起码是严重扩大化。任弼时就是听了大家的意见后改变了态度。据刘英说，连当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主任的刘少奇后来也逐渐怀疑起来了。这不能不促使***重新考虑，最后还是同意了在延安停止抢救运动、进行甄别。积极搞抢救的康生、彭真、李克农等，也只好服从了。1943年12月22日，中央书记处决定在延安进入甄别是非轻重的阶段。
三是国际干预。也是在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以私人身份写亲启电给***，里面除委婉地建议不要减少对日军事行动，不要放弃国共合作政策，不要因为周恩来、王明执行了国际路线开展对他们的斗争等以外，还特别提到延安的肃反，说康生是个可疑的人，他搞的肃反是从内部瓦解党，在为国民党服务。***对来自苏联方面的意见，当然不敢怠慢，收到电报后立即亲自写了回电，说我们没有削弱对日斗争;国共合作的方针并没改变;周恩来有很大进步，我们也没有开除他的打算;不过王明一直在反党，是不可靠的;而康生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他的部门也不管审查干部。电报发出后，回来一想，觉得不妥，第二天又赶快找苏联驻延安的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特别解释了国共合作和对王明的态度问题。并且接连几天找弗谈话，还特别宴请了苏联联络小组的成员，又赶快给季米特洛夫发了第二封电报，感谢他的指示，表示一定要按他的指示采取措施。后来毛主席也果然在一些政策和作法上有了很大改变，例如愿意和国民党重开谈判;明确做出结论，说王明、博古是党内问题，四中全会和临时中央不再是“篡党”，因为得到国际批准，承认是“合法的”;特别是停止延安的抢救运动、开始做甄别工作。虽然不少单位还在抢救，但延安原来的那种声势总是有所收敛，就可能有应付苏联耳目的用意。不管怎么说，在我们学校，虽然许多被怀疑为特务的人还没有解放，但已经不搞抢救，不再实行三人同行制，大家可以松一口气了。***惟一没接受季米特洛夫意见的是对康生的态度。他也一直信赖了康生一辈子，使康生这个佞臣成为中央领人中没有被他整肃过的一个少有的例外。
在我看来，季米特洛夫的来信是延安抢救运动得到刹车的决定性因素。许多党史书和积极分子写的回忆录上说，是毛主席发现抢救有问题就下令停止了。这当然是没有根据的瞎编。因为他们说毛主席在1943年7月康生作《抢救失足者》报告之前，就已经察觉到抢救扩大化了，并对彭真、李克农说，要彻底纠正这一错误。但是实际情况却是，正好在这之后，延安掀起了抢救运动的最大高潮。彭真、李克农主管的中央党校和社会部，逼供信搞得更凶了;中直机关在揪出柯庆施后还逼死了他的妻子曾宪兰;刘少奇分工主管的民委，特别是中央妇委，大部分干部被打成特务，包括一些领导人如凯丰、邓洁等的妻子;我们军直机关也不断开坦白大会;《解放日报》仍然连篇累牍和大张旗鼓地报道抢救和坦白的新闻。总之，连半点“纠正”的影子都看不出来，还谈什么“彻底”？另外，最大的反证是，***本人8月8日在中央党校的报告，不但不提纠正扩大化，反而继续鼓吹特务如麻，说党校已经挖出250个特务，他估计不止此数，恐怕有350人，还举出我们前面谈过的行政学院的例子。特别是直到十月份，他老先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还说边区已抓到特务七千，恐怕有一万人，各根据地合起来就是十万特务大兵。这哪里有半点纠正的意思？所以我说，咱们的党史书和写党史的人，不光是不顾事实，不讲实事求是，而且不怕前后矛盾，不怕别人抓辫子。为什么呢？因为搞党史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明知没人敢抓辫子，就是想抓也找不到一个讲理的地方。这就使写党史的人敢于或不得已睁着眼说假话了。
官方党史上还说，停止抢救搞甄别，是由于中央8月15日发出了九条方针的《审干决定》。不但前面列举的事实已经否定了这种说法，而且审干决定的基本精神还是在宣传特务如麻和介绍延安的抢救(也就是无法无天的逼供信)经验。你看，文件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特务之多，原不足怪”，还特别强调特务“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规定整风审干要延长到1944年。这个决定的作用，显然不是停止抢救，而是把抢救向各地推广。事实上也是，在中央不断的电报和派人督催下，华北根据地直到1944年才开始了全面整风和肃反。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如任仲夷、刘建章、李尔重等在北方局党校挨打受罪，正是1944年春夏。邓小平主持的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一些地区的乱斗乱捕，甚至发展到个别单位采取镇压和杀人的做法，直到中央1944年5月13日发出纠偏指示才停下来。这个指示还指出，在延安、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直到1944年3月还犯有严重的逼供信错误，有的整风班内竟使用了24种肉刑和变相肉刑。可见1943年8月15日的《审干决定》不但没起到停止抢救的作用，反而是火上浇油了。1943年12月22日书记处关于进入甄别阶段的决定，也只有延安部分单位执行，大多数并没有照办，中央也没有督促检查，事后更没追究。至于华中，在《决定》发出之后，经过中央和刘少奇的几次指示，有几个地方却按照延安作法开始了大抓特务，只有领导较开明的几个地区顶住，应付过去了。
不说敌后根据地，就是陕甘宁边区，像绥德专区和抗大总校，那里的抢救运动也是在《决定》发布后才大干起来的。九月份，我还在中央大礼堂听过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和专员袁任远他们组织的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学生组成的“坦白运动先进典型代表团”的报告。连毛主席眼皮底下的延安抢救重灾区中央党校，据薄一波、曾志等领导干部的回忆，直到1944年3、4月，也还没有停止严刑逼供和关押拘禁的作法。不知中央那次纠偏指示的批评中，包括不包括中央党校。不过在这以后，彭真他们还是很神气的。
说老实话，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甄别的。根据抢救时候的情况看，不但各级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们，就是中央领导包括***、刘少奇等在内，恐怕都并不清楚国民党的特务系统和日本人是怎样搞特务的。要不然，为什么能对逼供出来的东西就轻易相信呢？这可不是个别现象和短时间的事，而是搞了两年，抓到了成千上万的特务。他们也不想一下，或者稍为研究一下，无论是CC、复兴，还是中统、军统，为什么同一个系统的“特务”，“供词”却不一样？因为这些人的供词都是自己编的，并没有在一块儿商量过，也绝不允许这个人去看那个人的“供状”。因此只要把几个人的材料拿到一起加以比较，就一定会看出破绽，发现矛盾，怎么还能相信呢？***不是很注意调查研究吗？许多人的材料他一定看过(例如连曾志写的申诉信他都看了)，但是为什么对下面报上来的数字和具体的人，以及所附的有相关材料，就完全相信无疑，还要不断加码呢？如说中央党校的“特务”不止是抓出来的250人，恐怕是350的数。
我估计，下边干部肯定比中央更糊涂，大概没有几个人了解特务组织是怎么回事，只要他们觉得可疑或者有人“咬”，他们就死活当成特务来抓了。只要本人“坦白交代”，写出材料，存入档案，他们就算完成任务。至于这些交代是真是假，和另一些人的交代有没有不同的地方和矛盾，看来他们并不知道，而且也不打算知道，所以也就不去研究。现在要甄别了，他们大概只能：一是找那个“咬”的线索，进行所谓调查，无非是抗大去找鲁艺，鲁艺来找抗大;二是检查为什么会怀疑某个人，把那些疑点翻出来再倒腾一遍。如果某人情节本来就简单，咬他的也只一个，而那人的经历又不复杂，还完全翻了案，那这个人经过所谓甄别，就可以被看作没有政治问题，应该摘掉特务帽子了。但结论还不能做得太快，免得被人看成草率，所以总还要磨蹭那么几个月，表示郑重，然后再是几个人一起找你谈，像是很严肃认真，还要说明党对你的负责、关怀和宽大，让你感恩戴德。我个人大约就属于这类。但有些人由于历史比较复杂，或者组织上和积极分子们原来提的疑点自己也消除不了，咬人的关系一时搞不清楚，于是这些人就被挂了起来，结论上写明某个问题还没搞清，需继续审查。还有些人，在日本投降后已不能不分配工作了，只是在结论上注明“特嫌”或“控制使用”，但不和本人见面，本人甚至一辈子也不知道。所以这甄别工作，对挨整的人来说，实在是性命攸关;对某些做甄别工作的人来说，却有点像“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了，大笔一挥，可以让你背上一辈子黑锅。复旦大学的成钢，他的“五人反党集团”就是在他死后才得到平反的。
不但甄别是一堆搞不清的糊涂帐，而且在这之前搞了一年多的抢救本来就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因为许多人都说，延安抢救出了一两万特务，其实都是假的，没有一个真特务。就是那些为抢救辩护的领导人、积极分子和官方党史学家，也只能玩文字游戏，把抢救运动叫审干运动，还说成是完全必要的，缺点只是扩大化，责任还在人人可打的死老虎康生，但却讲不出半点事实根据，如抓了多少特务，姓甚名谁。实际上，这场殃及全党和所有解放区(没有大干的也得试点应付)的抢救运动，说不清的问题和值得怀疑的地方还多的是。例如像***、刘少奇被大家称为英明的领导人，怎么会长时间相信有那么多特务，延安抓了一万五，各根据地合起来共有十万特务大兵，白区的党又多是“红旗党”。要真是这样，那共产党和它领导下的政权、军队，不就早垮了台？***还能稳坐小朝廷、向全党发号施令？恐怕连抢救运动都搞不起来，一搞就会垮的。像刘少奇、彭真这些长期做白区工作的领导人，怎么能相信白区的党竟然是红旗党？有些过去一起战斗过的同志竟然是特务？在中央党校等重灾区怎么能学国民党的办法对自己怀疑的新老干部实行酷刑逼供？为什么经中央批准从北平草岚子监狱履行发表反共声明等手续后出狱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在抢救运动中安然无事，还成了积极分子，而竭力营救他们并没有坐牢的柯庆施反而被当做特务抢救？在抢救运动中恐怕存在着许多官方党史学家永远说不清的玄机。例如，这里有没有派系斗争的成分？抢救是不是也为了威慑，对大批知识分子和一些心中不服的人来个下马威？整风抢救是不是有点搞权术？把白区党打成红旗党是不是为了敲山震虎，对付周恩来？像这一类问题，谁又能解得开？又如对王明，一个晚上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先是中央已正式取消了对他的同志称呼，酝酿着作为党外的问题处理。前面我们谈过的***亲笔答复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也说王明是个可疑的人，被捕后承认了党员身份才被释放等。但是回去一想，觉得不对头，这样会得罪斯大林和苏联，所以赶快转变，在紧接着给季的第二封电报中，就提出对王明的团结方针，不久又正式做出承认王明是党内问题的决定，还在七大上百般设法把他选成中央委员。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季老代表斯大林和苏联的干预，王明大概会被定为大叛徒被关押起来。说老实话，我就一直不信***、刘少奇一口咬定彭德怀里通外国是他们的真实想法。我也不信包括***、周恩来、朱德、陈云、陈毅等，除陈少敏以外的所有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会真心认为刘少奇是内奸？给美国还是英国当特务？总之，***思想指导下的党内斗争和司法制度，实在太复杂、太诡谲了。
如果套用毛主席的说法，1942年是整风年，1943年是审干(实即抢救)年，那1944年就是甄别年了。不过这甄别只是少数人的事。至于大家呢，上半年除一些政治学习外主要就是劳动生产;对多数人来说，重点已转为俄文学习。学专业，大家是欢迎的，也显得很积极。但整个空气仍然沉闷，生活也活跃不起来，还是有点万马齐喑。你想，抢救者和被抢救者，揭发者和被揭发者之间能和好如初吗？就是被抢救者之间，或者为了避嫌，或者也闹过什么别扭，反正大多互不接近。1944年下半和1945年上半年是在闷闷不乐地学习俄文和生产劳动中度过的。许多人在等着作结论，已做出结论的一些人则希望早日离开学校奔赴前方。回想起来，那一年的生活真是平淡如水，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中央开了将近一年的七中全会，我们根本不知道。七大的召开，也没引起人们的兴奋。可是不久，真是老天有眼，没想到日本宣布投降了。大家这才欢腾起来，到处烧篝火、敲洗脸盆、又唱又跳，热闹了好几天，然后就分头准备，盼望着尽快离开延安了。
(七)告别延安
轻装上路
日本投降后，延安从上到下都有点人心惶惶，原来那种正常生活一下被打乱了。人们在兴高采烈、欢庆抗战胜利的同时，就是急切地等待着组织上宣布自己到哪儿去，什么时候走。我们学校几乎没人想到自己还会留在延安。所以那些天，课也不上了，生产劳动也不搞了，还不断杀猪会餐，学员的活动几乎没人管了。大家都各自收拾行李，处理一切带不走的个人所有书籍和被褥等用具，尽量筹措一点可归个人支配的路费。我的马列书籍不少，也保存完好，但只能当废纸卖，一斤卖不到一毛钱。我虽然不再记日记了，但学习笔记本还是很多，也都一起当废纸卖了。比较值钱的是我从西安带来已经用了七八年的被褥和几件破旧衣服，因为延安长期遭受封锁，这些东西显得紧缺。买的人都是闻风而来的老百姓。那些天，南门外新市场的人也陡然增多，一堆一堆地在讨价还价。我们这些同学过去都没有卖过东西，更不会讨价还价。特别是老百姓伸出手来，要和你袖口对袖口用手指头在袖子里讲价钱，这就抓瞎了，根本无法对付。和我一起去买东西的同班同学阎明智(阎宝航的长子，阎明复的哥哥)，人家一问价钱，他脸先红了，竟答不出一句话来。所以头两次，我们都是把东西扛去，放在地上，半天卖不出去就又扛了回来。不过最后我要处理的东西还是贱价卖掉了。那时公家规定，凡离开边区的人，可以将边币换成银元，所以我也换成了五块大样。
就在这忙忙碌碌处理东西的过程中，也就是日本宣布投降后的一个星期，外语学校开全体教职学员大会，宣布第一批去东北工作的人员名单，由俄文系和英文系合组成一个工作队，共二三十人，分两个班，其中就有我的名字。8月28日上午，***一行乘飞机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下午，中央就在八路军大礼堂开会欢送去东北的干部。会议由朱总司令主持。他先讲了毛主席去重庆的事，说有许多同志担心毛主席的安全，这是中央一再考虑过的，为了以防万一，中央已决定在毛主席回到延安以前由少奇同志代理主席。接着就请刘少奇作指示。刘的讲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我和你们一样，对东北的情况并不了解，谈不上什么指示，一切靠你们自己去闯，闯关东。他的意思总的说来，就是东北关系重大，一定要拿到我们手里。会后第四天我们就整队出发了。没有统一的制服，各人只背一个简单的行李，如几件准备御寒的衣服和日常生活用品如水壶、搪瓷缸之类。一同出发的有多少队，我不清楚，只知几十个队编成一个干部团，团长是张秀山。
9月2日一早，太阳刚出来，我们外语学校二三十人的东北干部队，就在队长刘端祥率领下集合出发了。全校的男女老少都来到东关飞机场为我们送行，都说是我们先走一步，他们随后就会赶来。许多人还表现出来羡慕的意思，特别是那些被抢救后甄别结论还没下来的人。这第一批出发的人，都是年纪比较轻、历史简单的人。我虽然还不满23岁，但已算老气一点的人了。加上当过助教和常作报告，所以大家就推举我向送行的人作告别讲话。现在我已记不起当时讲了些什么，但是根据当时的心情，肯定不会说出对延安和学校有什么留恋的意思。因为整风抢救弄的我一肚子气，却并没有动摇我革命到底的决心，真有股“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劲头，准备牺牲在前线，让你们这些抢救的人看看，何某人是一条心还是两条心。当何理良等同学说要我保重时，我的回答是“没打算活过25岁”。这句话的印象特深，直到最近还和包括何理良在内的一些老同学谈起。
就在这个简单的仪式后，我就甩开大步、头也不回地向东走去，明显地表现出有点情绪，这是送行的人也看得出来的。这一去就是半个世纪，直到1997年才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去参观了一趟壶口、延安、黄帝陵。
回顾延安
个人终究在延安生活了整整七个年头。更重要的是，延安是奠定我一生走向的出发点，也是我开蒙的学校，所以那些年的经历，喜怒哀乐，总还是时常在脑子里翻腾着。一方面是欢乐兴奋的回忆，另一方面又是不愉快的反思。这是因为，延安生活分为两个阶段，整风前的几年是生动活泼的时期，整风后的几年则是舆论一律的沉闷和多半处在抢救戒严的时期。这是我在前边的叙述中已经说过了的。另外，我在最近还写了一部书，叫做《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利文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分上下两册)。书里一大半是谈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的，所以这里就用不着再回头去谈这两个时期的具体情况了。但是有几点想法还是需要在这里简单重复一下，也算是给延安生活来个结尾。
第一，什么是延安精神。
建国以后一直在宣传延安精神，后来还成立了一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但是什么是延安精神，却有不同的说法，起码我个人到现在还是弄不清楚。看一些正统的党史书和许多领导干部的纪念文章或回忆录，都把延安精神归之为整风，而整风的基本精神又是实事求是。这种说法本身就不够实事求是。对抢救运动，恐怕没有一个人敢说是实事求是的。就是上层整风，先说王明只是在武汉时期犯有一些原则性错误，但不是路线错误;后又说他执行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一会儿说他是党外问题，一会儿又说他是党内问题。最后还由于一本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化而斗争》，把苏维埃后期的四年“左”倾定名为“王明路线”。这大概也不能说是实事求是吧。至于整风的方式特别是抢救运动，更不是和风细雨、治病救人，而是实实在在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所以许多把延安精神归之为整风的书籍和文章，多是讲些空洞的道理，不大谈具体过程和事例。像一直担任领导工作的曾志，她是从头至尾参加了延安整风的。在写纪念延安整风的文章中，她可以把延安整风说得很伟大，但只是空洞的几句话，如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之类。一旦具体描述，就不但残酷无情，而且简直就是血淋淋的了。不信，请看她的《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
另一种是普遍的群众性的理解，把延安精神看成就是艰苦奋斗。这也许有点简单化，但它总比把延安精神只归结为整风，还是要朴实和有益得多。确实，艰苦奋斗贯穿着延安生活的两个时期。后一个阶段，虽然等级制已日渐正规，但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连吃小灶的首长，生活也还是艰苦的。过分强调延安生活中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确实有点偏激。所以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实在是应该继承和发扬的，特别是对那些享受的特权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们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工农大众倒是一直在艰苦奋斗着的。
不过我认为，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延安精神中，还必须包括整风前，特别是1938、39年，那段生动活泼时期体现出来的相当程度上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因为被整风整掉的这些东西，在六十年后的今天，反而感到更加宝贵了。
第二，整风和抢救的关系。
抢救运动不光彩，这是没人能够否认的。所以整风后就一直被列为不准谈的禁区。“文化大革命”前谁能看到这方面的材料呢？“文化大革命”以后是可以谈论了，但是除了某些“野史”，也就是少数民间的个人所写文章外(由于档案没有解禁，他们也无法了解全面的真相)，正式党史和一些人的“回忆录”，不是把抢救说成整风中一个短暂的插曲，就是把抢救和整风说成两回事，甚至还编造出来一个文理不通的“审干运动扩大化”。审干是经常进行的工作，怎么能搞成群众运动？就算搞成了运动，审干也是对每个干部都应该做的，怎么会发生扩大化？难道是指扩大到非干部的工农群众中去了？是这个意思吗？说实话，咱们的党史有许多问题是经不起考究和推敲的。
实际情况是，抢救运动是普遍整风的主要内容，无论从时间还是情节上看，两个都是分不开的。拿时间来说，从1942年年中开始，直到抗战胜利，抢救运动的甄别阶段还没完全结束。拿事情的经过来说，整风一开始就要联系实际，交代历史，写反省笔记，查小广播，抓坏人，互相揭发等等，虽然还没有用抢救的名词，但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所以连胡乔木也承认，抢救不是一个短时间，大概有两三年。党史书上把抢救运动说成只搞了十多天，只是整风中一个小小的支流，不是在睁着眼睛说假话吗？
第三，延安整风的影响。
我只想再谈两点。一是延安整风为我们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管理创建了一整套百年不变的模式，直到现在我们还坚定地遵守和执行着。例如，政治上的一党专政和一元化领导体制、有人治而无法治，以及等级制、特权制等。再就是对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实行舆论一律，决不允许有言论出版自由和舆论对党政的监督。
二是延安整风做到了对干部的思想改造，使所有干部确实都变成了党的驯服工具，成为***的崇拜者和***思想的服膺者。以我个人来说，我在整风和抢救中是倒了霉的，情绪上的不满一直存在。但说也奇怪，经过延安整风，我反而对党中央特别是毛主席更加尊重和信仰了，成为***个人崇拜的忠实信徒。虽然我长期以来实际上并不懂得什么是***思想，但却一直做着宣传***思想的工作。我看，不仅我等小干部，就是大干部和大知识分子也一样，整风后都更加忠于***，还积极参与制造***个人崇拜的工作了。我对整风的反思和对***个人崇拜的认识虽然有个渐变过程，但真正的变化还是“文化大革命”以后。
这就是我对延安岁月的回顾，也算是对延安的历史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