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女兵回忆延安抗战

几年解放后，他觉得革命胜利了，工作干完了，就回老家了。后来我们在天津工作住在迪化道时，他还来过我家，住了好久，帮着我们做饭。延风长到三岁时，1946年，才第一次吃到糖，是牟决鸣从重庆给捎来的。那年底，胡宗南要进攻延安，我们全部撤离。我把延风放在一只筐里，驮在一匹老马背上，跟刘竞雄同志一起，走了14天，从延安走到了晋西北。求人帮我烧了块热砖，我的腿脚才暖和起来1948年延安从胡宗南手里收复后，我们晋绥军区平剧院的一些人又奉命回到延安。我们住到了宝塔山面向城南的半山上。那时我怀上了大女儿。当时，宝塔山下比较热闹，有卖米酒的，卖西瓜的。因为贺龙同志的副官给过一达一点儿钱，还给过他罐头，所以，我怀大女儿的时候，吃过两次西瓜，喝过两次米酒，还吃过一次罐头。多少年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简直好吃极了。我怀孕不到九个月，好像要生了，单位的人就把我抬到乔儿沟去了。鲁艺原来就在这个乔儿沟村里。那时，延安中央医院已经没有了，只有离城七里地外的乔儿沟有这么个临时医院，是由几个大夫凑成的一个医疗小组。我住进了临时医院，却又没事儿了。大夫说，你就住着吧，要不，走了没几天，又得把你抬回来。我就住下了。没想到，住了快一个月，才生了大女儿。这个临时医院里的一切都是临时的，条件非常差。我住的这间病房，拐弯里间窑住着彭德怀的爱人蒲安修和张经武的爱人杨刚，我记得她们都在那儿割痔疮。外屋炕上四个都是大肚子孕妇，等着生的。加上我，就五个产妇了。炕上睡不下，就给我在炕边搭了块木板，铺上草，我就睡在那上面。挨着我躺的是这边炕上的洪红。她爱聊天，跟我说这说那的。我记得她说她最喜欢花布，一见到花布就走不动了。那一个月，这些产妇们天天住在那儿，却一个都不生。每天都准备着，可是每天都没情况。最后，入冬时节了，竟然集体行动，一晚上就生了四个。我是那晚上的最后一个。轮到我生的时候，已经没有干燥的消毒巾什么的了，所有东西都是前几位产妇刚用过的，现洗现消毒。用在我这儿，完全湿冷冰凉。我在凌晨时候生下了大女儿，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快两天了，我的腿脚都是冰凉的。我只好求人给我烧了块热砖，找些烂纸烂布包裹，放在我腿下，我的腿脚才慢慢暖和起来。这次生完孩子后，孩子由产妇自己带。不像生延风的时候，有正规的延安中央医院，有婴儿室，有窑洞里面的通道。这次在乔儿沟，条件差得远了。我睡的那块木板很窄，因此我老担心孩子会被我挤掉地下去，我就没法儿睡觉。刚生了孩子，我们所有产妇就都得自己用凉水洗尿介子——没有热水，冷得不行。11月的初冬季节，病房窑洞里也不生火，夜里给孩子换尿布，实在太冷，我就蒙着被子跪在床上，把我和孩子都盖住，黑着眼儿摸索着换。我在医院住着时，一达工作忙，顾不上来看我。原来说派个小鬼到医院来，后来也没来。生完了后，一达来医院看过我一次。那年代，我们那群产妇，没有人想到过生孩子时丈夫应该在身边什么的。过了几天，这群产妇一个一个都出院了，大夫也让我出院了。回到宝塔山上的家里，已经进入北风呼啸的季节。可是我们挡风用的门帘子被人偷走了。但比起在乔儿沟，享福多了。因为组织上发了炭火盆。张一然同志看我们有月孩儿，便说他不烤火，把他那份炭也给了我们。我们因此可以多烧些炭，把窑洞里烧暖和些。不过，月子里要上厕所的话，还得出门外拐到山坡下。呼啸的寒风，吹得人很冷。大女儿就这样来到世上。因为她是在乔儿沟出生，我们就给她起名叫“乔乔”。三个月后，乔乔就离开了她的出生地。1949年初，快胜利了，组织上让我参加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让一达参加当年的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我们就带着大儿子延风，组织上给雇的保姆唐来春抱着乔乔，跟好多人一起坐上一辆大卡车，从延安到了北京。几十年后，宗璞戏称延风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建国后我又生了三个孩子，条件一次比一次好。在天津工作时，生了小女儿津津和二儿子明明。在保加利亚工作时，生了最小的孩子——小儿子卡林。那是我的第五胎，一点儿没受罪。条件之好，比起在延安，真是天上地下了。大女儿乔乔后来在北京上了育英小学。她从小能歌善舞，很有艺术天赋，体育也好，个子不高，到了中学却是校篮球队主力，还是乒乓球三级运动员。多年后随丈夫住到美国去了。小女儿津津也在育英上小学。那时她们俩每个星期六一起从学校回家来，总特别高兴。看见我在洗洗涮涮，津津就抱着我的腿，抬头望着我，说：“我的勤劳的妈妈，我的勤劳的妈妈……”我虽说劳累，但心里却非常高兴，孩子多乖呀。津津后来当过记者，又随丈夫去深圳发展，非常能干，成了优秀的企业家。我的二儿子明明小时候最乖。星期六去北京芳草地小学接他回家，在车上，他看见绿灯，就说：“妈妈，绿灯可以回家。”孩子喜欢家，我心里满足极了。回到家里，给他一张纸、一支笔，他就能自己趴在桌前，画这画那，一画半天，真坐得住，一点儿都不淘气。这孩子到现在还是坐得住，自己搞陕北文化历史传承的研究。小儿子卡林从小爱学习，上学做作业一类事情，从来不用父母操心。他后来成了科学家，在加拿大搞地球物理。孩子们小时候的时代，不讲消费，育英小学和芳草地小学的老师，对孩子的教育，都是要艰苦朴素，穿衣服最要讲究“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孩子们的衣服上，总有补丁，过年才可能有新衣服穿。老师还教育孩子们仔细、节约。津津在育英的班主任老师叫朱凡，有时候周末，她怕孩子们把节余带回家的粮票弄丢了，就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地，都给他们缝在衣襟里。战争年代我们自己带组织关系，怕丢了，就都是这样缝起来。朱凡老师是从西柏坡走来的，带来了老传统。我差点儿送给老乡的大儿子延风，长大后做了几十年少先队工作，成为青少年教育专家。他当过北京市少先队总辅导员。那时候北京有八十万少先队员，延风的表姐宗璞就戏称他是“八十万禁军教头”。看着延风整天忙来忙去的，我想起：当年黄灼为革命工作，在延安送出去的那个孩子，抱到老乡家不久就死掉了；白焱送给老乡的女儿，建国后找到了，曾接来北京同住。但女儿不习惯城市，又缺少与生母的亲情，住了不久，竟自回陕北农村去了。2002年，延风和乔乔到延安去，找到了自己的出生地。当年的延安中央医院，还有大门洞立在村口。延风站在那里，可以远远眺见山上的排排烂窑——那些从前的病房。而当年的产房，已经夷为平地，不见踪影。乔儿沟村里，当年的临时医院，毫无记载，乔乔只能看着旧屋错落，猜测当年产房。而那寒冷的病房是哪一孔窑洞？已经无从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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